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自然辩证：创立与演进

一、自然辩证法的创立与现代演进

1.自然辩证法的创立

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既是在自然科学发展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事实材料和实验手段，从而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全面进展，开创了科学的文化世纪。在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一些主要部门相继由经验领域进入理论领域，即由搜集材料阶段进入到整理材料阶段，由分门别类研究进入到研究自然界的相互联系，由研究既成事实进入到研究过程变化，由研究力学的因果关系进入到研究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本质。

19世纪涌现的各门自然科学重大理论成果，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辩证法。与此同时，德国古典哲学的最著名代表人物黑格尔从其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批判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和经验主义倾向。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和哲学两个方面的重大进展，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研究和阐述自然界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应该说，关于自然界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提出的，但马克思的主要精力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方面，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创立主要是由恩格斯完成的。

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正在进行关于生理学和比较解剖学的研究，发现30年代以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处处显示出自然界的辩证性质。信中提到了细胞理论的建立、能量转化的发现、胚胎发育显示的生物进化等科学研究最新成果。这封信被认为是记载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第一个历史文献。⁽¹⁾

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信中提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物体的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²⁾这封信反映了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学说的第一个全面构思，也是他准备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的起点。在这封信基础上，恩格斯写了《自然辩证法》全书的第一篇札记《自然科学的辩证法》。

从1873年5月到1876年5月的三年里，恩格斯全力投入探索自然辩证法的工作，写出了2篇论文94篇札记，其中一篇论文是1875—1876年间写成的《导言》。《导言》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全书的精髓，它生动地总结了近代科学的成长和发展，特别是自然观的变化和发展，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本性，正确地指出“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存着并消逝着”。⁽³⁾

1876年5月，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需要，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的请求，暂时放下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转而写作《反杜林论》，以从理论上回击杜林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直到1878年8月，恩格斯才又继续进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写了8篇论文、75篇札记和2个计划草案。就在恩格斯准备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全书写作之际，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去世了，恩格斯不得不再一次中断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而去整理出版《资本论》。这一次的中断最后遗憾地成为终结，直到1895年8月5日逝世，恩格斯都没有能够再进行《自然辩证法》的写作。现在我们读到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实际上是由181篇论文、札记和计划草案组成的手稿汇编。

尽管恩格斯没有能够最终正式完成《自然辩证法》的著作，但是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被实际地建立起来了。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恩格斯通过对自然科学特别是19世纪自然科学最新发展成果的哲学概括，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内容以及辩证法规律和若干范畴；通过对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总结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批判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论述了科学认识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恩格斯还根据唯物辩证法原理，对自然科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科学的预见，例如关于原子可分、生命本质、各门学科的交叉点上必然产生新的边缘学科等，都得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事实的有力佐证。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手稿在1925年以德文原文和俄文译文对照的形式在苏联第一次正式出版。接着，《自然辩证法》日文版（1929年）、中文版（1929年）、英文版（1939年）等多种文字的版本也相继问世，关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辩证发展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了。

2.自然辩证法的现代演进

进入20世纪以后，以物理学三大发现（X射线、放射性、电子）和两大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革命，开创了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自然科学在继续研究宏观低速运动层次的基础上，向上拓展到宇观太空高速运动层次，向下拓展到微观原子内部结构层次，涌现了宇宙学、粒子物理学、分子生物学等一系列新兴基础学科，向人类展现了全新的自然图景和科学图景。自然界各种不同物质运动之间的相互转化和内在统一的客观规律，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依存规律被不断地揭示出来。同时，现代科学革命带动了现代技术革命，进而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最终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并带来人类物质生活、社会关系、精神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极其深刻变化。这既为自然辩证法的基本理论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也极大地丰富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基础和研究内容，使它的发展获得了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其中，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与自然辩证法的现代演进关系最为密切。

（1）科学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体而言，科学哲学要探讨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逻辑，科学理论的提出、检验和评价，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思维的形式、要素和特点。同时，在进行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也不绝对排斥考察科学的社会本质，不绝对排斥对科学的本体论研究。(www.xing528.com)

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形成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1922年，石里克担任了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归纳科学的哲学”讲座教授，1926年卡尔纳普也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以他们两人为首，形成了科学哲学的维也纳学派（始称石里克小组）。维也纳学派建立起逻辑经验主义（前期也叫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科学哲学，其基本特征是同时强调理性的最核心基石——经验和逻辑。逻辑经验主义主张，只有可能得到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的命题，否则便是一串空洞的、无意义的语词排列。因此，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就是可证实性原则。哲学的变革、改造，就是要坚决“拒斥形而上学”，使哲学像经验科学一样精确。哲学的任务就是运用逻辑主要是数理逻辑的方法，对科学语言进行分析，揭示其经验性。除此之外，哲学就再没有别的任务了。

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逻辑经验主义虽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但一直被奉为标准的科学哲学，占据着科学哲学的统治地位。50年代以后，这种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也称证伪主义）取代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正统地位。波普尔以分界问题和归纳问题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主要支柱。在分界问题上，他提出可证伪原则以取代逻辑经验主义的可证实原则。他认为，任何科学理论必定能推演出有可能在经验中受到检验或反驳的结论，并且终将被证伪，被更好的理论所取代。永远正确、不可反驳不是理论的优点，而是伪科学的特征。在归纳问题上，波普尔认为归纳既不能发现知识也不能证明知识。从单称观察陈述中不能得出全称的理论命题，从已知的观察中不能推出未知的事件。因而他提出猜测和反驳的方法，即通过试错法提出各种尝试性假说，并进行理性批判和经验检验，从而选择出暂时具有较高逼真度的理论。

批判理性主义以证伪取代证实，但证伪的基础依然是经验，运用的方法也主要是逻辑分析，因而在本质上还是属于逻辑主义的类型。对逻辑主义传统进行彻底变革的，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历史主义考察科学的视角与逻辑主义很不相同，它主张从科学史提供的史料出发研究科学，也就是以历史取向替代逻辑取向，以发展态度取代静止态度。他们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历史的产品，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的事业，社会的事业。科学是集团的产物，只有科学共同体才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和批准者。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信念体系，其提出、接受和变更，不是靠逻辑的论证，也不是靠经验的证实或证伪，而是由于科学共同体的“格式塔转换”⁽⁴⁾。从而，社会学和心理学被历史主义者引进了科学哲学领域。

科学哲学的理论和学说丰富多彩，但其发展的基本轨迹是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逻辑主义着重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和准确。批判理性主义可以视为是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他们主要是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对科学进行逻辑的分析，力图对逻辑主义进行“理性重建”。历史主义是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和历史考察上，认为只有逻辑的考察不能准确地理解科学。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认识到，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各有片面性，希望探索一条把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综合起来的道路。同时，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也在发生变化，它从原先“过于强调科学的本质和含义的精神方面转向人类更广泛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科学、技术和道德价值，科学的社会意义、科学和宗教以及科学的局限性等方面。”⁽⁵⁾

（2）科学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科学社会学是在社会大系统的背景下，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或社会事业，着重考察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1931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科技史大会上，苏联代表格森作了题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报告，系统论述了牛顿力学的产生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以及与生产发展的关系，引起强烈反响。报告突破了科学史研究的“内在论”模式，启迪人们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新视角考察科学，催化了科学社会学的面世。

在格森报告的影响下，以英国剑桥大学为活动轴心的左派“无形学院”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其中心人物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贝尔纳系统地探究了自然科学史、科学的社会作用、社会经济因素对科技发展的作用等问题，并在1939年发表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在书中，贝尔纳指出：“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一方面，“科学显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社会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决不单单是由于对智力活动的任何估价而产生的。”另一方面科学发展又依赖于社会经济的需要，“不管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大的阻碍，要不是由于它对提高利润有贡献，它永远不可能取得目前的重要地位。”⁽⁶⁾贝尔纳这部著作被认为是科学学的奠基之作，并且直接影响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

伦敦国际科技史大会的影响波及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默顿也把探索的目光投向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于1938年发表了题为《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博士论文。默顿以17世纪英国社会的科学职业及科学兴趣中心转移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怎样受到以新教为标记的特殊价值关系培育而出现。这篇论文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野，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学在美国诞生的标志。

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科学社会学经历了一个休眠蛰伏时期，并在60年代走向成熟。默顿学派以及受他影响的学者，陆续发表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集中讨论科学体制、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关系，讨论科学家的行为模式、科学交流体制、科学奖励制度等问题。特别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计量学创始人普赖斯和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库恩，都对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普赖斯在1963年的《大科学，小科学》一书中，运用数量统计和分析方法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分析科学研究中人力、文献、经费的统计数字，说明科学事业的指数增长规律，说明现代科学已经成为与以往“小科学”有巨大区别的“大科学”。他创建的科学计量学带来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新工具，他提出的“大科学”概念成为现代社会普遍使用的词汇。库恩在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既是科学哲学的著名文献，同时也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著作。库恩在书中提出了“范式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科学共同体概念，认为科学中的不同范式是不同科学共同体观察某一类科学问题的总观点，科学的发展就是范式的转变，范式的转变伴随着科学共同体的兴亡。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欧洲，出现了与美国传统的科学社会学有所不同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英国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注意宏观研究，着重考察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条件、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法国以巴黎学派为代表，关注微观研究，着重研究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科学信念的形成，主张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这一研究在30多年的发展中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已经出现了对科学技术进行多维视角审视、多种途径探索的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学科群。在国际上，人们称之为STS或S＆TS，国内许多学者以科学技术学或者科学的文化研究来称呼。

由于当今世界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更由于技术以及由技术支撑的各种工程活动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对于技术的哲学和社会学反思也越来越重要，许多学者把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技术领域，并根据技术发展的自身特点开展了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当然，就当前的情况看，单独的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与单独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相比，在研究上要滞后一些。同时，它们的研究存在很多相互借鉴、交叉、渗透的地方，常常无法对它们的边界作出明确区分，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社会学的名称。在我国，学界普遍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社会学是自然辩证法学科在现代发展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除了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社会学之外，自然辩证法在现代中国的演进和发展还有其他许多交叉学科的支撑和推动，自然辩证法已经成为融汇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成为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利用自然、正确理解和变革发展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