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伦理学的研究意义与作用

1.2.1　企业伦理学的研究意义

（1）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和企业发展来看

过去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一些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往往是物质文明发达而道德文明颓丧。这种理解实际上是片面的、不准确的。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仅从伦理学角度考察，不难发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日常经营活动都把明晰的伦理精神作为导向和支柱。以西方和东亚国家地区为例，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欧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其面对经济危机时所表现出的自我救赎、自我调整的能力，背后都有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新教伦理^[13]。韦伯断言，除了新教伦理，世界各国的其他传统伦理是没有办法引导和维护近代以来本国经济的发展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越拉越大的根本原因。但是，20世纪60年代迅速崛起的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及东南亚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却以不同于西方伦理传统的伦理精神作为明确的导向。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亚洲兴起的资本主义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儒学资本主义”。而新儒学的基本内容正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代表的深厚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欧美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所秉持的伦理精神有很大的区别。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欧美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主要是类比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即自由竞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而东亚、东南亚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遵循的则是类比植物世界的“园林法则”，如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兼容并蓄、共存共荣。这两种法则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企业制度及企业治理模式，都把各自明确且一以贯之的伦理精神作为其发展的价值导向，且这种伦理导向不仅仅促进了企业的持续发展，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促进了其所在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到了20世纪末，欧美和东亚的这两种企业伦理法则又出现了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趋势。反观现代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迅速变革的今天，我们又是以什么样的伦理精神来指导我们的企业改革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呢？对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学习企业伦理学来进行反思之处。

（2）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来看

从1979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在取得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在精神层面、道德层面的代价。

在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艰难过程中，旧的矛盾尚未彻底解决，而新的矛盾又层出不穷，出现了新旧矛盾叠加交错的复杂局面。不同类型的企业，也出现了各自发展的瓶颈，如一些传统老国企，仍然患于冗员过多、机制不活、包袱沉重的痼疾；一些引领改革之风，一度成功的企业也逐渐沾染了大企业病；一些在改革中受益的家族企业面临着企业传承中物质富裕与精神缺失的代际困境；一些合资企业也深陷管理中的伦理冲突和文化隔膜。

种种问题归结于一，就是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就经济论经济、就改革论改革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需要追问的是：传统企业体制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的内在价值目标究竟是什么？企业发展的精神内核或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企业靠什么来凝聚人心？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两者相比较是否值得？失去的能否重新找回来？能否得到充分的补偿？此外，我们是否真正明白了企业的性质、目的和内涵？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困惑的、需要努力探索并寻求答案的重要问题。而通过学习企业伦理学，我们将有望寻求到合理的答案。

（3）从企业管理者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者自身的需求和发展来看(www.xing528.com)

通常理解，一个合格的企业管理者必须同时具备智商（IQ）和情商（EQ）两种素质。首先，他必须具备一定的智商，即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一系列智力因素，这是他成为一名管理者的基本要求。只有达到一定的智力水平，管理者才能学习和掌握一定的企业管理知识，从而获得企业管理的入门资格。但是，企业管理者之间智商的差异往往是很细微的，每个人智商的再增长也是有限的，在同样具备较高智商的管理者中，谁更能脱颖而出，成为成功者呢？这就需要具备第二种素质——情商。情商是从智商中分离出来的情绪智力，主要指控制自己情绪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称为非智力因素即能力因素。情商高者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权变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雷德·卢森斯（Fred Luthans）的研究表明，情商对成功的管理者所作的贡献最大，占48%。那些中外闻名的成功的企业家，无一不是同时具备较高的智商和异乎常人的绝佳的情商，而且只要具备两者就足够了。

但是，仅仅具备高情商、高智商，实际上只是对暂时的一时的成功有用，而对于长期稳定持续的成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看到，有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曾经辉煌一时，却像流星一样迅速陨落，像昙花一样迅速凋零。他们都是高智商、高情商兼而有之的绝顶聪明的人，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又很快为自己的智商和情商所累。因为他们还缺少第三种素质——德商（MQ）。德商是从情商中分离出来的道德智力，指人的德性水平和道德人格品质，包括体贴、尊重、容忍、宽恕、诚实、负责、平和、忠心、礼貌、幽默等各种美德。

企业伦理学认为，一个企业家要想使他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德商。科尔斯说过：品格胜于知识。德商高者会得到更多的信任和尊重，自然有更持久的成功可能。许多人的失败，不是智力和能力的失败，而是做人的失败、道德的失败。

德商首先是一种道德智慧。德商高的管理者可以把他的管理升华为一种境界，成为一种管理艺术。比如当管理者面对多种决策方案，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会触犯一个道德原则，且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的区分，而又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如何做出恰当可行的选择，就取决于道德智慧了。

更重要的是，德商是企业管理者所必需的一种内在定力，其集中表现为内心的信念。这种信念源于企业管理者对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明确的自我设计。有了这种定力，管理者就有了根，有了作为精神寄托的坚硬的内核，就不会被社会上和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各种诱惑所左右和动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始终坚持自己作为管理者的信念及企业的发展方向。与可以不断变化增长的智商和情商相比较，德商是相对不变的要素，只有当三商兼备而又德商坚定，管理者才可能走向持久稳定的成功，甚至一生的成功。

学习企业伦理学之所以必要，还在于企业管理者特别是高级管理者的管理重心，是超越一般技术层面的思想层面的管理，因此也就更加需要进行企业伦理学的学习。施泰因曼认为，企业管理者，哪怕是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并不当然就是企业家。可以称为企业家的人是必须具有企业家人格的管理者。企业家人格是由三重人格构成的，包括经济人格、道德人格和审美人格，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人只有经济人格，那么他最多只能叫作“精明的管理者”，只有他同时具备了道德人格和审美人格，才能被称为企业家。

相对于企业中的一般员工，管理者在心理上属于高压甚至高危人群，他们每天所面临的工作和竞争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在履行既定的职责时往往会遇到来自内心的伦理困惑和道德责难，在无法释然时就背负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当他们结束了一天忙碌而紧张的工作时，要么他们继续沉浸于追求成为这样或那样职务角色的幻景，而失去自我，放弃对生存意义的思考；要么他们清醒地思考自己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他们对自我的拷问，在寻觅心灵的归宿。

在一般人眼里，多半会认为身处高位的企业管理者或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幸福快乐的，其实他们常常面对经济与道德的剧烈冲突而处于两难的境地，当他们不得不最终选择道德的沉默和逃避时，他们会身心俱疲，会很痛苦，毫无幸福感可言，甚至会对自己的人生目标、生命价值和所从事的事业感到迷茫和厌倦。而企业伦理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企业管理者打开一扇窗户，送进一缕阳光，把他们脑子里“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疑惑和难题，用企业伦理学的特有方式串联起来，使他们豁然开朗，开启智慧，开动脑筋，让思想冲破牢笼，从而缓解高压，走出高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