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鉴真学研究述略及中日差异与学术研究现状

扬州鉴真学研究述略

李尚全^[1]1

内容提要:本文对扬州鉴真学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简述了中日两国在鉴真研究方面的差异，论述了鉴真研究在中日交往中的作用，以及今年来学术界对鉴真研究的情况。

关键词:鉴真　鉴真学

一

近读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一书，在汪向荣写的“后记”里，提到这样一句话，说:“早在百年前，黄遵宪就指出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落后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2]鉴真的研究，更是如此。^[3]孙蔚民指出，鉴真由于“传布中国文化到日本去，在日本释、俗各界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负有盛名;在他的本土——我国，除宗教界和学术界部分知识分子外，则尚未为广大人民所知晓。关于鉴真和尚的文字资料，国内过去除了唐李肇《国史补》中有数十字的简短记述，《全唐诗逸》中辑有高鹤林出使日本时悼念他的一首诗，和宋僧赞宁《高僧传》中的一篇传记以及少数诗歌、笔记偶然提到外，很少留有记载。连扬州、江都等地方志书中，对他的事迹也未曾注意采录”。^[4]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中日邦交尽快实现正常化，鉴真开始引起政界的高度关注。

郭沫若曾把中日两国关系概括为“两千年玉帛，一百载干戈”。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本道端良秀博士写过一本书，书名叫《日中佛教友好两千年史》。他在这本书里说，日中两千年友好的历史，是以鉴真为代表的两国佛教徒共同创造的历史，他作为佛教徒，对日本佛教徒没有阻止日本军政府发动的侵华战争，深感内疚，并代表日本佛教徒向中国人民忏悔。

在日本历史上，佛教发挥过重要作用，从飞鸟文化到天平文化的200多年间，日本政府以佛教建国，这一方略，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所以佛教文化已经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周一良在给《中日文化与交流》第一辑写的一篇题为《中日文化的异与同》的论文里指出:

我们一方面看到日本谚语中反映出来的日本文化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同时还须看到另一种现象，就是佛教影响之大超过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我根据臼田甚五郎博士监修的《谚语辞典》，约略统计一下，与佛教有联系的谚语达五十余条之多。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如在“对狗讲《论语》”之外，表示对牛弹琴这个意思的，还有“馬の耳に念仏”“豚に念仏”“猫に經”，这些谚语都是利用佛教词语形成的。中国谚语说“孔子门前卖文章”，日本也有类似的谚语:“孔子に悟道”。但是，更通用更常说的，却是“对释迦讲经”(釈迦に經)、“对释迦念心经”(釈迦に心經)、对释迦说法(釈迦に説法)。中国把诸葛亮当作智慧的象征，所以说“三个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与此相对称的日本谚语，却是“三人凑起来抵得文殊菩萨的智慧”(三人寄れば文殊の智慧)，因为在佛经里，文殊菩萨是智慧的象征。还有一句相当于我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谚语，也是举的文殊菩萨，说“文殊も智慧のこぼれ”。中国形容喜悦时说:“他乡遇故知。”日本谚语里表示困难中得救的喜悦是“犹如地狱里遇见佛爷”(地獄で仏に逢つたょぅ)。我们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用自然风物比喻社会现象。日本有一句近似的谚语，说平时有机会对某件事耳濡目染的人便很容易学会:“寺庙附近的小孩不学也会念经”(門前の小僧習ゎ小奴經を読む)。

这说明，佛教文化已经渗透到日本国民的血液之中，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全面理解日本文化。

二

正因为佛教文化与日本人民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水乳交融在一起，难割难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佛教徒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的重要性。1951年9月8日，美国主宰的旧金山会议，在没有前苏联、中国、蒙古和缅甸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非法的《对日和约》，以及威胁亚太和平的美日《安全条约》。1952年2月，美国政府又与日本吉田政府签订了美日《行政协定》，与此同时，日本吉田政府又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日华和约》。8月，在檀香山，美国政府又主持召开了“美、澳、新理事会”，提出了建立一个和“北大西洋公约”相类似的、以日本为核心的“太平洋公约”计划，它的军事责任范围从白令海峡经阿留申群岛、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到新西兰，而以朝鲜为前哨，所以美国不愿意尽快结束朝鲜战争，让东北亚进入和平建设的年代。针对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制造的紧张局势，1952年3月，中国政府以宋庆龄、郭沫若为首的13名爱好和平的人士，接受印度和其他友邦人士的建议，联名邀请亚、澳、美各地太平洋沿岸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士共同发起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日本吉田政府拒绝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但日本文化界和学术界积极响应，冲破吉田政府的重重阻挠，排除万难，赴北京，准时参加了10月2日到13日的正式会议，中国佛教界在会议期间，委托赵朴初居士向日本代表赠送了一尊象征和平的药师佛坐像，请他们转赠日本佛教界，拉开了中日两国“民间佛教外交”的序幕。从此以后，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界与日本佛教界展开友好互动。

1953年，北京创刊《人民中国》日文版。日本佛教界成立“中国俘虏殉难者慰灵执行委员会”，僧人大谷莹润任会长。7月10日，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广济寺，接见了以中山理理为团长的“第一次护送中国在日殉难烈士遗骨代表团”，并向日本佛教界赠送《宋藏》论释30卷。1954年9月，赵朴初又在北京广济寺欢迎来访的日本僧人大谷莹润长老一行。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日益活络，积极配合政界、商界、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对日交流，成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支重要的民间外交路径。

1955年，赵朴初第一次到日本去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京都市的市长来找赵朴初，并亲自开车把赵朴初送往大谷莹润长老处，赵朴初从此开始了“同日本佛教界朋友的接触”。^[5]在赵朴初的积极活动下，1957年，日本佛教界各派著名长老、学者，组成亲善使团访华。1960年，赵朴初对日本佛教界朋友说:“我们共同纪念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好不好。”后来他回忆说:“有好题目才能做好文章。这是个好题目，日本佛教界的朋友很愿意做这件事。这样中国佛教界和文化界与日本佛教界共同纪念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当然我们中国做了很多纪念的工作。但是日本就不仅是1962年，而是1962年、1963年跨年度的纪念活动，他们叫做‘鉴真年间’，在日本它不仅是一个纪念活动，而且形成了全日本范围内的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在日本一直延续到1964年。”^[6]

中国佛教界、学术界和文化界，也在1963年举办了鉴真圆寂1200周年的纪念活动。由此可知，鉴真在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1972年秋，郭沫若在北京赋《沁园春》词，热烈祝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在这首词中，就提到了鉴真的名字。词曰: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

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

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

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同寻常。

岂容战犯猖狂，八十载风雷激大洋。

喜雾霁云开，渠成水到，秋高气爽，菊茂花香;

公报飞传，邦交恢复，一片欢声起四方。

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1980年3月，鉴真塑像回扬州家乡“探亲”，随后到北京展出。为此，邓小平在4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1版上，发表题为《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的文章，对鉴真为中日友好做出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赞扬，全文如下:

在中日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他应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之请，以百折不回的毅力，经过五次东渡失败，双目俱盲之后，终于到达了日本，完成了他的使命。

我前年访日时，在奈良唐招提寺见到了鉴真塑像，诚如历代诗人学者所赞叹的，它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性，表现出鉴真的坚强意志和安详风度。一千二百余年来，日本人民把它作为国宝，精心保护和供奉到今天，值得我们敬佩和感谢。

现在，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文化界和佛教界人士，把国宝鉴真像郑重地送来中国供故乡人民瞻仰。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它必将鼓舞人们发扬鉴真及其日本弟子荣睿、普照的献身精神，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事业作不懈努力。(www.xing528.com)

5月4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又发表了题为《千载一时的盛举》的社论，对鉴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全文如下:

凝聚着中日两国人民深挚情谊的鉴真大师像，在日本政府和文化界、佛教界的支持和帮助下，于四月十三日回国巡展。继在鉴真故乡扬州展出以后，今天将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剪彩仪式，以供首都人民瞻仰。日本人民精心保护和供奉了一千二百多年的鉴真大师塑像这次回国巡展，不仅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发展史上的一件有重大意义的盛举。

在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鉴真大师是一位做出重大贡献，值得永久纪念的高僧。世所皆知，我国盛唐时期经济发达，政局稳定，文化艺术繁荣，出现过前所未有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特别是地理相邻的日本，不断派遣使节、留学生到当时的长安来，观摩吸取唐朝的文化。经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恳切礼请，著名的律学大师、扬州大明寺住持鉴真毅然决然东渡日本。鉴真大师抵日后，受到日本政府和僧俗群众的盛情欢迎。日本皇室委托鉴真立坛授戒。他确立了日本的施戒制度，成为日本佛教律宗的开山祖。他在日本除传佛教外，还积极介绍中国的文学、医药、雕塑、绘画及建筑等，对日本奈良天平时代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两国人民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正在开创崭新的局面。既然一千多年前中日两国在科学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借鉴能够如此密切，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在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条件下，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包括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等，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必将向着新的广度和深度继续发展下去，以造福于两国人民，为东方的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鉴真大师当年是抱着“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的献身精神去日本的。他历经艰险，六次东渡，五次失败，百折不挠，历时十一余载，以致双目失明，而终遂心愿。鉴真大师和日本僧人这种抱着坚强的信念，“踏破瀛海千层浪”，排除种种困难、阻力和障碍，全心全意完成自己使命的精神，应当发扬并值得我们学习。

日本人民出于对鉴真大师的尊敬，千余年来，完整地保护唐招提寺及其所珍藏的古代艺术品，日本政府把鉴真干漆夹纻像尊为国宝，使后代人有瞻仰和欣赏的机会。这种尊重文化遗产的态度，令人敬佩。同时，它也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这是极其珍贵的。我们向日本人民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日两国的友谊大夏，由于鉴真大师坐像回国巡展而增添了新的琉璃宝瓦。我国华国锋总理应大平首相的邀请，将于杜鹃花盛开的五月访问日本。我们深信，通过中日两国人民日益频繁的友好往来，必将不断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建立起更加牢靠持久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亚洲及世界和平和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1998年11月28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指出，“我在少年时代就知道，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唐朝，我的家乡扬州的鉴真和尚不畏艰险，六次东渡，百折不回，终于把中国的佛教、医药学、建筑和雕塑传到日本，成为当时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位杰出代表”。^[7]

2008年5月1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本奈良会见日本奈良县知事荒井正吾和奈良市长藤原昭时表示，“奈良是日本著名古都，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的法隆寺和唐招提寺见证了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史，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长期以来，奈良各界朋友秉承友好传统，热心开展对华交流，为发展中日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当前，中日关系发展势头良好，这将为两国开展地方交流、扩大各领域合作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弘扬鉴真大师的精神，继续推动中日友好。我们也希望奈良抓住机遇，发挥优势，为中日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8]

2007年4月12日上午9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邀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为时半个小时，其中至少两次提到扬州及鉴真和尚东渡弘法的历史。他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五次渡海失败，以致双目失明，但他仍矢志不渝。他第六次东渡成功时已66岁高龄。鉴真和尚把他认为能济世度人的佛法传到日本，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前后花了12年。他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温家宝还说:“在扬州大明寺鉴真纪念堂有一座石灯笼，是1980年日本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亲自送来，亲自点燃的。这盏灯与日本唐招提寺的另一盏灯是一对。这对灯火至今仍在燃烧，长明不灭，遥相辉映，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光明前景。”^[9]

三

在1963年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期间，中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现代佛学》《扬州师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有关鉴真研究的论文。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汪向荣，和扬州师院院长孙蔚民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但由于“文革”的干扰，他们的研究专著没有及时出版，惠及学术界。后来，“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缔结，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迸发出新的活力，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日本人民依然崇敬曾为缔结中日文化血缘关系而渡海献身的鉴真大师。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时，唐招提寺的森本长老请求奉送鉴真和尚像‘回国探亲’，得到了邓副总理面允。一九七九年四月，邓颖超副委员长访日时，森本长老再次表达了上述愿望，邓副委员长当即表示热烈欢迎。令人高兴的是，如今的许多条件比起十多年前纪念鉴真大师圆寂一千二百周年时好得多了。可以预料，鉴真像‘回国探亲’，必将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中的又一件盛事。”^[10]

正是1980年烟花三月，鉴真像回扬州“探亲”活动的推动，鉴真学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在国内再次悄然兴起。中华书局在1979年8月出版了汪向荣校注的《唐大和上东正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79年9月出版了孙蔚民的《鉴真和尚东渡记》，吉林人民出版社在1979年10月出版了汪向荣的《鉴真》。尤其是作为鉴真家乡的扬州市，政界、宗教界和学术界互动，在办好鉴真像“回国探亲”的重大活动的同时，1980年3月，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和扬州师院历史科共同编辑了《鉴真研究论文集》，把1963年学术界发表的13篇重要论文编辑成册，又请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代会长赵朴初题写了书名，并撰写了一篇题为《鉴真——中日文化史上的不朽人物》的文章。这四本学术专著的相继问世，奠定了30年来鉴真学的基石。从此以后，有关鉴真的学术论文、论著、通俗读物，日益增多，到2010年10月，徐凤仪搜集1963年以来，中日两国学者发表的有关鉴真的文章，编辑成《鉴真文化大观》上下两巨册，240多万字，由此可领略到鉴真学的热度将越来越高。

扬州大学作为鉴真家乡的一所高等学府，早在扬州师范学院升格为扬州大学之前，就开始了鉴真学研究，其奠基人是孙蔚民教授。当时，孙蔚民(1896—1968)是扬州师范学院院长。1963年10月，日本佛教和文化代表团莅临扬州大明寺(当时叫法净寺)，参加“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典礼，他是接待团成员之一。在这前后，他写了论文《扬州大明寺考》和论著《鉴真和尚东渡记》，前者发表在1963年5月出版的《现代佛学》上，后者在1979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7年《可爱的扬州》上，又发表了他的遗作《大明寺与鉴真和尚》。总之，孙蔚民的研究成果与1980年扬州师院历史科编辑的《鉴真研究论文集》一起，把扬州大学鉴真学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并没有形成气候，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扬州大学的鉴真学研究又有了新气象。这就是以周新国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江苏省重点学科基地——淮扬文化研究中心，把鉴真学的研究纳入学科建设之中。

【注释】

[1]作者简介:李尚全，扬州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2]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20页。

[3]日本学者安藤更生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了鉴真研究，前后出版的专著有:《鉴真》(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平凡社，1960年版);他还与龟井胜一郎合编《鉴真和尚——圆寂1200年纪念》论文集(春秋社，1963年版)。有关日本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参阅郝润华:《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外鉴真研究现状及其前瞻》(扬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纪念鉴真东渡文集》，2004年。)

[4]孙蔚民:《鉴真和尚东渡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页。

[5]赵朴初:《在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日本大会中国代表团组团会上的讲话》，徐凤仪:《鉴真文化大观》上册，北京: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6]赵朴初:《在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北京大会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徐凤仪:《鉴真文化大观》上册，北京: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7]江泽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9日，第1版。

[8]吴绮敏，于青:《胡锦涛会见奈良县知事荒井正吾和奈良市长藤原昭》，《人民日报》，2008年5 月11日，第3版。

[9]温家宝:《为了友谊与合作》，《人民日报》，2007年4月13日，第3版。

[10]赵朴初:《鉴真——中日文化史上的不朽人物》，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扬州师院历史科:《鉴真研究论文集》，1980年3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