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佛教寺院与当代西安城市文化建设研究成果

唐长安佛教寺院的文化蕴涵与当代西安的城市文化建设

李芳民^[1]1

内容提要:西安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都，在历史上曾以灿烂的都城文明而著称于世。尤其是唐都长安，无论是其城市之规模，还是文化之影响，都堪称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大都市。唐都长安所创造的都城文明，不只是历史的辉煌，同时也为今日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这种资源的内涵是极为丰厚的，而宗教文化资源则是其组成部分之一。本文仅就唐长安佛教寺院的文化蕴涵与当代西安城市文化建设之关联略陈管见，以为美芹之献。

关键词:唐长安　佛教寺院　西安　城市　文化建设

一、佛教寺院:不可或缺的长安都市空间

唐都长安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都城，主要以其城市规模的宏大、宫室建筑的雄伟壮丽与空间布局结构的井然有序而著称。其中以皇宫禁苑、百僚廨署及坊里民居为主所形成的不同内涵的都市空间，构成了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基础。而在这个空间结构中，以外郭城的坊里佛寺为主所形成的都市宗教空间，则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长安城中为数众多的坊里佛寺，不仅是当时唐王朝佛教繁荣的体现，同时也是这座都城所具有的独特的城市个性特征之一。

唐长安坊里佛教寺院的创设，约始于隋代。被誉为“佛国天子”的隋文帝素信佛法，即位之后即大兴释教，致力重建为北周武帝灭佛所废毁的佛教寺院。开皇二年(582)6月，他命宇文恺规划建设新都大兴城(即后来的唐长安城)，佛寺的创设即是当时城市建设规划的内容之一。而在第二年迁入新都时，他又指令朝廷定出120个寺额，宣布由有财力者领额兴建^[2]。隋文帝的这一制诏，很可能在当时都城的贵族官僚乃至下层庶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响应。据载当时都城坊人田通，“孤贫，孑然唯有圜堵之室，乃发愤，诣阙请领而还。置于所居，柴门瓮牖，上穿下漏。时陈临贺王叔敖母与之邻居，又舍宅以足之，其寺方渐营建也。”^[3]田通这样的贫民所表现的宗教热情，只是当时社会崇奉佛教的一个缩影，而众多的王公贵族与高层官僚，则以虔诚的态度舍宅为寺，使大兴城的佛寺很快就具有了相当的规模。至隋炀帝大业初，大兴城的120寺已全部建成^[4]，而这120座寺院，即主要分布于当时城南的109坊中。

唐代的长安城，是以隋大兴城为基础改建而成，其主体也是由宫城、皇城以及外郭城构成。其中外郭城作为居民生活区，共109坊，以朱雀大街为界，分属万年与长安领属。其中街东万年县领54坊并东市，街西长安县领55坊并西市。长安城的佛寺，绝大部分主要分布于外郭城的109坊中。笔者据今人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以及其他文献统计，共考得唐长安城坊里佛寺计113所，其中僧寺84所，尼寺29所。其分布情况是，朱雀门街以东54坊有佛寺44所(僧寺37所，尼寺7所);朱雀门街以西55坊佛寺69所(僧寺47所，尼寺22所)。坊里佛寺之外，位于禁城内苑的佛寺尚有隆国寺(曾名鹤林寺)、德业寺、佛光寺、明德寺四寺，以及位于皇城内东北隅的护国天王寺、通化门外的章敬寺、春明门外的镇国寺、安福门附近的安福寺四寺，这样，唐长安城的佛寺总数计有121所。其具体分布情况见下表与图:

长安佛寺分布表

纵观唐长安城的佛寺，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整个城市空间的布局看，佛寺主要集中于都城南面的外郭城坊里，坊里佛寺是长安都市宗教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二，从坊里佛寺构成分布看，呈现西多于东、北多于南的状态。朱雀街西55坊中，有寺坊里32个，无寺坊里23个;街东54坊中，有寺坊里28个(安仁坊大荐福寺浮屠院及曲江不计)，无寺坊里26个。城西坊里佛寺得数量占到全城佛寺总量54%，而城东坊里佛寺则约占全城佛寺数量的36%，街西佛寺较街东密集。诸坊之内佛寺数量也颇悬殊，街西之布政坊多达5个佛寺，颁政坊、休祥坊、金城坊、崇贤坊也有4个，而街东佛寺最多的坊里为永兴坊、晋昌坊、胜业坊，均为3个。除东西不均外，南北方向也呈现北多南少的布局，三个以上佛寺的密集区，主要在延平门至延兴门东西街以北之坊里。长安坊里佛寺的这种布局特点，实与隋大兴城坊里佛寺的基础、唐长安城地理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坊里空间的人文因素相关^[5]。

长安佛寺分布图

第三，从唐代长安城的佛寺来源构成看，主要由存留之隋大兴城佛寺与唐新创之佛寺两部分构成，而隋大兴城的佛寺是唐长安城佛寺的重要来源。依《唐两京城坊考》统计，隋代坊里佛寺可考者为103所，而留存于唐代者则有73所，约占今可考隋大兴城佛寺总数的71%^[6]。在唐代所保留的隋代佛寺中，有一些被改名，另有一些则被改造或重建，这类佛寺有17所，约占可考隋寺总数的1. 7%，而属于唐代新创的佛寺，则为44所，占全部长安城121所佛寺总数的36. 4%。

第四，唐代新创佛寺，多与皇室贵族有密切的关系，大都是为皇室贵族为其亲属追福舍宅所建。唐朝统治者从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出发，曾多次限制创立佛寺，并对佛寺的总数量做出了限定。《旧唐书·职官》“祠部员外郎”条曾说:“凡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凡僧簿籍，三年一造。”但由于受到佛教造寺立塔可得福田利益观念的影响，唐代上层社会创立佛寺之风依然不减前朝，而皇室贵族以其政治特权，造寺尤为突出。如唐太宗在贞观三年(629)12月即下诏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殒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目的是“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营魄”^[7]。同年又下诏将皇家旧宅通义宫舍为兴圣尼寺。贞观十年(636)，因为皇后虚风日久，未能痊愈，又下诏修复废寺，以布福力，当时全国392所佛寺院宇以及山水兴盛处有塔者，都按旧名置立。^[8]唐中宗时则“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千万。”武宗禁佛后，继位的宣宗则重兴佛教，不仅在两京及全国各州县增建寺院^[9]，而且特意下诏重建总持寺^[10]。唐长安的新建佛寺及由隋寺改建的唐寺合计61所，而其创设、改名与皇族及贵族有关联的佛寺则有49所，占到长安新寺总数的80. 3%，由此即可见皇室贵族与唐长安城中佛寺的密切关系。

第五，唐长安城中的佛寺，由于地处辇毂之下，又与皇室贵族之间关系密切，故其大都规模宏大，壮丽辉煌。晚唐时入唐求法的日本学问僧圆仁曾记载说:“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佛像、经楼等庄严如法，尽是名工所作，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11]如位于通化门外的章敬寺，是鱼朝恩舍通化门外庄为章敬皇后所立，宋敏求《长安志》云其“总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四十八院。内侍鱼朝恩请以通化门外庄为章敬皇后立寺，故以章敬为名。……是庄连城对郭，林沼台榭，形胜第一。鱼朝恩初欲得之，及是建寺，穷极壮丽，以为城市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风楼及百司行廨，并将相没官宅，给其用焉。土木之役，仅逾万亿。”其规模之大，堪称长安第一。位于晋昌坊的大慈恩寺，是高宗为太子时为其母文德皇后追福所立，寺居晋昌坊东部之半，凡十余院，有房1897间。庄严寺占有永阳坊东部的一半及和平房南北街以东的大半，“复殿重廊，连甍比栋，幽房秘宇，窈窕疏通，密竹翠竹，垂荫擢秀”^[12]。西明寺则是“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13]此外如大荐福寺占有开化坊南部的一半;大兴善寺占靖善坊一坊之地。而在创建与装饰上，更是不惜巨资。招福寺在先天二年重修时，“勅出内库钱二千万，巧匠一千人。”^[14]太平公主为武后追福，奏立罔极寺，“穷极华丽，为京都之名寺”^[15]，宣宗时为升平公主追福奏立奉慈寺，“赐钱二千万，绣帧三车。”^[16]唐长安城中佛寺之辉煌壮丽不难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长安城中的佛寺外，与长安城毗邻的万年、长安、昭应、蓝田、鄠县以及城南终南山一代，也遍布着不少佛寺。其中著名者有华严寺、三像寺、三会寺、香积寺、兴教寺、牛头寺、翠微寺、石瓮寺、云际寺、草堂寺、清源寺、津梁寺、玉泉寺、悟真寺、净业寺、丰德寺、龙池寺、至相寺、善福寺、化感寺等。这些佛寺，与长安城中的佛寺，共同构成了唐代长安地区梵宫密布的佛教寺院景观。

二、城南旧事:长安佛教寺院的文化蕴涵

唐长安不仅佛寺密布，大寺林立，而且由于这些佛寺地处辇毂之下，与当时世俗社会的不同阶层有着多重的关联与交涉，故其文化蕴涵极为丰富。

城市不同空间的职能并非凝固不变的，社会政治的变化，常常造成都市空间场域职能的变迁。长安坊里空间的变化也是如此。在长安坊里空间职能的变化中，佛寺的形成史，就是城市空间职能变化的缩影。长安城中的佛教寺院，由于其与隋唐皇室贵族官僚的密切关系，其中大多都经历了由王宅或官僚贵族舍邸而为佛寺的演变，这使长安城中的众多佛寺，不仅成为城市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具象物证，同时也成为见证政治兴衰与人世沧桑的活化石。长安西明寺、奉慈寺的演变史，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

西明寺位于长安延康坊西南隅，是唐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所立。清人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延康访下载西明寺云:

(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本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大业中，素子玄感谋反，诛后没官。武德中为万春公主宅。贞观中以赐魏王泰，泰薨后，官市之。显庆元年，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立寺。大中六年，改为福寿寺。

可知西明寺的前身，曾是隋唐两代官僚与皇室贵族的宅第。在隋代，这里曾是大官僚杨素的宅居。杨素乃隋之重臣，为文帝所信重，其家族贵盛，莫之与京。《隋书》本传载:“时素贵宠日隆，其弟约、从父文思、弟文纪、及族父异，并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家僮数千，后庭姬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慑，制拟宫禁。……素之贵盛，近古未闻。”但是，至炀帝大业中，因其子玄感谋逆，诸子皆诛死，家族残灭，其豪奢之宅第也因而没官。李唐代隋，其宅成为唐高祖万春公主之宅第。贞观年间，又被太宗赐为魏王李泰宅。而李泰因树立党羽，潜谋夺太子之位，事发被贬，死后其宅入官，至高宗时，则因章敬太子病愈追福，因为佛寺。

追溯这座规模宏大的佛寺的历史，不仅可以看到其从贵族宅第演变为佛寺时城市空间功能的演变，同时也可看到隋唐两代上层社会的政治兴替与人事变迁。当一所贵族宅第由世俗的生活空间变成宗教的活动空间时，历史记忆就通过佛寺这一特殊的载体储存了起来，佛寺也因而成为了后世透视历史兴衰变化的视窗。而这一视窗内，不仅演绎着政治的兴衰的内容，同时还与一些韵味悠长的唐长安的城南旧事密切相关。唐代韦述《两京新记》就在西明寺下记载了一个极为动人的爱情故事:

初，杨素用事隋朝，奢僭过度，制造珍异，资货储积。有美姬，本陈太子舍人徐德言妻，即陈叔宝之妹。才色冠代，在陈封乐昌公主。初与德言夫妻情义甚厚，属陈氏将亡，德言谓妻曰:“今国破家亡，必不相保。以子才色，必入帝王贵人家。我若死，幸无相忘;若生，亦不可复相见矣!虽然，共为一信。”乃击破一镜，各收其半。德言:“子若入贵人家，幸将此镜令于正月望日市中货之。若存，当冀志之知生死耳。”及陈灭，其妻果为隋军所没。隋文以赐素，深为素所宠嬖。为营别院，恣其所欲。陈氏后令阉奴望日赍破镜诣市，务令高价。果值德言，德言随价便酬，引奴归家，垂涕以告其故，并取己片镜合之。仍寄其妻题诗云:“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恒娥影，空余明月辉。”陈氏得镜，见诗，悲怆流泪。因不能食。素怪期惨悴而问其故，具以事告。素憯然为之改容，使召德言，还其妻，并衣衾悉与之。陈氏临行，素邀令作诗叙别，固辞不免，乃为绝句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做人难。”时人哀陈氏之流落，而以素为宽惠也。

这就是“破镜重圆”故事的原始版本。而这个凄婉动人的故事，就发生于唐西明寺之故地。韦述在西明寺下对这一故事的叙述，不仅使西明寺有了生命与温度，也使长安的都市宗教空间有了独特的魅力。

奉慈寺也经历了从贵族府邸而为佛寺的演变。关于奉慈寺从宅到寺的演变过程，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都有相近的记载，而追溯奉慈寺的前尘往事，则无异于唐王朝一个气焰熏天而又骄奢淫逸的外戚生活故事的镜头回放。奉慈寺位于朱雀门街东第三街，曾先后为初唐中书令马周与贵族韦嗣立之宅，玄宗开元中，则被贵妃之姊虢国夫人攫取。关于虢国夫人霸占韦嗣立宅并大肆营建事，唐代文人有极为生动的记录。《明皇杂录》曾记云:

贵妃姊虢国夫人恩倾一时，大治宅第。栋宇之盛，世无与其比。所居本韦嗣立旧宅，韦氏诸子，亭午方偃息于堂庑，忽见一夫人衣黄帔衫，降自步辇，有侍婢数十，笑语自若。谓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货，其价几何?”韦氏降阶言曰:“先人旧庐，所未忍舍。”语未必，有工人数百，登西厢掘其瓦木。韦氏诸子既不能制，乃率家童挈其琴书委于衢路，而自叹曰:“不才无能，为势家所夺，古人之戒，将见于今日乎?”而与韦氏隙地十亩余，其他一无所酬，虢国中堂既成，召匠圬墁，以二百万偿其直，而复以金盆二、琴瑟三斗为赏。后曾有暴风拔树，委于堂上。已而视之，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皆承以木瓦，其制精妙，皆此类也。

而郑嵎《津阳门诗》“八姨新起合欢堂”下也注曰:

虢国构一堂，价费万金。堂成，工人偿价之外，更邀赏技之直，复与绛罗五千段。工者投而不顾，虢国问其故，工曰:“某平生之能殚于此矣。苟不信，愿以蝼蚁、蜥蜴、蜂虿之类，数其目而投于堂中。使有间隙，得亡一物，即不论功直也。”于是又以绘彩珍具与之。

这就是奉慈寺的前身。从一个皇亲国戚的巧取豪夺与奢靡富丽，不难想象其主人生活的骄奢与淫靡，也不难从中感受到唐开元时期政治的腐败黑暗与上层社会的腐化。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炙手可热的杨氏家族，尽管显赫霸道一时，最终却在安史之乱的大变局中以败亡告终。而这座耗费巨资营建的豪宅，几经易手，最终在宣宗时成为可供万姓自由进出的佛殿莲宫。从皇家国戚的豪宅到宗教场所的变迁，奉慈寺又一次生动地记录了唐王朝上层社会势力浮沉起落、荣枯变幻的历史。

唐长安的佛寺，不仅记录着上层社会的政治兴衰与人世沧桑，而且还由于其与世俗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其中还往往演绎着唐代社会生活百态的活剧。长乐坊大安国寺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王仁裕《玉堂闲话》曾载: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内晏清，多变服私游寺观。民间有奸猾者，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绫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就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熏裛，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绫之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遗之而去。逡巡，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陵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日早，于朝门相觅，可引入内，所酬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日访于内门，杳无所见。方知群丐并是奸人之党焉。

故事中的盗贼，既胆大包天而又狡黠无比，而发生于安国寺中的这一大案，无疑是千余年前长安都市生活最为生动的影像。

长安是风会之源，也是当时国家科举的中心所在。据文献所载，每年从各州郡集中于京师的贡士千余至三四千不等^[17]，科举制度带来了文士阶层的活跃，这也使得长安佛教寺院与唐代文人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在长安以佛寺为中心，也演绎了一幕幕生动的文人生活浮世绘。

唐代科举竞争极为激烈，大抵每年及第者不超过参加考试者的百分之一二。为了减少旅途的奔波之辛劳，那些落第举子中有不少人便在京城税居习业，而长安及其附近的佛教寺院，以其幽静而宽敞的环境，成为了士子肄业的胜选。钱易《南部新书》曾载云:“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这些士子所居之佛寺，有京城内之坊里者，也有长安郊外者。《卢氏小说》所述举子宋济在长安西明寺过夏的遭遇，就极为生动:

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时宋济在僧院过夏，上忽入济院，方在窗下，犊鼻葛巾抄书。上曰:“茶请一椀，”济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请自泼之。”上又问曰:“作何事业?”兼问姓行。济云:“姓宋第五，应进士举。”又曰:“所业何?”曰:“作诗。”又曰:“闻今上好作诗，何如?”宋济云:“盛意不测。”语未竟，忽从辇递到，曰官家。济惶惧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后礼部放榜，上命内臣看有济名，使回奏无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

宋济在西明寺的遭遇可谓富有传奇色彩，他来年虽然没有及第，但皇帝的牵念，却使他在长安院习业生活成为了唐代文坛的有趣佳话。而另一位诗人贾岛在长安定水寺的遭遇，就没有这样美好了:

贾岛，字阆仙。元和中，元白尚清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虽行坐寝食，吟味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黄叶满长安”，志重其冲口直致，求之一联，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从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又尝遇武宗于定水精舍，岛尤肆侮，上讶之。他日有中旨令于一官，谪去乃受(授)长江县尉，稍迁普州司仓而卒。(《唐摭言》卷十一“无官受黜”条)

贾岛定水寺遭遇的故事的真实性，曾因与贾岛生平抵牾而受到质疑，^[18]但其所反映的唐代文士与佛教寺院关系的时代信息却具有其历史价值。盛唐诗人郑虔寓居慈恩寺习书，则成就了另一段长安寺院的传奇:

“郑广文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李绰《尚书故实》)

除了长安京城佛寺外，城外之寺院，也多有举子的行迹。《太平广记》卷三七三《杨稹》载:“进士杨稹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居。”并由此衍生了一段凄艳的传奇故事。而李端的《夜投丰德寺谒海上人》、唐彦谦的《秋霁丰德寺与玄贞师咏月》、耿湋的《题云际寺故僧院》、卢纶的《题云际寺上方》、储光羲的《苏十三瞻登玉泉寺峰入寺中见赠作》、钱起的《登玉山诸峰，偶至悟真寺》、白居易的《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等，则显示了长安周围的佛教寺院与文人生活与创作的关联。(www.xing528.com)

长安的佛教寺院，既是城市的宗教活动空间，同时也具有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从近代城市学的观点看，中国古代的都城规划往往缺少对“公共空间”的设计^[19]。但是长安坊里的佛教寺院，却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这一社会“公共空间”的功能:

京师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唯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观灯。其寺观街卷登明若昼，士女夜游，车马塞路。有足补蹑地，浮行数十步者。阡陌纵横，城关不禁。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撤。(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卷二)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钱易《南部新书》戊卷)

进士樱桃宴，在崇圣寺佛牙阁上。(佚名《辇下岁时记》)

长安的士子常常利用在佛寺道观这个都市“公共空间”，以题名、题诗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声名与影响。白居易《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诗云:“前年题名处，今日看花来。一作芸香吏，三见牡丹开。岂独花堪惜，方知老暗催。何况寻花伴，东都去未回。讵知红芳侧，春尽思悠哉。”而鱼玄机的《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也记述了其于长安崇真观观看新进士题名的感受:“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上名。”徐夤的《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因成四韵》也说“题名尽是台衡迹，满壁堪为宰辅图”，由此可见，寺观题名已是长安官僚文士的习尚。而在唐人的寺观题名中，则以慈恩寺雁塔题名影响最大。^[20]“曲江院里题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张籍《哭孟寂》)成为进士向同辈炫耀的口实。而雁塔题名，后来也成了中国古代科举文化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南宋陈思曾云:“唐人登科燕集曲江，题名雁塔，一代之荣观，当时士风以不得与为深恨。国朝锡燕琼林，立碑太平兴国寺，乃用唐之遗典，故凡歌诗启叙纪述同年契者，引雁塔为故事。”^[21]可见其深远的影响。此外，由于古代诗歌传播手段的限制，题壁往往是诗人传播诗歌的重要手段。而佛教寺院的社会“公共空间”性，使寺院题诗成为唐代社会诗歌传播最为流行的方式之一。京城长安为人文荟萃之地，坊里佛寺为释俗士庶交汇之所，故题诗于长安寺院，当更具影响。因此长安寺院的诗人题壁便极为丰富，杨巨源的《和郑少师相公题慈恩寺禅院》、白居易的《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许棠的《题慈恩寺元遂上人院》、郑谷的《题慈恩寺默公院》、无可的《题青龙寺纵公房》、李端的《青龙寺题故昙上人房》、郑谷的《题庄严寺休公院》、张泌的《题华严寺木塔》、岑参的《题华严寺瑰公禅房》等都属此类，从中不难看出诗人在长安寺院的题壁盛况。

长安寺院还是诗人休闲避暑、品茶遣愁、养疾会友、饯行送别的场所。因此，唐代佛寺作为都市社会“公共空间”的功能，在唐代文人的生活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无论是政治历史的记忆，还是世俗社会情态、文人生活的故事，作为都市空间的长安的佛教寺院，其意义已绝非单纯的宗教空间所能涵摄了。追溯长安佛寺的故事，其中的文化意味既蕴涵丰富，又生动鲜活，透过它们，便可触摸到长安这座都城的精神与灵魂。

三、讲述本土故事:长安佛寺与当代西安的城市文化建设

当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文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文化是城市的精神与灵魂，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最重要的标志。悠久的都城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西安这座城市最突出的特点。在当代西安的城市文化建设中，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一方面奠定了其城市文化个性的基础，同时也为其城市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而蕴涵丰富的隋唐长安佛教寺院，则是这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发掘长安佛寺所蕴藏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蕴涵，既是有效保存西安历史文化记忆的需要，同时也已成为建设今日西安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方略之一^[22]。

那么，在当代西安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中，如何发掘隋唐长安佛教寺院的文化资源为西安的城市文化建设服务，这是当代西安城市建设的大问题，尚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做出深入研究与探讨。目前围绕佛教寺院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地方政府已有一些重要的举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隋唐长安佛教寺院文化蕴涵的发掘利用方面，笔者以为，仍然可以做进一步努力。大致而言，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做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

一、以当代意识观照隋唐长安佛教寺院的文化资源，使其成为当代西安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元素之一。所谓当代意识，就是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意识，也即在城市建设中，把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出发点，实现人和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同步发展与友好和谐。在历史上，隋唐长安佛寺曾是当时城市坊里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长安的城市个性特点之一。但是，经过千余年的沧桑，其中大多数佛寺从物理层面上今已不复存在，当年的佛宇莲宫，多已成为普通的城市空间场域或者寻常百姓的生活居所，因此，发掘长安佛教寺院资源与当代城市的发展，必须统筹兼顾，做到既彰显西安古都的文化特色，又要维持社会环境的整体稳定与和谐。这就需要树立城市文化建设的当代意识。隋唐长安佛寺120余所，加上长安城外之佛寺以及终南山、长安、万年、昭应、蓝天、鄠县等，合计约200余所^[23]，对长安历史上的佛寺无选择地保护与开发，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从长安佛教寺院的历史影响度出发，结合今日西安隋唐佛教寺院的存留实际及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布局状况，做出有选择的开发与整合，彰显历史上佛教寺院的文化魅力，突出西安的城市文化个性，应该是比较可行的办法。从长安佛寺的存留状况看，今日西安城南一带，古寺遗存数量较多，而这些佛寺又与南部的终南山相得益彰，开发利用的基础较好。目前西安的城市建设，对这一地区的寺院保护与开发虽做了不少工作，但系统整合不够，寺院多为独立的个体存在，不能形成群体效应，也无法在形成西安的城市文化个性中发挥作用。因此，笔者以为，根据历史影响与现实情况，可以设想建设以西安城南至终南山南麓佛教寺院为主体的宗教文化观光区。这一观光区，可由城南寺院观光区与终南佛教文化览胜区构成。城南寺院观光区，主要将西安城南现存的著名佛寺，统一规划，串联成一完整的观光区域;终南山文化览胜区，则依托终南山的自然环境的优势，有重点地修复山中有代表性的古代寺院，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有机结合，形成环境与文化的和谐共存，使人们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体验历史悠久的长安宗教文化。而这两个中心结合起来，既可成为西安城市建设富有个性的文化元素，也可打造成西安旅游的新品牌。

二、借助佛教寺院载体，扩大文化交流，提高西安的文化影响力。长安曾是著名的国际性大都市，佛教的传播与交流，是当时长安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在佛教文化交流中，长安佛寺则是其交往的具体场所。当时的长安佛寺，不仅有许多外来的高僧大德在此弘法布道，而且不少求法巡礼或留学长安的东亚学问僧，都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据道宣《续高僧传》与赞宁《宋高僧传》两书不尽完全的统计，唐时长安的外来高僧可考者不下十多位，与之有关联的佛寺则有20多所。具体如下表:

而据日本学问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圆仁一行入长安，其生活起居与主要的活动，也多以长安的佛教寺院为中心。圆仁谓其是“巡诸寺，每寺三日，每月巡轮不绝。”^[24]据其活动行迹，其中与其活动密切相关者，大致有章敬寺、镇国寺、大兴善寺、资圣寺、护国天王寺、荐福寺、慈恩寺、青龙寺、玄法寺、大安国寺、兴福寺等。按其活动之顺序，圆仁在长安寺院的行迹，如下图所示:

说明: 1．章敬寺　2．镇国寺　3．大兴善寺　4．资圣寺　5．护国寺　6．青龙寺　7．荐福寺　8．慈恩寺　9．兴唐寺　10．崇圣寺　11．青龙寺　12．玄法寺　13．大安国寺　14．兴福寺　15．青龙寺

以上材料只是长安佛教文化交流之一斑，由此可知长安佛教寺院在当时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上述寺院中，一些著名寺院今天仍然存在，西安要建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性大都市，充分挖掘这些历史资源，加强文化宣传，这对于扩大西安的文化影响力，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三、利用现代技术，融合多种艺术手段，发掘隋唐长安佛寺的文化蕴涵，讲述西安本土的佛教文化故事。长安佛教寺院既是高僧大德的生活所在地，也是世俗社会众生聚集的公共场所，唐代的相关文献中，围绕长安佛教寺院的故事，素材极为丰富，它们是今日讲述西安历史文化故事的重要资源。西安又具有很好的现代技术优势，其他门类的艺术如电影电视、音乐、绘画等技术艺术力量也很强，因此将佛教寺院文化的开发利用与西安的技术、艺术优势相结合，创作以长安佛教寺院为背景，或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并以之作为宣传西安城市文化个性的媒介与手段，其对西安的城市文化的建设，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将之和西安城南宗教文化旅游观光区的建设结合起来，借助电影艺术的情景再现手段，还原故事场景，重现大唐盛世佛教寺院的文化蕴涵，展示长安佛教寺院与都市普通民众的生活关联，展现长安的都市面貌，其一定会使西安的城市文化，增添无比的韵味与魅力，同时也将使隋唐长安佛教寺院的文化资源得以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1]作者简介:李芳民，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2]韦述《两京新记》载:“隋文帝初移都，便出寺额一百二十枚于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见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卷三，第31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3]同①。

[4]韦述记载云:“隋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谓之道场;有道观十，谓之玄坛。”见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卷二，第13页。

[5]隋大兴城坊里佛寺在入唐后多有留存，这对形成长安坊里佛寺的布局具有一定的影响。西多东少分布格局的原因，可能与隋人“尊长在西”的择宅观念有关，并进而影响到城西佛寺的创设。说见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载于《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至于北多南少，则与长安城南部坊里居人稀少有关。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开明坊”下谓:“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宅第。”又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6]隋大兴城可考之佛寺，诸家意见不尽一致。王亚荣考得116所，见其著《隋大兴城佛寺考》，载于《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龚国强统计隋寺113所，唐初留存75所。见其著《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2页。这里的数字是笔者依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防考》(修订版)(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所做的统计。

[7]唐太宗:《为战阵处立寺诏》，见《全唐文》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见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三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9]《唐会要》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10]唐宣宗:《重建总持寺敕》，见《全唐文》卷八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1]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8页。

[12]唐宣宗:《重建总持寺敕》，见《全唐文》卷八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3]慧立，彦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4页。

[14]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长安志》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同①。

[17]韩愈《送权秀才序》中说:“余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而《论今年权停举选状》则谓:“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见阎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4、卷8，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康骈的《剧谈录》也说“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官者千馀人。”故最多可能在三四千间。

[18]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8－330页。

[19]“城市公共空间”是西方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的概念，荣新江曾借用这一概念考察唐代寺观的意义。见其著《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中《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笔者这里沿用了荣氏的说法。

[20]关于唐进士雁塔题名的较早文献记载有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唐末无名氏的《玉泉子》及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但记载其事之本源时间则有所不同。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十一章“进士发榜与宴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1]陈思:《宝刻丛编》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孙清云在谈到西安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时曾指出:“西安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历史文化资源具有世界性、唯一性，具有重要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这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资源和依托。”见孙清云《在中共西安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3]据笔者《隋唐关中佛教寺院研究》(未刊本)不完全统计，长安城以及城外佛寺，加上终南山、长安、万年、昭应、蓝田、鄠县等邻近长安诸县佛寺，约计206所。

[24]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