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诺维也夫报告的讨论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文献

讨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

拉姆赛(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很遗憾，共产国际虽然掌握有全部文件和报告，但是它对于人所共知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实质，显然了解得很不够。我必须提醒你们，这个运动刚刚产生时，各工人组织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车间代表委员会为了给共产主义运动奠定基础，曾作出很大的努力。现在，车间代表委员会还在竭力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针开展全部宣传工作的。因此，我们指示我们的全体成员和所有属于共产主义派别的组织本着这种精神从事活动。

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

在提纲第6条中，最后一部分指示各国共产党尽可能同工人阶级的一般运动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一条说得不够明确，所以我认为对这一条有必要加以修改，以体现出对英国运动的深切关注。我们希望共产国际能毫无保留地为我们制定一个在我们的特殊条件下必须执行的明确的行动方针。

在英国，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大党——工党。然而，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却归附于它。我来谈谈英国工党。它是英国工人运动中的群众性政党，它不是一个一般所说的政党，这就是说，它的成员不是作为党的绝对拥护者以个人名义加入其队伍的，而是集体地、大批地加入的，即他们的工会集体加入了这个党。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加入这个党的问题，已经争论很久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社会党是赞成加入的，但其他一些集团则持否定态度。工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在工人阶级政治发展的现阶段，它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实际上这是工会运动的一支政治力量。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同志们认为，在工会运动内部做经济工作是必要的，但在工会运动内部做政治工作则毫无好处。而我们，却恰恰相反，认为可以利用工党的全国性机关和地方机关，利用工党的代表大会和群众集会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从而引导工人走向共产主义。

我们之所以留在工党里，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增强它，而是因为它那里有群众，在那里可以接近群众。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活动随时随地揭穿工党领袖的“号召”。如果我们不加入这个党，我们就会丧失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有利场所。尽管工党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拥有庞大的机构，有报刊，在议会和各级市政机关中有自己的代表。放弃在工会中随时进行宣传的机会，乃是自我毁灭的行动，因而我们应当利用这个庞大的机构。我是主张这样做的代表者，我们不愿自我毁灭，并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此外，我要强调指出，最近期间，英国社会党及其他政党在工党中的地位日益巩固，因而这个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不是革命的工党毕竟在逐渐向左转。我认为，右派领袖和原先的组织，在群众压力之下渐渐销声匿迹了，这也是我们留在这个党内的理由。^[4]

我对拉姆赛同志的声明感到非常满意。他表示拥护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听到他这样说，我很高兴。以往，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是反对议会制的，甚至它的全部工作和宣传都是反对政治活动的，这曾使共产党人处于困难的境地。因此，我要说，如果他的声明意味着他和他的战友将加入共产党，将成为奋起推翻资本主义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英国社会党人是最高兴的。

我要提出的修正案是经英国社会党两个代表签署同意的，其内容如下:

“在那些非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工人阶级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共产党可以加入该党，以便在其内部组织和形成日益强大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并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着眼点引上共产主义轨道。但是，只有在共产党能够自由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组织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

佩斯塔尼亚(西班牙):

工会运动比一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而且运动的两个派别——右派和左派，都是重要的。对工会的评价，不能只依据它们靠近共产主义的程度，在这方面，俄国是个很好的例子。问题首先在于工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精神，这必须是革命精神。

季诺维也夫同志硬说，某些工人阶层对工人政党持否定态度，完全是由于受资产阶级的影响。

有人认为，工团主义这样的革命运动，除了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外，没有其他任何渊源。这样阐述实在太简单了，我们能够同意这种说法吗?当然不能。说什么工团领导人声称，他们不愿意搞政治，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任何政治工作。甚至有过这种情况:西班牙的资产阶级竟劝说工人参政，说什么这样做符合工人的利益。我的处境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不属于任何政党，所以有人对我参加政治活动怀有偏见。我从来没有说过，工团所应追求的是狭隘的工会目的。这取决于工团具有的精神。有人认为，俄共所掌握的红军的建立，应归功于俄共。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不是这么回事。协助夺取政权的军队和政党，向来就有，我可以引用法国革命的例子来证明。主要的是要有工会这样的革命的战斗组织，它们才能加快斗争和革命的爆发。

坦纳(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同志论述的重点，是要证明极其需要建立纪律森严的、集中的共产党，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专政是一码事。但他对这种论点的正确性，说得不够明确。过去和现在俄国所实行的一切，根本不应作为其他一切国家学习的样板。我们深信，英国的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英国的形势完全不同于革命前的俄国。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完全不同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所理解的。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由少数人来实行，即由以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为代表的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少数派来实行。各政党的成员可能不同意这样做，但他们应该明白，如今在英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要比过去的俄国多得多，他们愿意并且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我们英国革命工人来说，具有非常现实、非常明显的意义。

麦克莱恩指责我们说，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有反对政治的倾向，因而认定我们放弃一切政治活动。这不对。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否定议会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真正的政治活动。麦克莱恩进而对拉姆赛同志的声明感到高兴，认为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代表们又要同他们一起工作了。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许多积极活动家，曾经是各种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但是他们脱离了这些政党，认为它们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我们从未丧失过信心，而是一直在宣传共产主义原则。根本谈不上我们像悔过自新的罪人那样回头。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的思想，为了实现这种思想，我们在产业工人中间做了比大多数政党多得多的工作。难道麦克莱恩想说英国社会党是英国唯一的革命政党，或者是致力于英国革命的唯一力量吗?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一些代表，并不认为组织政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他们根据自己在其他政党中的经验确信，参与这些政党，特别是英国社会党的活动，这只能是浪费时间。但是，即使这些人不参加政党，也决不能由此而说他们革命精神不足，恰恰相反，他们甚至是极富于革命精神的。他们给自己提出了一些实际问题，并用革命的观点去解决。他们考虑到他们亟待克服的种种困难，并着手去解决。有人在这里批评工业化主义者。他们是不是想证明他们的策略和方法是正确的?难道各社会主义政党从工业化主义者那里什么都没有学到吗?要知道，就在不久以前，英国的某些政党在犹豫不决之后才认识到采取直接行动、举行总罢工等的必要性。其实，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一直在宣传“直接行动”，而且工人们已开始懂得“直接行动”的意义，并开始掌握这种行动的方法。现在，有人还力图使工人拥护议会制，然而工人们却认为必须尽快结束议会制，英国工人对议会活动日益丧失信心，极力设法恢复这种信心，只不过是延缓信心的彻底丧失罢了。你们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只会在加入工党问题上遭到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反对。工人们会说，共产党人打算把他们引入歧途。请记住，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所联合的工人，将成为革命的突击部队。我们是最先主张直接行动的，我们不只是为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达到共同的目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只有在政党的帮助下，才能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积极行动起来。这要看对“政党”这个词是怎样理解的。在我们英国，有一种叫社会委员会或社会理事会的组织，专门研究社会性质的问题。俄国同志在其推论中不应只以俄国的经验为根据。他们多年来已与其他各国群众失去任何联系，只有到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去看看，研究一下那里的情况和工人的新观点，并把那里的情况和俄国的情况加以对比，季诺维也夫同志才能对那里的政策及其革命态度作出正确的判断。

请问俄国同志和其他同志，难道你们从其他国家的斗争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再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吗?难道你们来这里不是学习，而只是教导别人吗?英国革命将由我们来进行，俄国同志是不能进行这场革命的;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在学习并准备这样做。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第二国际主要是由于它没有气节、目标暧昧不明而垮台。必须注意，不要使第三国际陷入另一个极端，不要过于教条。

必须设法使每个组织在其国内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使它能根据其特殊条件进行活动，并能适应这种特殊条件。第三国际应采取这样的立场:使各个政党在极其重要的原则问题和方式方法上达成协议，而其余的一切交由各党自行处理。

拉科西(匈牙利):

苏维埃匈牙利和苏维埃俄国相比，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匈牙利工人文化程度较高，国家比较统一，铁路网比较稠密，公路良好，农业发展水平较高。

可见，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比苏维埃俄国更为接近西方国家。然而，我们的经验可以完全证实俄国对共产党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的共产党一直以俄国为榜样，是个严格集中、严守纪律的党，只有经过一定考验的同志才能成为党员，党内实行严格的制度。匈牙利共产党和俄国共产党一样，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自从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以来，由于无产阶级的落后分子和大量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充斥于社会民主党内)进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党就不再体现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的意志了。

此外，我们在建立专政时，特别需要有觉悟的、能独立行动的工人。我们不得不从合并了的政党的队伍中挑选一切合适的分子，把他们安排到各个苏维埃岗位上。这样一来，党被削弱了，显得无所作为了。因此，当我们在政治问题上需要向整个无产阶级呼吁时，也只能向工会发出呼吁，因为整个无产阶级几乎都加入了工会的行列。结果，出现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的同志所要求的那种情况:工会同样也执行党的任务。很显然，随着专政的建立，工会的职能和任务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会必须执行一系列新的任务，例如组织生产、规定劳动纪律等。但是，工会在此之前，却忙于接纳大量新成员，因而连这些任务也都不能很好地完成。

每个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和动乱，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工会无力及时处理革命初期出现的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就会造成相当困难的局面。由于党的软弱无力，除上述任务外，我们在匈牙利还不得不把建立红军、改组教育、分配食品等其他政治任务，也交给了工会。但是，很显然，工会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即使它们承担了这些任务，它们在任何一方面也不能取得多少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不只是因为那些专政前的革命工会大都反动化了，而且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而成立的。几个月之后，我们面前出现了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共产党的任务。因此，除专政为我们提出的那些艰巨的任务之外，我们还不得不增添一项俄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就已解决了的任务，因为俄国早已有了共产党。

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期内建立一个在各方面类似俄国党那样的党。内部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失利，使我们这个意图完全落空了。但是，我一定要再次指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整个经验，从各方面都证实了俄国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只要我们一离开党，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我们就得因而遭到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我们在着手改组我们的队伍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最大不幸，就是我们在专政时期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比较有纪律的党。于是，我们着手建立一个严格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党。我深信，我们的党再次建立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将坚决实行俄国共产党的一切原则，借以证实和巩固俄国同志的经验。

怀恩科普(荷兰):

按照规定，我应当用德语发言。但是，我认为用英语比较好，因为我想谈谈英国同志们提出的那个问题。

我认为大会最好不要采纳麦克莱恩同志的补充意见，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中，并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我认为英国同志应当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未提及这个问题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国内自行解决了。但是，麦克莱恩同志却偏偏提出这个问题，并建议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确认加入工党是必要的。大家都知道，英国社会党想留在这个党内。我建议我们不要作出这个决定。正如列宁同志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论述这个问题时所写的，在这里就这个问题做决定是很困难的。因此，我建议英国同志在力求把英国所有共产主义队伍联合成为统一的共产党的基础上独立地解决这个问题。拉姆赛和坦纳两位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非常恰当。你们知道，在关于建立统一的共产党这个问题上，工党问题将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如果国际代表大会预先作出英国社会党可以留在工党内的决定，那就意味着在英国建立不了统一的共产党，或者将建立一个没有英国社会党参加的统一共产党。依我看，这两种情况都不好。英国共产党必须在英国社会党帮助之下建立起来，至于条件，让它们在英国自行磋商好了。如果我们在这里就这个纯属英国问题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那我们首先必须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要在这里研究英国工党的各个方面及其特殊条件下的全部历史，是非常困难的。

我认为有必要再提一下坦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话。我的党并不同意坦纳同志的观点。但我还是应该说，我仔细地听了他的发言，因为从他的发言中可以感受到他要加入共产国际的真正愿望。坦纳同志警告我们不要过于教条主义，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对的。列宁同志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警告我们，不要犯右的教条主义。他写道，真正的教条主义实际上只是说空话，我们应该避免说空话。但是，既然我们要放弃右的教条主义，那我们对待同志也不应采取左的教条主义。因此，坦纳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不要忘记，其他国家中的关系跟俄国截然不同。这一点，俄国同志是很清楚的。要知道，常常有人说，俄国革命不管怎样困难，但终究是比其他国家即将进行的革命容易些。创造是完全不同于革命的。我们不能空谈学习俄国同志的榜样，俄国革命必定会使我们得到教益，但我们不能全盘照搬，不能简单地把俄国的模式应用于西欧或美国。坦纳同志说，不应成为教条主义者，而应成为机敏的、顺应形势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那种理应联合并必将联合一切真正革命派别的国际。

莱维(德国共产党):

我们谈论党的实质时，应该注意到党和阶级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如同主体与客体那样彼此关联，或者说如同内核与外壳那样在一起构成果实。如果我们自问，党和阶级的区别在哪里?那我们应该说，本质上的区别是:党具有明确的目标、非凡的智慧和鲜明的纲领。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其提纲中所说的:“如果无产阶级有一个有组织的、经过考验的并在内外政策上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当前具体行动纲领的政党为其领导者，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夺取政权才不会是一个偶然的插曲，而会是无产阶级进行长期共产主义建设的出发点。”

正如内核没有外壳就会干枯一样，如果党找不到同生气勃勃的革命群众相结合的途径，它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就必然会成为宗派组织。我认为，既然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聚集在这里，我们大家必定都同意党应该有明确的纲领，应该坚决果断地行动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

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寻求联系群众的途径。我认为，我们应当利用一切可使我们接近群众的途径。我们既应在工会中、在行将建立苏维埃组织的地方、在苏维埃中、在议会中工作，也应在非党组织中工作，因为非党组织是从实际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是在社会和经济分化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必须有一个限制性的规定，所以我不能同意报告人在提纲第6条中所说的这段话:“共产主义者除建立共产党外，还要全力支持建立最广泛的非党工人组织。共产主义者认为，在这些广泛的工人组织内部经常不断地进行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但是，正是为了富有成效地进行这项工作，为了不让革命无产阶级的敌人控制这些广泛的工人组织，先进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团结一致的共产党……”

我认为，这一条没有提出限制性的规定，即必须指出一定的范围，以免建立工人党团和非党工人组织变成一种角逐现象，同时也避免人为地创造出一些并非是社会和经济必然产物的新的组织形式。在建立新组织时，我们要特别慎重，凡是有这种组织的地方，我们要避免随意地和无条件地扩大这种组织。我讲这一点，主要是指德国，因为那里的工会有近900万会员，然而那里却有些同志对新的组织异想天开，竟打算促使我们共产党人离开工会，而工会乃是我们进行工作的广阔的活动场所。

我认为，不仅在建立非党组织时，而且在建立党组织时，也要特别慎重。我们德国的历史，德国共产党的经历，在这方面有过很大的教训。代表大会就英国同志提出的问题作出决定时，应当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

我完全赞同这个意见:英国社会党应该无条件地留在工党里，以便通过工党同群众保持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西欧书记处的代表们同阿姆斯特丹执行局^[5]的看法是相反的。

在建立那种自称为“非党的”组织时，要特别慎重。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些代表在建立非党组织问题上同我们共产党人的看法相反，他们居然认为建立非党组织是必要的，而建立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党组织，则没有必要。我希望最有权威的人士，例如西班牙同志，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但必须指出，根据某种经验，我并不指望能得到回答。我认为，共产主义观点和西班牙同志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之间的争论，决不能列为大会的任务，而且也完全不符合当前世界对共产国际的这一要求:制定统一的、明确的路线。我们本应制定这个统一的、明确的路线，但我们并没有着手解决这个任务，而是在这里讨论几十年前早已为西欧大多数工人解决了的问题。

恰恰相反，大会的任务是要告诉英国同志:不要轻视非党组织，不要退出工党。大会应当一劳永逸地为所有类似情况制定一条统一而又明确的行动路线。

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

由于时间已晚(夜晚10点钟)，我建议下次会议再继续辩论。

塞拉蒂(意大利):

我代表主席团建议继续开会，并提议委员会逐条研究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www.xing528.com)

塞拉蒂的意见经过表决，被通过。

塞拉蒂(意大利):

意大利代表团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整个提纲，因为提纲分析了社团主义、工团主义、工业化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相对主义，并着重指出了这些思潮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从而捍卫了无产阶级事业，捍卫了集中制和纪律，为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基础。但我们认为，提纲中的某些提法不够明确，例如，有关中农的问题。对于中农这个词要给予确切的定义，否则，我们有陷入可能派的危险。要知道，那些被称做“中农”的人，实际上是最落后的分子。

至于提纲第6条，我们同意莱维同志的看法。共产党人应该集中精力去建立共产主义组织，而不是中立的组织，尽管他们必须在中立的组织中工作。麦克莱恩同志要求允许英国社会党留在工党内。但我本人在这一点上比较同意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工党是一个政治上的党派。战争期间，它的政治倾向是明确的，韩德逊的活动可以作为证明。假如我们允许共产党人留在这类组织中，我们将为可能派再次敞开大门。

提纲另一条指出，共产党人可以加入中立的、甚至反动的联合组织，如基督教工会。但基督教工会绝不是中立的组织，加入基督教工会，就意味着是基督教徒。大会也应该研究共产党人加入共济会的问题，共济会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政治上机会主义的组织。我们要求大会禁止共产党人参加这类组织。

列宁(俄国)^[6]:

同志们，我想对坦纳和麦克莱恩两位同志的发言提出几点意见。坦纳说他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所说的不完全一样。他说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

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人的各种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吸收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也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反对政党，但同时又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点道路，那我以为，我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分歧。有组织的少数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少数是真正觉悟的，如果它能引导群众前进，如果它有能力解决提到日程上来的每个问题，那么，它实质上就是政党。如果像坦纳这样的同志(我们对他们是特别看重的，把他们当做群众运动的代表，但是对英国社会党的代表可就很难这么说了)认为，应该有少数人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奋斗，并且以这种精神教育工人群众，那么这样的少数实质上就是政党。坦纳同志说，这个少数应该组织和引导全体工人群众。如果坦纳同志、车间代表委员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同志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日常同他们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是承认这一点的)，如果他们承认无产阶级应该由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少数来领导，那他们也就应该承认我们所有决议的精神正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之间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避免用“政党”这个词，因为英国同志对政党有某种成见。他们认为政党不外乎是像龚帕斯和韩德逊的那种党^[7]，像议会投机家、工人阶级的叛徒的那种党。如果他们所指的议会活动是像现在英国和美国的那种议会活动，那么我们也是反对这种议会活动和这种政党的。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

现在我来谈第三个问题，我想就麦克莱恩同志的发言来谈这个问题。麦克莱恩同志赞成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我在关于加入第三国际问题的提纲中已经谈过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了。^[8]我在那本小册子^[9]里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同许多同志谈了以后，确信决定加入工党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而坦纳同志却说:你们别太武断了。这种说法在这里很不恰当。拉姆赛同志说:让我们英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决定这个问题吧。如果国际的每一个小的组织都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同意，有些人反对，让我们自己来决定吧，那么，这还成什么国际了?那么，还要国际、代表大会以及这一切讨论做什么呢?麦克莱恩同志谈的只是政党的作用，但是这对工会和议会活动的问题是同样适用的。的确，大部分优秀的革命者反对加入工党，因为他们反对利用议会活动作为斗争手段。因此，也许最好把这个问题提交委员会。委员会应当进行讨论研究。这个问题一定要由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我们不能同意说这个问题只同英国共产党人有关系。我们应该表示一个原则的意见，指出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

现在我来谈谈麦克莱恩同志在英国工党问题上的某些论点。应该公开地说，共产党是可以加入工党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共产党要保持充分的批评自由，要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塞拉蒂同志说这是阶级合作，我说这不是阶级合作。而意大利的同志们还容许屠拉梯之流的机会主义者即资产阶级分子留在他们党内，这才真正是阶级合作。但是，同英国工党的关系这件事不过是英国工人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同绝大多数工人合作的问题。工党的党员全都是工会会员。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组织结构，我们在任何其他国家里都没有看到过。工会会员共有600—700万人，这个组织却拥有其中的400万工人。至于这些人的政治信仰如何，这是无人过问的。请塞拉蒂同志证明一下，究竟有谁阻止我们在工党内运用批评的权利。你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能证明麦克莱恩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英国社会党可以毫无顾忌地说韩德逊是叛徒，但是照样留在工党内部。这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落后工人、同后卫队的合作。这种合作对整个运动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最坚决地要求英国共产党人成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的少数联系其他工人群众的桥梁。如果这个少数不会领导群众，不会紧密地联系群众，那么他们即使把自己叫做政党或者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它也不是党，也没有任何价值。据我所知，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有一个中央领导机关——全国委员会，这已经是成立党的一个步骤了。因此，如果不能否认英国工党是由无产者组成的，那么加入工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落后工人的合作。如果不是有系统地进行这种合作，那么共产党就毫无价值，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意大利的同志们提不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论据，那我们以后就要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并且还要作一个结论，说明加入工党是正确的策略。

坦纳和拉姆赛两位同志对我们说，大多数英国共产党员是不会同意加入工党的。可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同意大多数的意见呢?完全不必。要是大多数人还不懂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等待。即使让两个党同时并存一个时期，也比不回答哪个策略是正确的好。你们当然不会根据到会全体代表的经验和会上提出的论据，要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个决定，让各国立即成为统一的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公开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可以发出指示。我们应该把英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交专门委员会去研究，研究之后再说:正确的策略是加入工党。如果大多数反对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把少数单独组织起来。这样做是会有教育意义的。如果英国工人群众还是相信以前的策略，那我们就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审查我们的结论。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只同英国有关系，这样说就是承袭了第二国际那些最坏的习惯做法。我们应该公开说出我们的意见。如果英国共产党人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如果不能建立群众性的党，那么分裂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10]

托洛茨基(俄国):

同志们，《共产党宣言》问世已有3/4个世纪，竟然有人在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上提出是否需要党的问题，岂非咄咄怪事。莱维同志强调的，正是这方面的争论。他指出，西欧和美国大部分工人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他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无助于提高共产国际的威望。据我看来，历史事件是与上述那种认为广大工人群众似乎已清楚理解需要党的看法(这是过分乐观的马克思主义看法)相抵触的。显然，如果我们在这里是同谢德曼或者考茨基打交道，或者同他们的英国同志打交道，那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让这些先生相信工人阶级需要党。他们为工人阶级建立了政党，却让这个党去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服务。而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看到各个国家的党正经历自己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德国，在这个典型的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我们看到，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伟大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勇往直前，但同时却保留着相当多的旧传统的残余。这方面，我们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个例子。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认为，正是那些反对人们代表工人阶级大多数说话的党，即表露部分工人阶级情绪的第二国际的党，使我们不得不提出是否需要党的问题。正因为我知道需要党，我十分了解党的重要性，正因为我既注意到谢德曼，又注意到美国、西班牙和法国的工团主义者(他们不仅愿意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且真正愿意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这是不同于谢德曼的)，所以我说:我乐意同这些西班牙、美国和法国同志商谈，以便向他们证明，为了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消灭资产阶级，党是必不可少的。我要以自身的经验同志般地向他们证明这一点，而不是要用谢德曼的多年经验去反对他们，说什么大多数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志们，我们看到，在英法等早已实行议会制和民主制的国家中，反对议会制倾向的影响是多么大。战争初期，我在法国发现最先勇敢发出反战呼声的是法国工团主义者的一个小集团。这是我的朋友莫纳特、罗斯默等人的呼声，当时正值德军已逼近巴黎。那时，我们不能提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觉得，和莫纳特、罗斯默等同志在一起，充满同志般的情谊，尽管他们过去主张无政府主义。可是，我和十分了解党的必要性的列诺得尔以及阿尔伯·托马等先生(为了不失礼，我不想一一点出他们的名字)，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同志们，法国工团主义者在工团中进行着革命工作。我现在——比如说，能同罗斯默同志交谈，这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基础。法国工团主义反对民主制传统，反对民主制的诈骗与幻想。他们说:我们不要任何政党，我们拥护无产阶级的工团，拥护工团中采取直接行动(即群众行动)的革命少数派。法国工团主义者所说的这个少数派是指什么呢?这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这是一种能预见到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尽管它具有偏见和幻想，但是它并没有妨碍这些工团主义同志在法国发挥革命的作用，并没有影响他们选派几个人到我们这里来参加国际代表大会。

我们的朋友所说的这个少数派是什么呢?是指法国工人阶级的优秀部分，他们具有鲜明的纲领和自己的组织，他们在组织中讨论一切问题(不只是讨论问题，而且还解决问题)，他们受一定纪律的约束。法国工团主义，根据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根据本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将不得不建立共产党。佩斯塔尼亚同志说:“我不想涉及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工团主义者，我不想谈论政治，更不想谈论政党。”这很有意思，他不想谈论共产党，是为了不侮辱革命。这就是说，他认为，对共产党的评论，在俄国革命中强调共产党的必要性，是对革命的侮辱。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是，党在革命过程中把自己同革命混为一谈了。这种情况，在匈牙利也有过。

佩斯塔尼亚同志是一位有威望的西班牙工团主义者，他到我们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工团主义的立场上;有些人可以说是议会主义者;还有些人既不是议会主义者，又不是工团主义者，但是主张采取群众性的行动;等等。我们会向他们提供些什么呢?我们向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即把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联合起来。这些先进分子带来自己的经验，把经验介绍给别人，彼此展开批评，并作出种种决定。当佩斯塔尼亚同志携带这些决定返回西班牙时，他的同志们会问他:你从莫斯科带回了什么?那时，他可以把提纲交给他们，并建议大家对提纲进行表决。他将捍卫这个提纲，西班牙工团主义者将在他所建议的提纲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们将成立的不是别的什么组织，而是西班牙共产党。

今天我们接到了波兰政府的媾和建议。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有人民委员会，但是人民委员会也要受到某种监督。受谁监督呢?难道是受无组织、无纪律的工人阶级群众监督吗?不是的。要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来讨论这个建议和解决这个问题。当需要进行战争时，我们得成立新的师团，得为新师团征集优秀分子，那我们向谁呼吁呢?向党，向党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向各个地方委员会发出派遣共产党员上前线的指示。对于土地问题、粮食问题以及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如此。在西班牙将由谁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西班牙共产党，我相信，佩斯塔尼亚同志将是这个党的创始人之一。

塞拉蒂同志本人是一个大党的领袖，对他来说，当然无须论证党的必要性。然而他带着讽刺的口吻问我们，我们所说的中农和半无产者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对他们作出种种让步，难道这不是机会主义吗?同志们，什么是机会主义?在我们那里，工人阶级掌权，而工人阶级是受共产党领导并跟随共产党走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我们那里不仅有先进的工人阶级，而且还有种种落后的非党分子，他们在一年中，一部分时间在农村工作，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工作。我们那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农民阶层。所有这一切，不是我们党造成的，这是我们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工人阶级执政以后指出: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或明天能改变的;在这里，对落后的粗野现象就得作出让步。代表劳动者阶级，而又对统治阶级实行让步，使其易于维护政权，这才是机会主义。考茨基也指责我们，说我们对农民过分让步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应当加速大部分农民的革命化过程，帮助他们由封建观念转向共产主义，因而对落后分子不能不作一定的让步。所以我认为，已得到解答的这个问题(塞拉蒂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并不是一个有损俄国共产党尊严的问题。假如我们这样做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那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环境太复杂，我们应当相机行事。我们执政以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对德国帝国主义作过让步，接着对英国帝国主义也作过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农民各个阶层采取机动灵活的办法:我们把一部分人吸引过来，把另一部分人孤立起来，把第三种人狠狠地镇压下去，这就是革命阶级的机动灵活性。革命阶级上台执政，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会成为党的财富，因为党将把工人阶级积累的所有经验教训集聚起来。我们想象我们的党就是这样的党，我们的国际就是这样的国际。

苏希(全德工人联合会):

在为国际工人运动制定指导原则时，我们不应以带有偏见的理论前提为依据，而应阐明各国工人运动中真正显示出来的各种趋势，并应以革命精神促进这些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理论不应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应是有意识地推动斗争趋势和斗争形式向前发展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些斗争形式是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形成的。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挪威的工厂委员会，就是这种斗争形式。这些斗争形式乃是劳资斗争条件本身所产生的趋势。

不要单纯从理论设想出发，借口这些运动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试图将其纳入完全不同的轨道。如果我们放弃经验主义道路而走上学理主义道路，那我们就不能建立起斗争的国际。因此，我不打算作抽象的议论，我只是想谈谈革命时期出现的那些趋势。我们应当仔细研究并设法发展这些趋势。我们应当努力抓住朝气蓬勃的工人运动的精神，这种精神产生于工人阶级内心的深处，而不是产生于一些理论家的脑海。我作为工团主义者的代表在这里发言，不愿意对俄国同志的种种论据作理论上的探讨，但我仍然打算证明工团主义绝不是有些人在这里描述的那种半资产阶级运动。在这一点上，我也要诉诸于理论，以驳斥这里提出的种种论调。

例如季诺维也夫同志硬说资产阶级劝告工人不要建立政治组织，因而如果工团主义中出现反对把工人组织到政党中去的倾向，那工团主义的这种倾向的基础，就是资产阶级偏见。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例如，资产阶级关于工团主义运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及其他类似的组织，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呢?请问季诺维也夫同志，难道资产阶级欢迎工业化主义者运动吗?难道资产阶级不打算像反对政党那样去同工业化主义者运动进行斗争吗?资产阶级不希望无产阶级建立政党，难道资产阶级希望无产阶级开展工业化主义运动吗?决非如此!

我们从各国迫害工团主义者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运动使资产阶级像害怕任何政治运动一样惶恐不安。根据这一点，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工业化主义对于资产阶级并不那么危险的论调。恰恰相反，这一点也可以用许多例子来证明，在资产阶级看来，工团主义运动和政治革命运动一样是有害的，然而资产阶级并不害怕政党本身。正相反，政党是资产阶级创造的。假如我们研究一下法国革命，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宾党人就支持建立政党的思想，而资产阶级正是沿着雅各宾党人的脚印走的。资产阶级的遗产并不是建立工业组织的思想，而是建立政党的思想。如果我们想从理论上进行巧辩，那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事。

季诺维也夫同志还说，有人想接受的不是旧议会制，而是议会制的新形式。在这个方面，我不想从理论上来阐明问题，只想引证一下当代工人运动中存在的种种倾向。要知道，革命工人对议会制的热情日益消失，从而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当中出现一股强大的反对议会制的思潮。例如，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和西班牙工团主义，都是反对议会制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充满了反对议会制的情绪，而且还不止于此。你们会说:德国的工团主义者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可是，我们已拥有20多万人。我要指出，反对议会制的思想日益传播于德国，这不只是由于受工团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且也是由于革命本身的影响，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当前，德国的共产党人大都反对议会制。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单纯依据理论观点来看问题，不能在大张旗鼓地把议会制轰出大门之后，又把它从窗户放进来，认为它有利于开展宣传工作。

托洛茨基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提纲中最重要的几条。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不具备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能立刻实施的纲领。他还说，工会无力完成经济任务和社会任务。请问，什么样的组织才能担负起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使命?难道是那些联合到党内的、与经济生活毫不相干的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是那些对生产和消费一窍不通的分子?谁都得承认，只有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组织，才能负起组织经济生活的使命，才能掌握整个经济生活。毫无疑问，工会在经济生活中必定起重大的作用，我们在俄国也看到这一点。

拉姆赛(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我尽量说得简短些。在这里，我代表那些反对英国社会党的共产党人发言。他们不同意加入工党，我确认，只有英国社会党坚持这种观点，其他集团都反对参加工党。我认为，从这里强行发布有关这个问题的指示，是一种策略上的错误。因为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并从这里发布指示，必须了解英国本身的整个情况。同时，也应该承认，英国共产党有权在同工党合并的问题上自行作出决定。合并会给英国共产党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工人阶级对工党的策略不感兴趣，它对工党已经厌烦了。

塞拉蒂(意大利):

有人建议停止辩论，谁同意，请举手。有反对的吗?那么建议通过了。主席团提议今晚由下列同志组成委员会，讨论这个议题:

弗赖纳(美国)，拉姆赛和麦克莱恩(英国)，迈耶尔(德国)，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布哈林(俄国)，卡巴克奇耶夫(保加利亚)，施泰因哈特(奥地利)，怀恩科普(荷兰)，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这些同志务必在明天午饭后开会，讨论那些对提纲提出的不同意见，然后在明晚8时向全体会议作报告。(有人提议由莱维替换迈耶尔)谁同意这个委员会?(表决)谁反对?(表决)那么委员会选出了。委员会的同志们请在这里再留几分钟。

(会议休会)

【注释】

[1]这次会议和以后各次会议，都在莫斯科举行。

[2]即《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提纲。——译者注

[3]这里所指的小册子是指《世界革命和共产党的策略》(维也纳工人书店出版社1920年出版，共49页)。——编者注

[4]最后四句话，在英文本的大会记录中没有记载，这是从德文本翻译过来的。

[5]这里指的是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辅助执行局，关于辅助执行局，参见本卷收录的《执行委员会向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编者注

[6]列宁的发言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24—228页。——编者注

[7]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英国工党。——编者注

[8]见本卷收录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第16条。——编者注

[9]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者注

[10]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5号中刊载的这一发言的结语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公开地说出我们的意见，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意见。如果英国共产党人不能就组织群众运动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如果因此发生分裂，那么宁可发生分裂，也要比放弃组织群众运动来得好。获得明确的和足够鲜明的策略和思想，要比继续保持过去的思想混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