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印会：新马基雅弗利与共济会主义

星印会

费边社的悉尼·韦伯受格林的影响，也开始思考社会有机体的事情，提倡集体主义。韦伯和萧伯纳都加强了对机能主义和组织的重视。韦伯的“集体主义”相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自由竞争，更优先考虑的是公共性和由政府组织的利益平等分配。他们认为国家的介入是为了带给劳动者自由和幸福，消除阶级的对立。像这样的民主平等的社会，比起道德或是精神，以及经济组织的发达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能创立一个效率高的经济组织，就有可能创造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

以韦伯为中心的费边派很重视效率。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率的体制，大家就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阶级斗争和对私利的贪婪都会消失。

波尔战争将英国导向了到底是沿着自由主义走还是沿着帝国主义走的两难境地。否定目前的自由主义提倡自由帝国主义的是罗斯伯里，也就是罗斯柴尔德的女婿。费边派支持罗斯伯里，计划成立新党，以提高国民效率为目标。这个“国民效率”的观念也被引入了军队，以编成能够高效作战的帝国军队为目标。比如说能够迅速占领南非之类。

作为为建立新党做准备的“头脑中枢”，韦伯夫妇创立了“效率恳谈会”。

“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计划。——这必须要由慎重选拔出来的集团、‘头脑中枢或是参谋’来反复琢磨才行。

韦伯夫妇邀请‘朋友们’到已经小有名气的格罗夫纳大街41号的家中，参加一个被称为‘效率恳谈会’的晚餐会，这已经是1902年11月的事情了。出席者全部都是特定领域的专家，韦伯夫妇认为最多不能超过12人。”（伯纳德·塞梅尔《社会帝国主义史》）(www.xing528.com)

这个“效率恳谈会”不正是阴谋论者们一直在寻找的秘密社团吗。12位成员，这些作为智囊、参谋而被选拔进来的少数精英们在思考着如何创造一个让世界高效运转的系统。费边派认为与其直接让大众参与这个运动，还不如通过精英们的秘密会议来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种精英主义、秘密主义被人们当做是世界阴谋的起源。

参与效率恳谈会的分别是：司法界名人查特·巴登·霍尔丁律师、外交政策学家爱德华·格雷卿、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H.J.麦金德、金融专家克林顿·道金斯（曾投资给J.S.摩根金融商会）、费边社创建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校长W.A.休温斯、科学家伯兰特·拉塞尔、《国家评论》的主编马克西·利奥波德、海军专家卡尔里恩·贝莱尔、军事专家利奥波德·埃默里、新西兰政府的伦敦总代理彭伯·里夫斯、作家H.G.韦尔斯等人。

韦尔斯在《新马基雅弗利》（1911）中把这个会称为星印会。他、拉塞尔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意见好像不太一样。韦尔斯把这个会命名为星印会，无形中给予了它一种魔术般的氛围，他也称它为开放的共济会主义。

费边社、效率恳谈会的成员构成的关系网确实比较有意思。利奥波德·埃默里在波尔战争期间做过《时报》的随军记者。他出生于印度，也是巴利奥尔学院出身，是比阿特丽斯·韦伯的姐夫伦纳德·考特尼的政治秘书。从波尔战争回来后，他提出了陆军改革方案。

克林顿·道金斯也是巴利奥尔学院出身，加入了印度省。1900年，他成为J.S.摩根金融商会的共同投资人。

效率恳谈会一直持续到1908年。最后连米尔纳子爵都加入进来了。米尔纳集团和费边社之间开始有了密切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