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韦森观点

● 韦森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经济2002年又达致了一个8％的增长。最近，联合国有关组织又预测，2003年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一个7％的增长速率。中国经济总量近几年能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的速度，确实会有点令国人飘飘然。然而，就在“中国经济一支独秀”的歌舞升平之中，国外总不时有观察家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前景说三道四，发出这样或那样耸人听闻的言论。最近，在印度某城市举行的一次商界领袖会议上，一家设在新加坡的美国投资经纪人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巴苏（Prasenjit K. Basu）就警告说，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危机。其理由是：中国投资总水平近几年每年15％－20％的增长，已导致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中国的“过渡投资”已达到了一个任何经济体都难能保持持续增长的水平。

　　外国观察家和经济学家们的评论，总有他们个人观察问题的视角，因而对他们的观点，我们也许不必介意。然而，对我们政府的政治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们来说，能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不断自察我国经济中的重重体制和结构问题，却不无裨益。

　　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数年采取了“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也因之主要来自政府通过发行国债而上马的一些基建投资。这些工程大多是基础设施和一些巨大公益事业项目。中央财政为此增发了数千亿元国债，加上配套资金，已达数万亿元。靠着如此巨大的财政资金投入，方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速率保持在7%以上。有专家估计，如果这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延续下去，到2004年，我国的建设国债总额可能要达到1万亿元以上，配套资金累积可能会达到8万亿元。然而，仅靠发行巨额国债和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能持续多久？如果绝大多数企业没有投资冲动，且大多数企业在内需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中难能找到投资机会，只靠政府举债和从银行借钱来从事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基础设施长线建设，这不仅会降低国民经济的总体投资效率，扩大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也将会使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从整体上来说，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并不缺乏资金。城乡居民银行存款越积越高，存款余额已高达8万多亿元，这无疑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有着丰富的资金资源。中国巨大的人口又意味着丰富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是一个刚达致人均GDP1000美元的发展中经济，这也意味着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增长空间。但在巨大的资本资源、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并存这一格局中，我国民间投资却一直增长乏力，大多数现有企业经营困难，以致政府不得不靠鼓励外资的进入来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在另一方面，尽管近些年来央行货币发行量很大，M2的增长率连年超过GDP与通货膨胀增长率之和，但中国却相反出现通货紧缩，且社会总需求疲软如故，这里面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在增长数字成了政府决策者和经济学人关注的中心问题的当下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和政界的足够重视。然而，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国民的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而可能是制约目前中国社会内需不足从而制肘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阶层居民的平均收入均普遍提高了，这是事实。同样，中国的收入分配也迅速两极分化了——相当一部份国民收入被少数富人所拥有，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则收入微薄，这也是一个不必讳言的事实。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收入的公平分配好像只是一个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问题。在当代经济学中，只有在福利经济学家们讨论社会福利函数时，才偶有涉及。然而，当国民的收入问题成了制肘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时，这就成了政府决策者必须所考虑的一个重要经济问题了。

　　从经济学上来说，尽管我们不能轻信旧福利经济学的教义中的最大化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方能达致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教义，但至少我们可以断知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会高于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一点。再则，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高收入阶层的财富，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和少数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外，大部分很可能是来自在转轨中所出现的体制缝隙中“寻租”的结果。据统计，在我国的百名首富中，有50％以上富人从事房地产，另外10％的富豪则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统计数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点。那些来自各种“寻租”渠道的财富，除了被少量的挥霍和用于购买豪宅外，则抑或变成了与企业投资并拉动经济增长无任何关系的“沉淀资金”，抑或经由各种渠道逃流了国外。而在一方面，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大量下岗职工，却苦于收入拮据，消费能力萎缩。在这种“少数富人有钱无处花，多数穷人缺钱花”社会格局下，中国社会总需求焉能不疲软？经济增长焉能不缺乏内在动力？

　　现在是应该把居民收入分配作为一个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来思考的时候了。　　

　　2003年1月11日于复旦

　　本文发表于《新财经》杂志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