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边社的阴影
工党政府于1951年败阵。在保守党执政13年之后，工党于1964年再次执掌政权。这一年E.J.霍布斯鲍姆写了《英国劳动史研究》，猛烈地批判了费边主义神话。说费边主义并没有对工党的结成作出很大贡献，也没有和劳动阶级联合，结团的几乎都是知识分子。
约翰·科尔曼也说费边主义被上层精英给渗透了，正因为如此，统治看不见的政府这一理论才有存在的可能。
“对费边主义者来说，不能依靠无政府革命和暴力革命而应坚持‘渗透和穿透’这一方针的正是悉尼·韦伯和乔治·萧伯纳。他们都决心让大众相信，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左翼’，他们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约翰·科尔曼《新世界秩序——人类奴隶化计划》）
费边社很重视“教育”，这一理念逐渐渗透到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关于为什么19世纪末期的费边社那么受欢迎，G.M.特里维廉在《插图本英国社会史》（1952）里说了下面一段话。
“关于国家政治方面，18世纪90年代的普通伦敦选民虽然都是保守的帝国主义者，但是他们却希望对自己或自己所居住的城镇进行民主社会改革。在这种关于地方自治的进步思想的氛围中，费边社表现得异常活跃。悉尼·韦伯、格雷厄姆·华莱士等费边的宣传家们组成的理性的领导团和伦敦的进步性市政产生了关联。”
费边主义本来只考虑了精英知识分子的集中地，也就是伦敦。可是1900年波尔战争爆发后，他们开始面临对外的问题。从这里引出了“社会帝国主义”一说。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混合在一起的这种思想，对内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革，对外推动了帝国主义进程。
费边社在1880年成立的时候，只考虑了伦敦的问题。然而到了1900年就必须要考虑国家的问题了。在这之前，赫雷米·本瑟姆的功利主义，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得到提倡，所以约束个人的自由竞争的“国家”无法得到大家积极的认可。(www.xing528.com)
不过，承认国家的自由主义最终出现了，那正是牛津大学的新黑格尔派哲学家托马斯·希尔·格林提出的思想。
“可以说他为自由帝国主义打下了哲学基础。本瑟姆派功利主义支撑着科布登主义中的原子论个人主义，但格林与此背道而驰。他以社会改革为主，在各个领域积极开展国家活动，提倡创造一个有机国家的新概念。这对于阿斯圭斯或米尔纳时代的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的学生来说，是一个福音。”（伯纳德·塞梅尔《社会帝国主义史》）
20世纪初，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这其中托马斯·希尔·格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出生在约克郡的一个牧师家庭，后来当上了牛津大学道德哲学的教授。他认为首先有“绝对我（绝对意识）”的存在，自我才会朝着这个“绝对我”来形成人格。“绝对我”是自我自由意志的实现，国家就是为了实现“绝对我”的一种道德层面上的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也就是说，国家应该积极促进人的自由以及生活的进步。这就是格林关于“有机国家”的想法，与迄今为止认为个人和国家是相对的理论相反，开创了一种积极承认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担心自由放任主义会陷入僵局的英国接受了自由帝国主义，大家又恢复了对共同体或是爱国主义的关心。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塞西尔·罗德斯、米尔纳那样的帝国主义者会对牛津大学的约翰·罗斯金或是托马斯·希尔·格林等人充满崇拜，但伯纳德·塞梅尔对此作了鲜明的解析。于是，阴谋论者从这些牵连当中归纳出拉斯金和格林是阴谋家这一结论。比如，约翰·科尔曼认为，“圆桌会议”是统治世界的“300人委员会”的作战部，也是MI6的中枢。“圆桌会议”是由罗斯柴尔德的属下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组织起来的。
圆桌会议成员利用共济会的苏格兰之光（Scottish Light）原理选拔，被选拔出来的成员会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参加高强度的训练。而毫不懈怠地在那里监督他们的人就是自称“老学校共产主义者”的约翰·拉斯金和MI6的工作人员T.H.格林。
“罗德斯、米尔纳、约翰·惠勒·贝内特、A.D.林赛、乔治·萧伯纳再加上希特勒的财政大臣亚尔马·沙赫特的出现，都是基督教福音主义派牧师的儿子格林的功劳。”（约翰·科尔曼《300人委员会——阴谋家们的超级权力构造》）
我刚开始读到这里时有点不理解。格林是MI6的工作人员？他在1882年就去世了，而MI6不是在20世纪之后创建的情报部吗？然而，稍微调查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格林的思想是连结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桥梁。在牛津大学，费边派和米尔纳会合，一起培养了帝国主义知识分子精英。从这点来看，科尔曼认为阴谋家的系谱从格林开始这一看法也许并没有错，因为我们不能忽视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尔学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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