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车海刚  　　

　　备受期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已于今年春节前夕公布。2月5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标志着这一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两会”期间，收入分配改革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可谓“十年磨一剑”。早在2004年，这项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即已启动，此后几经波折，延宕多年。去年以来，中央高层多次就此问题明确表态，显示改革方案的制定提速，终于在春节和“两会”召开之前交出了“答卷”。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经过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整体上摆脱了“患寡”；但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国家统计局 10年来首次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逐年回落，2012年为0.474。抛开对这一数字准确性的争议不论，即以0.474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相比较，也能反映出收入分配不合理之严重。况且，近十几年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4以上的高位。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从社会要求还是国家发展战略看，都不允许分配制度改革长期拖延下去。可以说，跨越了“贫困陷阱”的中国，正面临着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挑战。

　　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既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和城乡居民之间，也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阶层之间，后者尤为公众所关注和感受强烈。

　　“提低、扩中、控高”，是党的十六大即已确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思路。从《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可以看到，这六个字仍是今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则和主线。就三者的关系而言，“提低”是基础，“扩中”是关键，“控高”是难点。

　　“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是合理调整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着眼点与突破口，对此具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实现的阻力较小；“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形成相对稳定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不触及其他群体利益，因此也无多大异议；“控高”，即调节和控制一些垄断行业及特殊群体的过高甚至畸高收入，由于这部分人已形成既得利益群体，且掌握有一定话语权和较多社会资源，是推进改革的最大阻碍，这也正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历经十年坎坷的根本原因，预计未来还会成为改革实施过程中的掣肘因素。

　　实现“提低、扩中、控高”，既需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也需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www.xing528.com)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在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重点是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增加各项民生事业投入等，主要集中于再分配领域。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分配兼顾公平，是我们的一大特点。5年前召开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把“公平”列为对初次分配的要求，这是一个显著变化。

　　而在此次《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和“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被列为平行并重的两个章节，体现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双管齐下”、共同发力的改革意图。其中，在初次分配方面多有亮点，包括：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等。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改革方案将“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单列一章，提出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等，瞄准了一些妨害分配公平的关节点，回应了社会的普遍关切。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富”理论，到十六大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再到十八大强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并确立了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计划”……这一连串轨迹，反映了中央对社会公平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取向。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虽然只是一个框架性文本，但毕竟迈出了此项重大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一步。根据“两会”上透露的信息，各有关部门将针对《意见》中的30条政策，制定具体的细化方案。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期望它毕其功于一役；同时，它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与其他的相关改革协同互动、相辅相成，而不可能单兵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