殖民帝国开发与商业贪欲：法国革命史摘要

本土狭小的葡萄牙和荷兰只保留了它们原有领地的一部分；前者占有巴西以及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港口，后者占有安的列斯群岛的部分岛屿、圭亚那的一部分、好望角、锡兰以及爪哇和马鲁古。相反，西班牙不仅继续占有它的属地，甚至还通过占领加利福尼亚和取得路易斯安那而有所扩展。在加利福尼亚，出现了旧金山这个新兴城市；在路易斯安那，有了直达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和新奥尔良城；因此，西班牙控制了墨西哥海湾和加勒比海的全部海岸，以及其腰带状群岛中的两块宝地。来迟一步的英国和法国为占有北美、印度和小安的列斯群岛进行了争夺。法国遭到了失败，只保留海地、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法兰西岛；1783年，法国收复了圣卢西亚岛、多巴哥以及塞内加尔的几个口岸。所以，法国虽然受到了损失，却保住了大部分食糖生产。而且，建立不久的大不列颠帝国似乎被美国的独立运动所震动，对印度的征服已暂缓进行。英国占有孟加拉，逼迫乌德向它纳贡；加尔各答的地位超过了孟买和马德拉斯。但是，继瓦伦·哈斯丁之后的康沃利斯在致力行政改革的同时，休兵歇战，拒绝支持受迈索尔邦铁普苏丹进攻的尼扎姆。另一个同样可怕的敌手似乎是辛提亚，他控制着马拉塔封建王公的联邦，并被蒙古可汗承认为世袭执政官。尽管如此，英国的兴盛在欧洲是不容否认的。

所有这些殖民帝国的开发都主要是为了满足商业贪欲。每个宗主国都从自己的殖民地攫取它所缺少的东西，并在那里推销它的部分出口产品；宗主国原则上禁止殖民地种植和创造与自己竞争的产品，禁止殖民地同外国进行贸易，并强制使用本国的船只。这就是法国的所谓“专营贸易权”。因此，欧洲在海外不仅具有必买其产品的顾客，而且还取得活跃其经济的两种主要资源：贵金属和热带产品。

拉丁美洲提供世界四分之三的金砂开采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银矿。随着波托西矿的枯竭，白银主要来自墨西哥。自从一些德国人整顿了阿尔马登矿的开采后，新的矿藏接连被开发，水银的价格下跌了一半，而产量却在1760年后猛烈地增长，并于1780至1800年间达到了年产九百吨的高峰。相反，用淘洗法取得的黄金产量下降了，虽然巴西和非洲的几内亚沿岸新增加了黄金开采。

粮食种植在发展着，畜牧业在潘帕斯草原也有所发展。为了出口皮革而于1778年开放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开始繁荣起来。但真正为欧洲人感兴趣的只是热带作物：首先是甘蔗，然后是咖啡、可可、棉花、靛蓝和烟草。巴西的食糖、咖啡和棉花补充了西班牙殖民地的供应不足。香草、奎宁、洋苏木、桃花心木等当地的植物产品也属出口之列。被迫定居和从事强迫劳动的印第安人提供了绝大部分劳动力。卡洛斯三世原则上解除了印第安人在矿里的“徭役”，解散了把他们集合成村子以从事种植业的“土著定居村”；实际上，以墨西哥的雇工为例，他们的雇佣条件同奴隶制很少有差别。此外，土著居民要纳付直接税，官吏们勒令他们购买从欧洲运来的、强行摊派的工业品。由于许多印第安人为逃避压迫而移居沼泽或山林地区，人们还使用了更能经受苦役的黑人奴隶。然而，据洪堡估计，黑奴的人数并不多；他认为在拉丁美洲一千六百万居民中，黑人占百分之五，印第安人占百分之四十七，还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混血儿”。

安的列斯群岛、路易斯安那以及北美从佛罗里达到马里兰的大西洋地区都没有矿产，那里的热带作物占绝对优势；马斯卡林群岛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大部分食糖和咖啡来自安的列斯群岛。英法两国把这些岛屿当作最宝贵的殖民地而珍爱着。美国出口烟叶，但还没有棉花，棉花从“海岛”引进只是1786年的事情。在安的列斯群岛，原有的加勒比人已被消灭干净，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在殖民主的压迫下向内地迁移；于是，这一地区的全部经济就建立在黑人奴隶制的基础之上。根据洪堡的材料，黑人约占安的列斯群岛居民的百分之四十；这个百分比似乎小了一点，因为据奈克尔的估计，黑人约占法属各岛居民的百分之八十五；路易斯安那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居民是黑人，美国至少也有五十万黑人。

从1790年起，估计每年有七万四千名奴隶被“黑奴贩子”运到美洲。非洲成了新大陆的“乌木”仓库，在欧洲人的劫掠下，非洲的居民正急剧减少。被装运上船的黑人一部分死在海上。白人有时也通过他们开辟的口岸同当地的土著进行交易，但他们并不力图征服土著居民。在亚洲，他们长期采用这种纯商业的办法，即不用通过武力征服，而是向当地王公购买开辟口岸的许可证，开展贸易活动。直到十八世纪，这个方法还部分地保留着。此外，美洲原有的许多享有特权的公司，除在加拿大留下少数几家从事皮毛收购外，都已不再存在，而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却始终保持它们的垄断权。因美洲战争而债台高筑的联合省东印度公司摇摇欲坠；卡龙于1785年重建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皮特于1784年改组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占着主导地位。

这些公司在远东售货较少，而购货很多。在四年里，法国公司的出口额为七百万里佛，购回的货物则达五千万里佛。英国公司在同期只卖出少量毛织品和五金产品，却买进棉纱、靛蓝、食糖、大米以及大量的硝石，每年的贸易逆差达二百万英镑左右。贸易垄断没有扩展到中国：1789年，在停靠广州港的船只中，除去五十艘英国船和五十艘从事邦际贸易的印度船以外，还有二十五艘挂不同国旗的船只。但贸易也出现了逆差：中国人只买少量的鸦片，却卖出成箱的茶叶、瓷器和漆器。所以，欧洲人在美洲大发横财，在亚洲却相反入不敷出。各公司的股东们并没有因此吃亏：他们把货物重新售出，从自己的同胞那里取得巨额利润。(www.xing528.com)

在大革命前夕，荷兰人和英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他们像在美洲那样对当地的土著进行统治，直接剥削土著，不必再运送黑奴。荷兰人强迫马来人必须在他们的垦殖园进行劳动，强制农村种植某种作物，并征收一部分收获。英国公司垄断着食盐、鸦片和硝石的贸易，同织布商签订有利可图的预付合同，尤其代替失势的王公们征收土地税。公司经纪人的敲诈勒索甚至在英国也引起了愤慨；这在克莱武案件和瓦伦·哈斯丁案件中均有所披露，他们两人因以往的功绩而受到了宽恕；但从已暴露的事实看，他们下属的胡作非为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在亚洲没有“奴隶贩子”，但这里所用的办法不能不令人想起西班牙冒险家在拉美曾用过的那些手段。

雷纳尔教士在其《东西印度哲学史》一书中强烈谴责了征服者的暴行。他们的统治同奴隶制简直一模一样，这使宗教界和慈善界开始看不过去了。长期以来，只有基督教公谊会单枪匹马地谴责奴隶制；后来，一些哲学家也开始说话；最后，于1787年在伦敦成立了一个“黑人之友会”，1788年在巴黎建立了分会。维尔倍福斯和皮特对该会的纲领颇感兴趣，因为这纲领并不要求立即取消黑人奴隶制，而是主张通过废除黑奴买卖使奴隶制逐渐消失。至于殖民体系，由于这同政治家和商人的利益关系甚大，所以没有考虑放弃它，何况，还有人为殖民体系进行辩解。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或北美开战寻衅、侵城掠地的行为，在大陆各国人士中找不到很多辩护者。但是，在关于拉丁美洲的问题上，有人反驳雷纳尔说，混战的被禁止以及在工具和经济方面的显著进步，这对土著人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大家公认，尽管有饥荒和病疫发生，土著的人口还是增加了。有人举出为减少弊端而进行的改革，提到一部分种植园主的仁慈，以及教徒们的热心相助，例如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士曾经把印第安人召集到他们的“教会”中进行教育。有人声称，富裕的和受过教育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儿正形成着中间阶级的萌芽。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本土的欧洲人或当地的种植园主都并不扶持殖民地，他们在殖民地发展生产无非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从不考虑提高土著人的地位，以为把天主教强加于土著人就足够了。西方的语言和习俗通过交往、利益和社会分化得到了传播；充满种族偏见的白种人对被同化了的土著，甚至对他们生下的混血儿，仍然一概予以排斥。可是，大多数被征服者从没有完全逆来顺受。他们把外国语改造成为“洋泾浜”，秘密地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例如，圣多明各的服图教——甚至还保留他们的司法习惯。

白人不在热带亚洲和非洲定居。气候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西方公司的大批士兵和经纪人在那里因病死于非命。这与美洲和马斯卡林群岛的情形大不相同。在那里，除官吏和军人外，还生活着种植园主、商人、技工，以及各行各业的地位不一的“次等白人”。其中的许多定居者在当地传宗接代，因而到十八世纪末，土生土长的白人便大大超过来自宗主国的白人。

据洪堡估计，西属美洲约有百分之十九的居民是白人；在墨西哥，他认为欧洲出生的居民约占百分之七。据奈克尔的计算，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白人仅占百分之十二，还有百分之三的有色人种自由民。可是，少数的奴隶主面对绝大多数的奴隶，天长日久就难免要出危险。奴隶不时揭竿而起，进行暴动。图帕克·阿马鲁于1781年在秘鲁举行起义；提拉唐代斯于1792年在巴西被处决。

种植园主对黑奴经常的行凶闹事和此起彼伏的暴乱深感恐惧。在他们看来，这是与制度本身不可分割的缺陷；在适应这种状况的同时，他们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因而逐渐摆脱对宗主国的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