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佛教输出与中国文化战略调整之己见

向世山^[1]1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加深，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日益突显出其重要作用和地位。中国在文化输出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全球有数千所孔子学院在不同国家开设，但遭遇到了不同的困境。本文认为中国应该调整文化战略，向世界输出中国佛教，可以事半功倍。

关键词:佛教输出　文化战略　孔子学院

随着大国崛起的诉求与国库有钱的现实，中国政府目前也在倾力进行文化输出。这其中以孔子学院为先锋。孔子学院在海外的扩张速度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但它传输的内容却常常引发一些批评。无独有偶，在乔布斯病逝后，中国媒体纷纷报道乔布斯与东方文化，特别是跟中国文化相关的元素。两相对比，非常有趣。由此引发本文写作的冲动，那就是中国文化输出什么的问题，进而探讨中国佛教文化输出的优势。这种探讨契合当今“文化全球化”“不同宗教与文明对话”的大趋势，也是笔者在2009年参加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长安佛教与文化软实力》基础上进一步思索所得。

一

自近代以来，在跨国文化交流格局中，从来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后来，相继发生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经济全球化、宗教对话、文明冲突、文化全球化等思潮或看法，东方国家也在寻求文化的自信与自觉，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原教旨主义运动。在中国，这一文化自醒与自觉要晚得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好转，国库逐渐充盈，文化逐渐恢复自由身份。而在民间也重新唤起了对古老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情。这一热情至今未衰，反倒扩展开来，连精英阶层、高层也被带动起来。大略划分可以分成四季:

第一季是20世纪80年代，民间自发兴起以亲近“传统文化”为内容的热潮，如唐诗热、四大名著热、宗教热等，这是一种文化自醒现象。特点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兴趣，重点在于知识的摄取。在这以前已经有了一个铺垫，即改革开放激发“读书饥渴”热，但没有把“传统文化”突出出来。

第二季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国学”为号召的运动，这是更高程度自觉的文化寻根(寻找国粹)。民间逐渐兴起学习和诵读《弟子规》等传统蒙学书籍的私塾和活动，进而连唐装、汉服等频频进入公众视线，高端精英也大肆恢复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学术会不断召开，传媒也借助专家学者推出传统文化讲坛等，各地政府兴起发掘传统文化资源成旅游景点(典型者如西门庆故里、曹操陵墓)，等等。可以说，朝野、精英与草根、富人与穷人等阶层都对传统文化(国学)大感兴趣，各取所需。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瓶颈，也不断爆发争议，乃至政治意识上的对立(如普世价值的争议)。

第三季是进入21世纪后，民间继续高涨对国学的热潮，伴随的还有民族主义情绪，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量发展，中国的大国意识被唤醒，大国崛起、说“不”、民族主义的声音逐渐响起，文化的重要性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被关注，顶层也开始构思和设计文化繁荣的战略，在海外推广中国文化、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意识被唤醒。这一动态现象是与国内民情舆情相呼应的。党政高层意识到“文化软实力”对国家的重大作用，高层推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孔子学院是其明星项目。自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开办以来，经过几年飞速扩张，截至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仅美国就有81所孔子学院。所以，许琳才那么有底气宣称孔子学院是一个具有超级触角的“跨国单位”:“目前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和单位，能做到像汉办这样在全球已有900个点，而这些点都是文化走出去的基地。”但是，就像质疑者那样，以金钱做后盾的如此庞大的“散点布局”，在没有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机制的运作下，它能持续多久?与前面两季自下而上的热潮不同，第三季明显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运作。这样顺利进入下一阶段，这就是第四季。

第四季是以《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为标志，最大特点是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途径是由文化软实力上升为国家软实力，所以要推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而对于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战略来说，仍然是以孔子学院为先锋和重点。《经济学人》杂志曾引用一位高官的讲话称:“孔子学院是中国重要的海外宣传机构。”

二

最新一期《瞭望东方周刊》刊发了记者对全球孔子学院“掌门人”——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干事许琳的专访^[2]。此专访可以看作是对5月17日美国驱逐孔子学院中国教师事件的一个回应，面对中国大众的一个回应。同时把这个专访当成一个标本，来分析国家对文化输出的一些态度和运作手法。关于具体的操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组织化，国家成立专门组织“国家汉办”在做幕后推手。(2)规模化，追求扩张速度，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争取到2015年，建立孔子学院500所。(3)财政化，国家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支持，尽快催生学院的开办，这类似于部门的财政化。在美国的教师就有600多名。(4)国际化，以中外合作办学为普遍方式，挂牌也以国外的机构名称问世，中方隐身。在总干事看来，这点尤其重要。也是这次“J—1”签证危机在短时成功化解的“法宝”。(5)技能化，教材跟儒学无关，“事实上，孔子学院的教材中只讲授中国的历史、书法、武术、中医等文化，更多的内容是汉语言。”这也是为了应对美国有关部门调查“教材中是否有共产主义、红色思想、有没有价值观输入等”的策略。(6)着眼于未来，以未来发展契机和影响当事国家未来政策走向为长远着力点。对孔子学院的批评与质疑，总干事也进行了回应，认为批评者与质疑者没有理解到孔子学院在国外开办的深远意义。从专访内容来看，孔子学院是国家搞的一次“海外大投资”，是中国新时期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输出战略的重要内容。从目前来看，势头迅猛，未有稍减之势。“直到今天，发生了美国公告事件，还有76个国家的400多个机构排队等着申请设立孔子学院，其中包括50多个美国的机构。”许琳这样说。

在去年乔布斯病逝的报道中，读者也能发现背后所隐藏的“东方文化元素”，特别是国人很感兴趣的禅宗^[3]。不过，在报道中也能看出几个特点: 1、日本文化。这个禅宗不是中国原味的禅宗，而是日本禅宗; 2、日本禅师，这个禅宗的异国传播者也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铃木俊隆。这令人想起上个世纪一个人就把禅宗传到西方世界去的铃木大拙。3、个人化，孤身赴美以个人的力量在西方传播纯粹的东方文化，而不仅仅是语言。4、英文写作，以英文写作的著作来传播纯正的东方文化，形式上是妥协的，而内容上不是妥协的。5、社区传教，不是进入学校找个庇护所来传播自己想要说的东西，而是在社区建立自己的布道点。6、东方特色，铃木大拙与铃木俊隆到西方去就是有一个强烈信念，就是要宣传和传播与西方不一样的东方思想。

把上述两种异国传播文化加以对比，不难看出其中的巨大不同，一个是官办，一个是民办。借用中国语境下的常用模式，两种不同就在于身份的不同，如国有企业(顶级是央企)与民营企业的区别。对于孔子学院的跨越式大发展，海内外都有一些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就像批评国有企业的毛病一样，如顶个“红帽子”(有个身份高人一等)，资金饥渴症(烧钱，如网站运营经费高达3520万元)，扩张大跃进(摊子越大政绩越大)，人员多角色(行政与经商两头兼)，内容不重视(传播的是中国文化之“末”“技”，而不是“本”“道”)，考核不明晰，绩效说不清等。两相对照，铃木大拙、铃木俊隆等人的“单兵作战”方式，既没有强大的政府及其资金作支撑，也没有庞大的团队作推进，仅仅凭一张嘴和一支笔，在坚持多年后，终于在西方世界开花结果。成效似乎比孔子学院还要来得明显。

当然，在此不适宜过多讨论孔子学院与两个铃木的情形。而是觉得中国对外文化输出还有开拓空间，这就是中国的佛教文化。(www.xing528.com)

三

许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曾为孔子学院现状叫苦，“目前，国家对于孔子学院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不足的。”其中包括:(1)孔子学院缺少专职教师。德国的类似机构歌德学院有3000名专职教师。孔子学院每年外派老师约1万名。但是由于不是专职，两年一轮换，损失巨大，永远都在培养新手，永远都是临时工。许琳希望，“打造一支专职队伍，不说像造原子弹一样，也应该像当年开垦北大荒一样，或者像改革开放初期对公检法队伍的充实一样，来对待孔子学院的队伍建设。我希望我们能够打造出一支具有传教士式牺牲精神的队伍。”(2)孔子学院的外派教师薪酬低。“目前外派老师的工资比外交官低50%，很多老师不愿意出去，尤其是去一些动乱或条件比较差的国家。”(3)呼吁对孔子学院立法。在国家立法后，如果再发生“517”公告之类的事件，“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法律和政策来跟美国或其他国家政府正面交涉”，而不是仅仅依靠其他力量。(4)建立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因为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抱着复杂心态，在欧洲、日本都发生过对孔子学院“不友好”言行，不是针对性调查，就是故意的抹黑。

针对这些困难，对照历史上中国佛教文化的输出，我们可以说，如果在当前中国文化输出战略中做出局部调整，增加中国佛教文化为输出项目，以中国佛教文化传统与当前现状为内容，向外推广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的话，会取得更好的声誉和成效。甚至可以说，以中国佛教文化为推出内容，还可以避免像孔子学院遭到的那么多质疑和批评。这是因为:

1．中国佛教文化是历史上著名的输出品牌，曾经广泛影响亚洲国家。早在公元以来就是许多国家之间的黄金纽带。在当今“文化全球化”“宗教与文明对话”的大势下，中国佛教文化往外推出正逢其时。国家应该以高瞻远瞩的姿态，对本国优秀文化的输出持有更加理性和公平的态度。并不能因为宗教的身份，而把佛教看低一等。

2．佛教拥有成千上万的专职教师，即法师。他们就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代言者。不需要国家专门拨巨款再来培养新手。这里也不存在对法师报酬低的问题，法师传教正是其本职。历史早已证明，法师正是“具有传教士式牺牲精神的队伍”，不需要再花费天量公款来培养一支庞大的队伍。还有一般也不会发生抵触当事国家法律的事情。尽管美国国务院一周后对孔子学院教师“驱逐令”发出修正，但是，孔子学院教师签证并没有消除违法的嫌疑，因为，按照美国联邦法律，“教师类别”和“教授/研究者类别”有严格区分，对教学场所、教授对象有清晰规定，并匹配不同的签证。“修正令”中对教师的驱逐变成了对担保机构的更严格的要求，敦促按照法规执行，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3．佛教自身拥有巨量资本，是无数信徒捐赠而成，而弘法利生是佛教优良传统，用于传教恰恰正当。同时，也会避免孔子学院资金来源不透明、资金使用不透明的质疑，更重要的是，弘法的资金不会产生国库支出或滥用公款的公众舆情。

4．佛教是中国最大的宗教，是中国宗教的代表。向国外输出正是中国宗教信仰自由、落实宗教政策的最佳体现。国家不需要再来单独立法，也可避免意识形态化的指责。

5．佛教是三大世界性宗教，历史上早有国家间的交流、民族间的交流。在当今时代，不同宗教在不同国家间传播，一般是平等竞争，一般也不会遭遇到“敌对势力故意抹黑”的遭遇。

6．佛教是民间组织，在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传播，一般不会产生“政府背后操纵”“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指责和质疑。即使出现问题，也是内部处理，平时也接受大众和媒体的监督和报道。这样，可以避免国家间的纠纷。

7.佛教在异国他乡的传播，思想、语言、文化会跟着流播，尽管会根据不同国情做出调整或本地化，但不会丢弃根本思想。就像铃木大拙、铃木俊隆在西方传播日本禅宗思想，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那么感到陌生，因为日本禅宗就是中国禅宗的亚型。而孔子学院遭到最烈批评的就是，挂着孔子牌子，却不传播孔子思想、儒家思想。而孔子是西方世界都认可的世界文化名人，儒家思想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代表，乃至中国的代表。此种反差令人感到巨大的讽刺或者是黑色幽默。这种“身心分裂”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很普遍的病症，遗憾的是，在对外文化输出中也表现出来了。而传播佛教不会产生这种病症。

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中，政治、战争、军事等实力已经退居二线，各国都在文化上争取世界影响和全球市场份额，美国的流行文化、日本的动漫文化、泰国的旅游文化等，在这后面不可避免地发生价值观的斗争、普世价值的争取，如果有国家或政府有意无意放弃文化输出的话语权，特别是自命为大国的，那么，它将得到不是大象，而是跳蚤。而佛教为了迎接这样一个世界，也要改变不主动传教的姿态，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注释】

[1]作者简介:向世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宗教所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2]《国家汉办主任:美国事件验证孔子学院生命力》，《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06月11日http://news.ifeng.com/shendu/lwdfzk/detail_2012_06/11/15201209_0.shtml。

[3]毛剑杰:《两禅师:铃木大拙与铃木俊隆》，载于《看历史》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