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世界阴谋史：费边育儿室的崛起与影响

秘密的育儿室

据巴纳德·赛迈尔说，尽管这次会议集中了各界的精英，但它并没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政党的智囊团，仅仅以晚餐会的形式结束了。

没能协调好的原因之一就是围绕着约瑟夫·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产生了意见分歧。出现了无论如何也要保护自由贸易和以关税来保护并管制国家贸易的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尽管费边派是保持中立的态度，但实际上也渐渐倾向于关税改革那一边。

费边主义渴望效率社会，并承认国家的介入。而且，他们认为效率社会是由少数的精英、贤者来领导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的观点是一致的。米尔纳在牛津建立了“幼稚园”组织，培养年轻的精英。记者利奥波德·埃默里、历史家巴兹尔·威廉斯、《泰晤士报》总编辑杰弗里·道森还有约翰·巴肯和莱昂内尔·柯蒂斯等人都是“幼稚园”组织的成员。柯蒂斯发行了内部杂志《圆桌会议》，研讨帝国问题。

但阴谋史研究家并不相信效率恳谈会议仅仅是以晚宴的形式结束的。他们认为费边社、效率恳谈会、米尔纳的“幼稚园”和《圆桌会议》正是今天的“新世界秩序”阴谋的根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阴谋学说是如何构造的。它对国家统治持反对态度，只要是侵犯个人自由的即是阴谋。而费边主义承认国家统治，因此他们都是阴谋家。其次，由少数精英垄断这一理论也被阴谋论者加以反对。在他们看来，费边社和米尔纳的“幼稚园”都是社会精英集团，因此他们必定在暗中策划征服世界的计划。从这些推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阴谋论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大众对精英团体的怨恨。

韦伯夫妇举办的集会仅仅是晚餐会，还是后来的世界性大阴谋的起源？如果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不一样的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重视连续性以及不认可变化的阴谋历史观引导阴谋论者们从韦伯夫妇的这个小型晚餐会中嗅到了阴谋的气味。而且这个阴谋的系谱也开始逐渐走向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www.xing528.com)

尽管韦伯夫妇举办了效率恳谈会议，但我们可以看到，进入20世纪以后费边社的影响力就在衰退，并逐渐成为历史。1903年，H.G.韦尔斯加入了费边社，但是他加入不久就和其他成员寻衅打架，费边社因此变成一团乱麻。

不过，从1907、1908年左右开始，牛津、剑桥大学的学生对费边主义产生了兴趣。1906年建立起来的“费边育儿室”这一针对年轻人的教育设施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育儿室”总让人想到米尔纳的“幼稚园”。在那个年代，青年运动十分盛行。费边社进入了新的时代。它的主要活动就是成立费边社调查部（FRD）和大学里的费边协会。

韦伯夫妇在1912年开设了两个委员会，开始调查研究新的政策。第一个是以亨利·梅文为中心的地方自治委员会。梅文是英国保诚保险公司的最大股东。尽管在约翰·科尔曼眼中，英国保诚保险公司是MI6的眼线，但它也和费边社有关联。

另外一个是关于产业管理的委员会。这个产业管理委员会有一个调查部，由一位叫梅拉的年轻职员来经营，他是个激进派。

1913年，《新政治家》杂志创刊。韦伯夫妇所种下的种子也开始发芽并茁壮成长。在工党的势力扩大的同时，悉尼·韦伯也在政治界引起了轰动。1924年，韦伯成为贸易大臣，1929年到1931年成为殖民大臣。1929年，他被授予了帕斯菲德男爵称号。费边社的人们开始在上流社会活动起来。

19世纪30年代被认为是费边社的第三次繁荣期。休·道尔顿、赫伯特·莫里森、克莱门特·艾德礼、哈罗德·拉斯基等新人活跃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