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关键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成功实施

● 大力   周天勇  倪红日   薛涌  　

　　第一篇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全局视角

　　作者：大力　　　　

　　2012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温家宝的一席话，让民众期盼已久，寄予厚望的分配改革方案，在酝酿多年后，终要浮出水面。　　　　

　　一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经济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政府多年在分配领域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总体人均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出现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怪现象。老百姓普遍感到国家经济建设在飞速发展，可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准却无大的提升。追其根源，我们认为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这一系列问题。

　　我们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需要从全球和历史的角度来解读。第一是国际原因。在世界范围内，收入差距情况与我国类似或者更甚于我国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拉美、亚洲等地区，这些国家大都属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具有启示意义的是，金砖四国基尼系数都明显偏高。虽然近年来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但始终伴随着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在发达国家中，美国贫富差距较大，欧洲国家则处于比较适宜的状态。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特色在于收入差距中的城乡差距明显与人为政策因素有关。六十年我国实行工农“剪刀差”，长期依靠压低农产品价格支援工业生产；改革虽然最先从农村开始，但三十多年中，除了农村税费改革外，并没有推进根本性的制度改革。第二是历史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奉行平均主义，人们生活普遍贫困；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打破了“大锅饭”，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却越拉越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收入差距却名列世界前茅。

　　另外，国家统计局相关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近些年披露的金融、能源、烟草、电信、电力、保险等行业高利润、高工资、高福利等信息，以权谋私、以垄断谋利等影响分配不公的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贫富悬殊日趋拉大。还有社会保障不足和不够公平、央企高管薪酬巨高等问题更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成为伤害群众，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弊病，如果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分配不公的弊病不除，那么发展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好。

　　针对一些社会改革问题，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2012年3月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了解公众最为期待的是哪些改革。调查结果显示民众最为关注的改革前三位的是：“收入分配改革”（65.9%）、“社会保障改革”（44.1%）、“政治体制改革”（占比33.6%）。

　　通过调查我们看到，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和谐等内容的重要举措。也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　　

　　二　　

　　自2004年开始，我国就开始起草《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的报告。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谈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其根本是要调整居民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但收入分配改革要有步骤进行，要有框架和顶层设计。

　　所以，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如何解决财富分配失衡，既要设计好大思路，找准问题根源，也要找准解决问题的对策。笔者汇总多种改革建议和方案，拟成为改革大思路的一部分：

　　1.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2.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国有资本的配置问题。比如现在七成的央企涉及房地产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地价。解决办法应该将国有资本更多的配置在公益性领域，例如提供保障性住房。

　　3.收入分配格局划分为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

　　4.初次分配坚持效率优先，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高最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个税不再以个人收入为准，而是以家庭收入征收。

　　5.再分配要注重公平。调节过高收入者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缩小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收入分配间的分配差距。发放财政补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私人慈善事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推动新农村建设。

　　6.推进垄断国企、推进资源税、增值税扩围改革，理顺要素价格体系，提高个税起点，调节收入差距，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等。

　　7.明确提高四类群体收入：第一，农民群体。第二，城乡困难居民家庭。第三，企业和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职工，主要是一线生产工人。第四就是企业退休人员。

　　简而言之，收入分配改革要从治标与治本两个方面入手，治标是在直接调整收入上下工夫，治本则要从收入分配深层次问题着手。

　　实施改革要多层次进行。首先，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扭转初级分配失衡。其次。打破垄断，缩小行业间的差距，建立一种有利于提高和维护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效率的社会公平机制。再次，强化对资产差距的调节机制。最后要通过财政支出的扩大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

　　2010年以来，我国已有30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虽然上调步伐加快，但目前最低工资标准多数在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0%左右。如果到“十二五”末，最低工资标准能够提高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那么将显著地提高低工薪劳动者的收入。

　　最近，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决心很大。比如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对央企母公司、子公司等高管薪酬的调控等措施都有望走向深入。　　　　

　　三　　　　

　　总的来说，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今年关键的改革之一。改革需要从全局视角出发，同时避免思想上的“三大认识误区”，即所谓的“人均GDP3000美元闯关论”、“市场调节论”、“没什么大不了论”等。收入分配改革关乎民众切身利益，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次大考。■　　　　

　　第二篇 收入分配改革要解放思想和科学研究

　　作者：周天勇　　　　

　　未来要较好地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要富裕人民群众，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即分析问题和思考办法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过去一提起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过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思路总是在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平与效率这样一些关系上绕圈子，最后得出的方略和对策，要么意识形态味道太浓，原则性太强，在实践中无法操作；要么没有大的和综合性的思路，在小范围和局部点上做文章；要么被误导，没有认清关键性问题，没有针对主要和重要的方面去解决问题。　　　(www.xing528.com)

　　要解放思想　　　　

　　首先，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有学者，甚至舆论界也想当然地认为，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经济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就会公平一些；而私有经济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分配就会不公平。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以我从数据入手对东亚与拉美的比较，对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比较看：国外，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国内，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省区，如贵州、甘肃等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高；越是创业活跃和个体私营经济比重大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数越低。

　　其次，要从“计划要多一些，市场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是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因此，解决公平需要加大国家计划筹集资源的力量，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从国际比较看，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等国家，财富向权力阶层分配和集中，不但没有较多地创造财富，也没有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看，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如东北、西部等一些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

　　第三，要从“公平重一些，效率轻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要放弃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要偏重于公平。这绝对是错误的看法。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从下面的分析看，公平的基础看，关键是加大劳动参与创造和参与分配GDP力量，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等等，这要从鼓励创业，调整就业的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等等入手。这些解决公平问题的重大的战略举措，成败在于高度重视创业、企业、劳动和政府管理的效率，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轻视效率。另外，公平比效率要重一些，如何重呢？如果是政府不鼓励创业，不鼓励人民群众去办企业，如果不鼓励劳动者去努力寻找工作岗位和勤奋劳动，主要依靠国家去给予，结果会似拉美一样，福利压力很大，国家债台高筑，金融体系脆弱，基尼系数反而居高不下。

　　第四，要从“片面认为公平主要由政府来调节，并且需要政府包”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一些专家认为，效率由市场来促进，实现公平主要依靠政府来调节和再分配。这种看法容易使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财力实际去分配财富，而居民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视了社会自我动力促进公平的积极性。我认为，和谐社会的划分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积极的和谐社会。即公民都去积极地创业和创造，都去勤奋地工作，中等收入人口越来越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越来越少，在此基础上，政府对高收入人群进行征税，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助，进而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另一种是消极的和谐社会。公民去创业和创造的积极性不高，失业率很高，国家对企业和勤奋工作的人课以重税，然后去补贴大量的不积极创业和创造的人群，这样的社会，结果必将是创业和企业艰难、财政赤字巨大、债务高企，最终难以为继。“拉美陷阱”的特征之一，就是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顾国家财力可能，对选民过度承诺福利，最后由于财力不支，赤字过高，借债过多，导致财政金融和经济动荡和危机，使国民经济跌入了1981―2000年长达20年的负增长和低速增长状态。

　　简言之，上述表面上看起来正确，其实是错误的一些理论和思维方式，如果不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不对其反思，如果长期在上述定性的争论上纠缠不休，如不是从经济和社会的内在规律方面务实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在“十二五”期间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和富裕百姓的思路又会陷入传统思维的怪圈之中，结果又会误导解决问题的方向，贻误几年时机，可能使GDP居民分配比例下降趋势不能被控制，并且使城乡和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地区间发展越来越不平衡，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还会越来越严重，导致社会越来越不稳定。　　　　

　　要科学分析和研究对策　　　　

　　收入分配及财富分布差距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通过科学和全面地讨论，基本上搞清楚中国许多年来，形成收入分配问题原因的内在性和多方面性，对于我们对症下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时，搞清问题的形成原因，比没有搞清楚之前，就着手解决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认识收入分配问题的形成原因，从经济学方法看，需要从诸多的方面观察：如需要就现代经济学的要素投入与分配角度，从一个国家要素创造财富的结构与各种要素被利用程度的关系上考察；需要就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从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观察；需要就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从城乡人口变动与城乡创造分配财富的关系，以及农业非农业生产结构与就业及人口结构的关系上考察；需要就价值形成和时间经济学角度，从财富的增值、积累和马太效应等方面考察；需要就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角度，从调节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分配漏损的方面考察。

　　因此，在理论和政策研究界，我们需要对过去分析收入分配问题原因的一些思维方式进行调整。一是要从收入分配问题的一元原因论，调整到综合原因思路方面。如收入分配问题单纯是由工资过低造成，或者由腐败和灰色收入造成，或者由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不到位造成等等，都可能是片面的。比如，不扩大就业，仅提高工资，就会因企业用机器替代人力，而使失业增加；或者在不减少企业税负的情况下，硬性增加工资，可能使一批企业倒闭，使失业劳动者增加，从而使收入分配问题趋于更加严重。再比如，如果仅从反腐败和规范灰色收入入手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而剩余在农业中的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分配日益下降的农业增加值，反腐败再严厉，也解决不了因结构失衡导致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二是要用多学科综合的经济学方法，从浅层原因讨论，到深层次的内在原因的分析。比如，浅层次认为收入分配就是一个政府再分配的问题，不鼓励创业，不使劳动力充分利用，使劳动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分配财富，全部依靠政府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将会形成一个无效率，并且福利成本很高的国家；只是往农村投入，但是，不将农村剩余和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出来，相对过多的人口分配日益下降的农村和农业增加值，城乡差距永远也不会缩小；结构调整对改善收入分配非常重要，仅仅依靠发展容纳就业越来越少的工业，而忽视能大量容纳劳动力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服务业的发展，可能重工业、重资本、重大企业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发展模式。

　　因此，从上述科学和综合分析的造成收入分配的原因看，解决问题，需要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城乡和产业结构，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工资协商机制，完善财富流动和分配的调节体系，打击腐败，规范收入秩序，防止财富的灰色收入流动和漏损等方面，综合治理，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和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第三篇 收入分配改革要价、税、财联动

　　作者：倪红日　　　　

　　“消费主导”是中国转型的大战略

　　地方追求经济总量，根在财政体制　　　　

　　中央地方关系要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其前提是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什么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没有转向公共服务导向，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非常大呢？一些经济学家说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地方政府在推动，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之所以这样，实际上是现行的财政体制、机制造成的。因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只改了收入端，没改支出端，地方政府支出本质上还是分灶吃饭，政府官员收入和当地公共服务水平都与当地经济发展、与GDP紧密正相关。如果财政体制机制不转变，就不可能从追求经济总量、追求投资转向公共服务。　　　　

　　收入分配改革要价、税、财联动　　　　

　　关于收入分配方案的改革，我之前提出一个建议，就是通过资源价格的改革，来实现价、财、税联动改革。单纯提高居民收入和职工工资，对企业来讲，有利益关系，会有阻力。出路在于把它纳入整个资源价格改革大的改革系统里，然后通过价、税、财和收入分配联动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降低百姓必需品增值税税率　　　　

　　从税率的设计来讲，我国名义税率在国际上是中等水平，但问题在于食品和药品，就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比较高。国际经验，对这些必需品，有些国家免增值税，有些国家实行特殊的低税率，这样会明显地降低人民日常生活当中食品、药品的价格。我主张增值税税率要和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连带考虑，可以考虑开征销售税，把销售税作为地方政府的收入，然后把增值税税率降下来。　　　　

　　在体制创新中控制财政收入增速　　

　　要控制整个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增速。现在税收占GDP比重，宏观上来讲并不能算很高，关键是它的增速很快。我们现在税收征管并不完全按照税法，而且税法本身不严密，弹性很大。更起作用的是地方政府要求税务机关完成一定的增收计划指标。为了应对资金缺口，包括保障性住房那么大的资金缺口，需要完成增长百分之多少的税收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这是硬杠杠。真正起作用的规则是在指标上面，而且弹性也在这上面。在现有体制下，既然行政办法导致高增长，那同样可以用行政的办法控制这种增速。当然关键是需要加大体制改革，把扭曲的体制转过来。■　　　　

　　第四篇 薛涌：贫富差距大中国必须对贫富分化说不

　　作者：薛涌　　　　

　　最近，国家发改委2010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2007年达到64.45%。另据不久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据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百二十万穷人的家当。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惊人的贫富分化还在愈演愈烈地发展。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强有力的社会政策遏制这一趋势。也很少有人研究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对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许多市场经济的信徒认为，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的经典“涓滴理论”(主要指上层的财富必然涓滴渗透到下层)，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中拥有广大的市场。谴责贫富不公的，被他指斥为“仇富”。但是，这一理论已经被严峻的事实所粉碎：富人致富，并没有使穷人变富。我多年以来坚持、并在近著《仇富》中所阐明的立场，则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健康的市场经济，要从保护普通百姓基本的权益出发，而不是从维护富人的利益出发。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权利，而不是财富本身。产权的本质也是权利。从保护基于普通人的权利的小财富入手，就会编织一个细密的防护网，大财富只要政党，也漏不过去，也会得到保护。可惜的是，许多主流知识分子总把产权主和富人联系起来，觉得财产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产权值得保护。以保护大财富为优先，所编织的就是非常粗大的保护网。大财富被保护了。小财富则照样从宽松的网眼中摔下去。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看到的“中国问题”：富人享受着太多的保护，穷人则几乎没有保护。

　　要知道，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都比较小。比如以基尼系数衡量，欧洲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中国则高达0.47。发达国家中唯一例外是美国，达到0.4。但是，据最近《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这次经济危机正使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另外，奥巴马竞选时给富人加税的均富政纲，受到74%选民的支持。以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改案，也正在国会推动。经济和政治力量，预计将扭转贫富分化的趋势。

　　另外，美国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思考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哈佛大学的多学科项目“不平等与社会政策”，综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研究、健康与医学、教育学、法律与工商管理等多学科，领先于世，并产生了初步的成果。

　　这些研究表明，贫富分化正在使美国在关键的社会指标上落后于欧洲。比如，1983-1999年期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美国五十个县的男性和九百个县的女性的寿命在缩短。这代表了美国4%的男性和19%的女性人口！在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的现代社会，这构成了一个惊人的社会退步。另外，贫困人口的寿命明显比富裕人口的寿命要短。但是，美国的富裕人口，比欧洲均富国家的富裕人口来寿命也短。可见，贫富分化对穷人和富人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样才能奖赏创造，使人们有足够的工作动力，进而生产更多的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底层的人也得以更自由地晋升到上层。均分财富则使人们固定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抑制了社会流动。美国的“自由”，实际上给了穷人更多的机会。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比挪威、芬兰、丹麦这些均富的“福利国家”要低。事实上，结果的不平等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美国的贫富阶层基本上分开住，所享受的医疗、教育等条件有天壤之别。穷孩子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据统计，最穷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42%仍然留在这个阶层中。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39%继续享受这同一阶层的优越地位。世代贫困已经成为美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许多学者在问：结果如此之不平等，是否说明游戏规则本身的不公平？更有学者担心，过分的贫富分化，使贫富阶层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出现巨大分歧，进而破坏社会的整合，威胁到了民主制度本身。

　　贫富分化伤害我们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