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伦理学：揭示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的真相

1.1.1　企业伦理学概念的由来：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的破灭

企业伦理可能是美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最先提出来的。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很少有人接受这个说法。人们很少把Business和Ethic联系起来考虑。因为在英语里，Business和Ethic这两个单词似乎蕴含着截然相反的含义：

Business指的是人类社会行为中的一大类行为及其关系，即商业活动与商务关系，更宽泛地说，指一切为主体自身谋取利益的事务。这类行为的出发点和主要价值取向是利己的、自利的。

Ethic指的是人类社会行为中的又一大类行为及其规范，即道德行为与伦理规范。这类行为的出发点和主要价值取向是约束自己的、利人的、他利的。

所以，在传统的英语语境里，是看不到Business Ethics这个组合概念的。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企业界、商界，长期流行和信奉这样一句话：

“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is business”^[2]

这句话简直可以说是企业管理者的金科玉律，其直译就是：“企业的职责就是盈利。”我们可以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来更贴切地译为：“在商言商”。

也就是说，企业是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其唯一主旨和全部行为就是围绕着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否则它就不叫企业。至于它实际上能否赢利，那是另一个问题。所以，企业组织及其行为完全是经济的，与伦理道德无关。我们不能也不应对企业及其行为作出任何道德评价——既不能说它是道德的，也不能说它是不道德的。总之，道德无涉！这就是著名的“企业非道德性神话”。^[3]

但是，这个“企业非道德性神话”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破灭了。其直接原因是大量企业丑闻被集中披露和曝光，在这个直接原因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生活诸领域的迅速经济化与经济全球化势头的迅速扩大和加速。

（1）直接原因：企业丑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取得巨大科技和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伦理问题，如商业欺骗、侵犯消费者权益、员工歧视和环境污染等。许多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这种单纯谋利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的败德行为引起了社会公众的不满。这一阶段的历史文献主要有美国政府公布的《对企业伦理及相应行动的声明》（1962），T.M.加瑞特（Garret）等人编写的《企业伦理案例》（1963），美国天主教大学原校长C.沃尔特（Walton）著的《公司的社会责任》（1968）等。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整个世界处在冷战阶段，冷战思维控制着经济思维，社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东西方对峙的战后政治格局上，对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不道德行为关注较少，加之“企业非道德性神话”长期盛行，使得企业伦理问题若隐若现，不甚突出。

20世纪70年代初期，冷战接近尾声，舆论重心开始转移，而企业的不道德行为则暴露得更加充分，企业与社会的各种矛盾愈演愈烈。一些有声誉的大公司接连不断地爆出贿赂、胁迫、欺骗、歧视、霸王条款等经济丑闻，这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高度注意。如洛克希德公司贿赂案，就引起全美轰动，举世震惊，成为企业丑闻的典型代表。

接连不断的企业丑闻，迅速成为了社会焦点，引起了公众反响、企业反思和学界反应。

①公众反响

企业丑闻直接引起了社会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造成了企业组织的信任危机和伦理危机，使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赖以存在的信用体系发生动摇。当时一些民调机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大企业决策层不讲道德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②企业反思

在企业丑闻接二连三曝光的情势下，一些有识的企业即刻开展了企业自救运动即企业伦理运动：有的企业纷纷建立企业道德委员会，有的企业设置了企业伦理顾问或道德官员的管理职位，有的企业制定了企业道德议事日程或道德章程，或开出了道德清单，更多的企业制定了员工道德教育和培训计划。企业管理由此进入到了企业伦理管理的新阶段。企业伦理学逐渐成为公司制度和企业经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仅仅作为自保的权宜之计来消除企业丑闻产生的负面影响，而且日益成为针对企业决策层自身由日常经济伦理冲突引起的大量困惑和矛盾的基本解决方法和理念。

③学界反应(https://www.xing528.com)

学术界对企业伦理运动迅速作出了积极反应，不断开展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相继出现了大批相关学术社团、学术刊物和教科书。

1974年11月，堪萨斯大学哲学系和商学院联合发起召开了第一届全美企业伦理问题研讨会。会议形成了一个重要成果：《伦理学、自由经营和公共政策：企业中的道德问题论文集》。这次会议和这本文集标志着作为特定学术研究领域的企业伦理学正式诞生。

1976年，商学圣地——哈佛大学商学院率先开设了企业伦理学讲座，在经营管理学教学中引入了企业伦理案例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伦理学已逐渐成为正式学科科目，被列入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与此同时，全美工商管理学院联合大会明确规定，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应当以某种形式讲授企业伦理学。

（2）深层原因

①社会生活诸领域的经济化趋势

企业丑闻的频发，不能仅仅归咎于企业决策层道德素质的匮乏，其背后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要的原因就在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迅速经济化了。本来，人类社会生活是由不同的领域构成的，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遵循各自不同的规律，按照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运行，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世界。经济领域只是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一个。在经济领域中，遵循的是经济规律，应该以经济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运行。而在其他非经济生活领域，则应该按照它们所特有的非经济的规律和非经济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运行。

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的力量和作用越来越强势，它像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帝国一样，不断超越自身领域，向其他领域渗透和扩张，以至于各个非经济生活领域，如文化、教育、政治甚至家庭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都不同程度地被经济规律所左右，被经济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支配。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都同化为了经济领域，它们本应遵循的各自的特有规律被破坏，它们各自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在逐步消退，并让位于经济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趋势使原本充满人性的那些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去道德化甚至非人化的倾向。

当非道德神话从企业走向社会，弥漫了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使原本多样性的社会生活统统归于经济生活的时候，这个社会必然由道德危机发展为全社会自我瓦解的总体危机。因此，必须为这一经济化趋势设置不允许逾越的最后界限。

②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扩大和加速

另一个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的扩张本性所决定的客观事实，它不以人们的好恶为转移，更不接受道德的约束和评判。全球化的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明显呈现出扩大和加速的态势。

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确实是有普世伦理作为其共同的价值支撑，从而为各国各民族所接受，并且是普遍受益的。^[4]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伦理幻境。在现实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伦理冲突和困境日益突显；世界范围的贫困、失业、歧视和危机有增无减；资本在给少数强国和个人带来财富和利益增加的同时，以它特有的冒险、侵夺、贪欲，无情吞噬着人的善良本性，使人性丧失和恶化；即使是因全球化而获益的富裕者，也感到更加压抑和不幸福；建立一种生态兼容的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真正公平、对等、合理和有序的国际商务关系，使所有人都能够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加速进程中，企业应该怎么办，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正是基于上述根本原因，“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破灭，企业伦理学应运而生。并且，由于上述根源最先最集中地暴露于作为战后世界经济第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企业伦理学产生于美国就不足为奇了。

20世纪80年代，企业伦理学从美国逐渐扩展到北美、欧洲、澳洲、东亚等世界各地，受到许多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学界甚至兴起了一股企业伦理研究热潮。1987年，欧洲企业伦理学网络建立，其宗旨是要在所有的经济管理层次上为改进整个决策过程的伦理质量作出贡献。这一组织的成员已有600余个。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是：企业伦理学引起欧美各国经济学者、管理学者、伦理学者的广泛兴趣；许多大学建立了企业伦理学研究机构，开设了企业伦理学课程；理论研究深入到企业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公司的道德地位、伦理道德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等问题。有学者还设计了企业管理决策的伦理分析模式，企业伦理规范在美、英、加、澳等国的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企业的伦理建设战略得以广泛开展。

20世纪90年代之后，企业伦理学继续向纵深迅速发展。到1993年，美国已有90%以上的大学的管理学院开设了“企业伦理学”课程，到1995年3月，国外企业伦理学研究和交流机构已达300余个，有影响的有“国际企业、经济与伦理学会”和始建于美国后扩展到欧洲的“社会合作欧洲网络”，而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交流活动就是1996年在日本东京和2000年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的两届“世界企业、经济与伦理大会”。企业伦理学的刊物有14种，影响面广的有《经济伦理学》、《欧洲经济伦理学评论》等杂志。企业伦理学方面的教材、专著、工具书1000余部，有代表性的有P.H.沃恩（P.H.Werhane）和R.E.弗里曼（R.E.Freeman）主编的《企业伦理百科辞典》，W.科夫（W.Korff）等人主编的4卷本《企业伦理手册》，乔治·恩德勒（Georges Enderle）等主编的《经济伦理学大辞典》，霍尔斯特·施泰因曼（Horst Steinmann）和阿尔伯特·勒尔著《企业伦理学基础》，托马斯·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和托马斯·邓菲（Thomas W.Dunfee）著《有约束力的关系——对企业伦理学的一种社会契约论研究》，里查德·T.德·乔治（Richard T.De George）著《经济伦理学》和《国际商务中的诚信竞争》等。各种研究企业伦理学的学术论文更是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

此外，西方各国还出版了许多与企业伦理学密切相关的著作和案例文集，如林恩·夏普·佩因（Lynn Sharp Paine）的《领导、伦理与组织信誉案例：战略的观点》和《公司道德：高绩效企业的基石》，阿奇·B.卡罗尔（Archie B.Carroll）和安·K.巴克霍尔茨（Ann K.Buchholtze）的《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R.爱德华·弗里曼（R.Edward Freeman）和丹尼尔·R.吉尔伯特（Daniel R.Gilbert）的《公司战略与追求伦理》，戴维·J.弗里切（David J.Fritzsche）的《商业伦理学》，理查德·A.斯皮内洛（R.A.Spinell）的《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肯尼斯·布兰查德的《道德管理的力量》，索能伯格的《凭良心管理》，乔·L.皮尔斯和约翰·W.纽斯特朗的《管理宝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