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宗教学发展：历史回顾与成果

绪论: 20世纪的中国宗教学发展

宗教学在世界学术史上为一门新兴学科，始于19世纪下半叶，通常以西方学者缪勒1873年发表《宗教学导论》、首先使用“宗教学”术语为开端。宗教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重要构成而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宗教界的宗教研究古已有之，但多为各宗教本身的经典整理、教理探讨和教义诠释，在20世纪之前未能形成一门独立学科。随着现代宗教学理论观点、学说体系的引入，中国宗教研究开始其专业化、系统化的进程，由此在20世纪真正产生出把宗教研究作为一门不依属各宗教本身信仰和神学范畴的新兴学科。宗教学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扩大了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亦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独特意义。

20世纪初，中国宗教学的一些基本关注及其理论观点开始出现。这一领域的学术开拓者们突破了以往把宗教信仰作为学术前提的传统思路及其相关范围，提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在中国存在的意义和特征等问题，此即20世纪初中国学界关心和争论的“宗教是什么”、“中国有无宗教”诸议题。在中国文化传统和学术理解中，“宗教”这一表述乃由“宗”和“教”二字组合而成，各与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相关。其中“宗”字可见《尚书·尧典》中“禋于六宗”之说，而“教”字则可依《易经》中“圣人以神道设教”之论。中国传统宗教儒、释、道等故有“教”之专称。“宗教”二字合并之用本为佛教术语，指崇奉佛陀及其弟子的教诲，以获人生宗旨、达社会教化。故此，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上所用的“宗教”概念，宗教学所表述的“宗教”专称被认为最初乃根据日语意译西文“religion”而成，从此使传统意义上的佛教术语“宗教”获得了现代宗教学意义上的新意，因而有“唯此译名假道日本而入中国”的说法。于此，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中国古代“有宗教”和“无宗教”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并引发了中国学人对宗教的关注和研究。

最初的中国宗教学研究分为两大方向:一为宗教思想理论探究，二为宗教史料的发掘整理。二者被视为20世纪中国宗教原理研究和宗教史学研究的开创。前者的理论先驱包括梁启超、夏曾佑、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后者的奠基人则有陈垣、陈寅恪、汤用彤等。他们在20世纪中国宗教学发展史上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理论和史料的并重，强调研究方法和考证功底，是中国宗教学形成以来一直凸显并得以保持的一大特色。这不仅反映了传统学术上哲学与史学的两大进路，而且更多地体现在二者的交织互渗、有机共构，由此使宗教学自奠立起就具有跨学科意义，构成其开放体系。中国宗教学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其学术构建上。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教学的萌芽乃蕴于文、史、哲诸学科之中，其学术进路从一开始就是比较研究和边缘研究，各学术机构以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开拓性来鼓励学者将其视阈扩大到宗教学领域，由此促成了中国宗教学研究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今日中国宗教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定位和多元共构。20世纪下半叶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实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学术研究获得新生并重新繁荣，西方宗教学的体系和成果得以引进，其学术方法和思路亦被人们接受和广泛应用。这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奠立，使中国宗教研究进入专业化、系统化的良性发展，由此实现了中国这一研究领域与国际学术界的真正接轨。

一、对“宗教”的基本认知和理论学说

中国学术界对于“宗教”的基本认知在20世纪初乃始于“中国有无宗教”和“宗教是什么”之争。当时的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将中国古代的各种有神论观念、原始信仰、民间崇拜和宗教存在统称为“中国古代的宗教”，认为宗教在中国乃古已有之。而著名的改革派思想家梁启超在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中则提出“中国无宗教”的观点，认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乃依赖于“贵疑”的哲学，而“贵信”的宗教在中国之存在却并不典型。按其观点，佛教乃来自印度的外来宗教，在中国并无文化根基;道教以神仙崇拜和方术实践为主，以民俗为特色，其宗教性却不太突出;而儒家以“人”为本，属“世间法”，采取“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故与宗教格格不入，差之远矣。这种“中国无宗教”的论点在西方宗教学理论被系统引进中国之前颇为盛行，并在中国学术界有着长期的影响。例如，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之说亦露出了“中国历来在历史上便与宗教没有什么深切的关系，也未尝感到非有宗教不可的必要”之观点。陈独秀亦有中国乃“非宗教国”之论。五四时期的中国学界中有不少人都把宗教视为外来之物，其对之贬低、排斥的态度在当时的“非宗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中得到了典型表述。此后认为“中国无宗教”的学者亦大有人在，如梁漱溟亦曾坚持中国人乃是世界上唯一对宗教兴趣不大的民族，是一个“非宗教的民族”，认为佛教等宗教乃是外域思潮，与中国文化本质所体现的哲学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这种观点在当代中国学界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争论中仍时隐时现，并未全然消退。明末西方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因认同中国文化“儒服入京”而取得成功。他提出“儒教非教”说而避免天主教与儒教之间的矛盾，防止其在宗教层面及意义上发生冲突和纷争。此后西方传教士中有人反对此说，认为儒教亦是宗教，要天主教信徒必须作出弃儒奉耶之抉择，由此导致“中国礼仪之争”和中西文化冲突，儒教是否为“教”亦成悬案。现代以来，梁启超曾率先坚持“儒教非教说”，从而揭开了“儒教非教”和“儒教是教”这一现代中国学界理论之争的序幕。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多数中国学者持“儒教非教”论，认为“儒教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以此将儒教置于宗教之外。1978年，任继愈首次公开提出“儒教是教”的论断，从而促成了“儒教是教说”的迅猛发展，响应者、论证者越来越多，持“是”与“否”对立观点者的学术论争亦越来越激烈。1998年，李申撰文指出“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认为“教化”在中国文化中最初的基本含义，就是指宗教的教育，从而强调“儒教之教就是宗教之教”。这场尚未结束的争论无疑深化了中国当代学界对“宗教”的基本认知。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在宗教基本理论、宗教学体系和各大宗教研究上取得了初步成果，中国宗教研究既结合文、史、哲等社会科学研究，又逐渐显现其独立性，开始其系统化、专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各大宗教本身涌现出一批具有现代学术意识、运用新式学术方法的学者。他们尝试以客观的态度观察宗教，以理性的方法研究宗教，迈向其传统神学与现代宗教学相结合的创新之路。一般而言，这些学者在对宗教的价值评断上基本上持温和、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宗教界之外的学者则不再持守或维系以往研究中的传统信仰立场，其中宗教史研究者多潜心于历史考据方法之运用或西方实证方法之引入，而在宗教思想价值研究上则出现了“脱离宗教”、怀疑或批判宗教之倾向。这种倾向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非宗教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中达到首次高峰，出现了对中西宗教一概排斥的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一倾向亦在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领域得以延续，故一度使学术意义上的宗教研究明显退隐。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国内地学术界和理论界围绕宗教政策、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与迷信之关系等展开了激烈讨论。牙含章、游骧、刘俊望等人先后撰文进行论辩，在社会上颇有影响。1964年，牙含章将其相关论文结集出版，题为《无神论和宗教问题》。这一论争是“文革”前中国内地关涉宗教基本理论问题最为活跃的一次学术交锋，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和政治界对宗教的基本认识和评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教理论研究重趋活跃。在对“宗教”的基本认识上，首先出现了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表述的争论。由于南方与北方学者所表达的不同观点形成鲜明对照，故有“南北论争”之称。这一学术论争的一方认为，不能将马克思这句话理解为关于宗教的定义，更不能将之视为马克思对宗教的简单否定，因为根据其上下文来看，马克思乃基于对信教群众的同情和理解，其对宗教产生之根源的深刻剖析绝非要从根本上否定宗教。而且，当时欧洲在马克思之前已有许多宗教人士用鸦片来比喻宗教，表述了对鸦片镇痛治病功能的肯定，故不同于中国人因经历“鸦片战争”而对鸦片的深恶痛绝。其论争的另一方则认为，马克思这段名言确实指出了宗教起到精神麻醉作用，正视了宗教具有的负面影响;但精神鸦片在本质上不可与物质鸦片相提并论，宗教的镇痛和麻醉作用乃人民的社会需求，在社会问题不能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应该承认宗教存在的必要和必然性。这一争论在中国对“宗教”的基本认知上带来了分析、认识马克思相关论述的积极结果。根据中国学术界的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灵魂乃在于其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在于其关于一切都随时间、地点而变化的辩证思想。因此，对宗教的发展演变，应以能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中，中国学术界注意到宗教社会功能的重要性，此即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端。这种引进社会学研究方式、从社会视阈来对宗教进行的分析和评断乃是中国宗教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发展。人们从科学、客观、经验实证的角度来研究宗教的社会象征、意义及功能，采用了社会调查、地区抽样、问卷分析、实地观察、历史分析和跨文化比较等方法。在论及宗教的社会意义上，一些学者提出应注意到宗教对社会的正负功能这两个方面，指出宗教具有心理调适、社会整合、社会控制、个体社会化、群体认同、文化沟通、对外交往等功能，其特性并不能被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所涵盖。在认识到宗教之社会特性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在实践层面上亦强调要积极引导宗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最后，中国学术界在宗教研究上进入了从“文化”之综合意义上来分析宗教、研究宗教和评价宗教的阶段。在20世纪末，“宗教是文化”的观点、“宗教文化”论在中国学术界形成热潮。一些学者指出，强调宗教是文化，并不是要用“文化”概念来使宗教认识普泛化、一般化，而是旨在对仅限于意识形态之层面的宗教认知补偏救弊，使社会学意义上的宗教认识再往前迈进。在对宗教的文化诠释及理解上，学者们并不仅仅横向分析宗教社会存在的静态结构，还对宗教在其历史中的动态发展加以纵向把握，从宏观整体上阐明宗教与文化、宗教与文明的关系问题。“宗教是文化”的思想和对宗教作为文化现象的研究，在中国现代社会处境和思想氛围中乃标志着中国学者在全面评价、研究宗教上迈出了关键之步，亦意味着中国学术界的宗教探讨已从政治学、社会学领域扩大到整个文化学范围。这种理解加深了对人类宗教及其灵性存在的认识，发现了宗教思维之形象化、象征化、情感化、意象化和哲学或神学抽象化等特点，从而也在当代中国发展出对宗教的科学及系统研究。对“宗教”的上述基本认知和对其理论学说的基础研究，标志着“宗教学”这一对宗教展开科学研究之学科的奠立，它在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成为最年轻的学科之一。

二、佛教研究与佛教学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学界影响广远，中国学者对佛教的研究亦成为中国学术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研究佛教的历史、宗派、经典、教义、修行、仪轨、组织、习俗，以及佛教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在20世纪，中国的佛教研究与现代人文精神及宗教学学科规范相结合，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佛学”或“佛教学”。由于佛教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因此它在20世纪中国宗教研究中很快成为一门显学，有许多学者参与其中，其学术成果亦蔚为大观。概而论之，20世纪的中国佛教研究可分为上半叶和下半叶这两个阶段，20世纪上半叶为现代佛学的开创阶段，下半叶后期则为其体系成熟、学科趋于完备的发展繁荣阶段。在20世纪中国宗教研究中，佛教研究乃最为活跃、成果最多的研究之一，而且形成了佛教研究在20世纪首末两端都引人注目的景观。

佛教研究分类较细，人才众多，包括佛教僧伽界、居士界和教内外学术界这三大群体的专家学者。其研究范围大体包括中国佛教和外国佛教研究，中国佛教史研究可分为佛教通史、断代史、地区史、思想史和宗派史研究诸方面。佛教宗派研究则以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云南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及密教研究等较为突出。一般而论，“佛学”之说过去通常侧重于佛教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涉及佛教思想、佛教哲学、因明学、禅学、唯识学研究等方面。在佛教两千多年的发展中，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经书文献。因此，佛教经典的整理研究是20世纪中国佛教学的重要内容，它包括汉文、藏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和藏外佛教文献研究等。此外，20世纪中国学术界在佛教传播史，佛教文化史，佛教考古、美术、音乐、文学、民俗等研究上亦颇有成就。外国佛教研究以亚洲佛教研究为主，重点在印度佛教、南亚佛教、日本佛教和韩国佛教的研究，而对欧美佛教的研究则在20世纪末出现重要进展和突破。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佛教研究的开创阶段，许多学者如陈寅恪、陈垣、胡适、梁启超、汤用彤、太虚、印顺、圆瑛、巨赞、杨仁山、欧阳竟无、唐大圆、王恩洋、吕澂等都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这一阶段的佛学研究以佛教史为重点，从断代史研究起步，逐渐发展为系统、详尽的佛教通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汤用彤的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重要的开创性著作。此书本为汤用彤在大学的授课讲义，初版后于1938年在长沙正式印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佛教研究随着中国内地的学术复苏而重新崛起，形成繁盛发展。纵观20世纪下半叶，佛教研究从传统的佛教史、唯识学、禅宗(此即台湾学者张曼涛所指现代中国佛学研究之三路向)研究深入到佛教宗派、哲学、逻辑、因明、文献、考古、艺术、文学、仪轨、社团、经济、人物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涌现出任继愈、朱谦之、郭朋、韩清净、黄心川、巫白慧、苏晋仁、杜继文、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等知名学者。这一时期中国佛学研究有了方法论和研究视阈上的突破。在20世纪60年代佛教研究仍处低迷状态时，任继愈以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一书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在宗教研究领域带来的开拓和创新，在当时被视为“凤毛麟角”。

20世纪的中国佛教研究形成了百舸争流、起伏跌宕之局面，其学术讨论和争鸣亦不同凡响、特色鲜明。在20世纪初，佛学界围绕《大乘起信论》是否为马鸣所撰而起争论，章太炎对之持肯定态度，而梁启超则著文反对，认为是中国的产物。此后，欧阳竟无、王恩洋、吕澂等人进而指出此书乃小乘论书，并对之作出“外道论，非佛法”的判断。这些说法引起了太虚、陈维东、常惺、唐大圆等人的激烈反对和批驳。直至20世纪90年代，《大乘起信论》之真伪、早晚、出于印度人还是中国人之手等问题的讨论仍在延续。20世纪上半叶，胡适曾为“鼓动禅宗研究”的“一时俊彦”。他以标新立异的研究方法提出“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创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大的功勋”等奇特观点，在佛教学术界掀起一场风暴，使禅宗成为当时佛学研究的显学。此外，唯识宗研究在中国佛学界亦颇引人注目，学者们对唯识学的传入、法相唯识教义的阐发等多有讨论和商榷，在唯识经典的整理、注疏和研究上更是卓有成就。而在佛教史研究上，除了上述汤用彤的盖世之作以外，陈寅恪的佛学论文匠心独到、别具一格，陈垣的佛教历史考证著作则充分体现出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的学术功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系完备、资料翔实的多卷本佛教史相继问世，其中任继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佛教史》展示了其博大精深，而郭朋的佛教史研究系列则使之成为“当代我国佛学学者中著述最丰的一人”。

20世纪中国佛教研究以汉地佛教研究最为深入、系统，其成果亦最多，并有着上乘质量。藏传佛教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有了较大突破，出现了累累硕果。而印度佛教研究、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亦逐渐被学界所重视，其研究正初显成效。对国外佛教研究从整体来看则刚刚兴起，主要为描述介绍和客观把握，尚不能系统和深入，尤其缺少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在学术发展的横向关联上，佛教学与敦煌学、藏学研究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三、道教研究与道教学

道教研究在中国亦有较长的历史，中国学者普遍关注在中国土生土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教。因此，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随着20世纪初“国学”之称的兴起，道教研究遂成为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内容。1977年以来，道教研究形成热潮，并步入学术规范、系统的进程。在中国宗教学体系的构建中，道教研究自然被纳入其内。这样，道教研究逐渐被人称为“学”，并有了“道教学”之表述。这一学问即以道教为其研究对象，系统描述和分析道教作为社会现象、人类文化和信仰意识而体现的内涵和外延，并对其价值、本质、发展、特性和规律加以揭示和阐释。道教学的研究领域及其分支则包括道藏及道经整理研究，道教的历史、思想、哲学和神学研究，道教的斋醮、科仪和符咒研究，道教外丹术和内丹术研究，道教的医药和养生研究，道教文学艺术研究，道教宫观山志研究，道教金石研究，道教文化比较研究，道教人物研究，道教神仙及民间信仰研究，以及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等。

20世纪上半叶为中国道教研究的开创阶段。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量道经抄本，这为道教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重新起步提供了重要资料和必要准备。晚清学者贺龙骧、彭翰然等于1906年重新刻印《道藏辑要》，线装涵芬楼本《道藏》亦于20年代出版，丁福保也编辑出版了《道藏精华录》。清末至民国初年有一批道教丛书问世，均为现代道教学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著名道教研究学者包括陈垣、汤用彤、陈撄宁、陈国符、刘师培、翁独健、许地山、蒙文通、王明、傅勤家等人，他们的道教著述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20世纪中国道教研究的第二阶段为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内地学者的道教研究较为沉闷，著述极少，而港台学者的研究则较为活跃，成果颇丰。台湾学者萧天石在此间整理出版了《道藏精华》，香港学者饶宗颐在50年代出版的《老子想尔注校笺》亦乃开拓性的道教学名著。南怀瑾、钱穆以及海外华裔学者柳存仁的道教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0世纪中国道教研究的繁荣发展始于70年代末，由此出现道教学研究机构，形成专业队伍。这一阶段在学术研究上较为活跃、多有成果的学者包括任继愈、汤一介、王利器、卿希泰、李养正等人，陈耀庭、朱越利、胡孚琛、葛兆光、刘仲宇、王卡、卢国龙、李刚等中青年学者亦脱颖而出，使道教研究的发展有了后劲。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道教典籍整理和道教词典的编纂，道教通史和专史的研究，道教思想、理论及哲学的研究，道教文化、文艺、音乐、宫观、方术、炼丹、养生、金石、科仪等研究。学者们将道教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其研究中亦特别注重道教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道教与儒佛之关系以及道教的文化交流和国外道教研究状况等问题。

四、基督宗教研究(www.xing528.com)

基督宗教研究作为中国宗教学的研究领域之一乃是20世纪以来的发展。这一研究包括对其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新教在中国社会亦习称基督教、耶稣教或更正教)的全面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基督宗教研究基本上属于神学研究之范畴，其基础研究和理论探讨大多在中国基督教会及其神学院内展开，只有陈垣等少数学者在史学领域作了一些中国教会历史的考证研究。此外，胡适、陈独秀和蔡元培等著名学者在五四运动前后亦撰文对基督宗教有所评论。

从20世纪初至1949年，基督宗教作为一种外来信仰体系和文化代表受到了各种挑战和冲击。其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五四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中国天主教会的“中国化”和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三自爱国运动”等历史事件和政治风潮。由于思想和文化上的交锋与碰撞较多且较为激烈，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学术发展上形成过许多热点和聚焦问题，故使其学术研究和理论争鸣亦非常活跃。20世纪初，基督宗教研究以编译工具书、翻译西文著作和中国学者的专题研究为主，涉及的范围包括基督宗教在世界的传播发展和在中国的历史，尤其以基督宗教与中国思想文化的比较、对话为重点。教会学者王治心、吴雷川、吴耀宗、李荣芳、徐宝谦、赵紫宸、诚静怡、诚质怡、刘廷芳、谢扶雅、谢洪赉、马相伯、英敛之、徐宗泽、方豪等人对之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构成了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主要阵容。学术界陈垣、朱维之等人的专题研究，亦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重要内容。

1949年至1977年，中国学术界开始围绕文、史、哲等方面来开展对基督宗教相关内容的研究。这一阶段中国内地教会内部体现其神学特色的研究趋于消沉，而港澳台地区则保持了其神学探究的发展态势。由于“文化大革命”及其他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内地的基督宗教研究在此间建树不多，专著和译著屈指可数，其研讨也大多为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定调，其他领域则成为禁区。

1977年以后，中国内地的基督宗教研究迎来了全新发展。自此以来，中国内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成为基督宗教研究的主要力量，其著、译等研究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影响。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中国内地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有一大批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学者转向专心致力于基督宗教研究，这一现象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独特、引人注目的;二是中国学界组织了系统的翻译工作，从而使基督宗教学术著作的汉译远远超过了其他宗教学术著作的汉译，翻开了中国翻译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与之相呼应，中国基督宗教的学者亦在教会神学教育领域推出了一些研究著作和译作。但这些著译主要是面向教会和信徒，在中国社会及其学术界影响不大。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包括世界基督教史、圣经、基督教神学与哲学、基督宗教在华发展史、基督宗教文化等领域，其中以思想史和中国教会史为重点，体现出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两大特色或两种路向。二者各有侧重，但亦相互联系和沟通。在这一时期，教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赵复三、江文汉、郑建业、朱谦之、徐怀启、丁光训、陈泽民、陈增辉、傅乐安等人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学术新秀也崭露头角，推出大量学术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一方面对世界基督宗教的历史与现状、精神传统与当代思潮等有着宏观把握和纵横阐述，另一方面则回溯、反思了基督宗教在华发展的复杂历史，其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以及其适应中国社会的经验教训等。这种比较和对照对中外文化关系、“全球化”与“本土化”、世界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等多视角审视和深层次思考亦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五、伊斯兰教研究

20世纪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始于民国初年伊斯兰文化的复兴，由此使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空前活跃，著述甚丰，形成前所未有的局面。这一时期不仅在中国穆斯林当中造就了一大批精通教理、学识渊博的知识文化人，而且在中国学术界亦出现了许多潜心钻研伊斯兰教的专家学者，如陈垣、金吉堂、白寿彝、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马以愚、傅统先、马坚、陈汉章等人。至20世纪末，伊斯兰教研究已成为中国宗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领域包括世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史、教义学和教法学、当代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教、古兰学和伊斯兰文化艺术等。

20世纪上半叶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开创阶段，其学术活动包括《古兰经》及其他伊斯兰教典籍的翻译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学术刊物的创立，以及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概貌的系统研究等。20世纪20年代，《古兰经》在中国的全译本问世，随着各种汉译《古兰经》的出版，中国的“古兰学”得以奠立。在学术刊物方面，学术品位较高的伊斯兰教刊物《月华》于1929年创办，而顾颉刚主编的《禹贡》通过白寿彝的参与于30年代后期出版了两期“伊斯兰教研究”专号，曾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引起轰动。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概貌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亦有众多著译力作推出。

1949年至1977年间，中国内地的伊斯兰教研究成果不多，少量著述一般被归入文、史、哲研究范围而不明显。1977年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迎来了繁荣兴盛的最佳发展机遇，在古兰学、伊斯兰教工具书、历史、教派、哲学思想、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和民族文化、人物、文学艺术等研究领域都获得巨大进展，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这一阶段，伊斯兰教学术讨论极为活跃，从1980年至1986年，中国学者相继在银川、兰州、西宁、西安、乌鲁木齐召开全国性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这五次会议被视为中国当代开展伊斯兰教研究的“里程碑”，对奠定、促进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开展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从此，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学术出版如雨后春笋，呈现生机，无论是史料整理还是研究论著的发表都达到了空前之状。

在20世纪最后二十余年的伊斯兰教研究中，中国学者从多层面分析、阐述了伊斯兰教的历史、现状及特点。例如，在《古兰经》的翻译和伊斯兰教工具书的编纂方面，出版了权威性《古兰经》汉译本和维吾尔语译本，推出了一系列介绍、研究《古兰经》的著作，从而使“古兰学”获得重大发展，而伊斯兰教词典、百科全书的出版也为人们认识伊斯兰教提供了丰富知识。在伊斯兰教综述和世界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学者们比较关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现状问题，其重要研究涉及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倾向、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在伊斯兰教历史研究方面，其重点乃中国伊斯兰教，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教派门宦史、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伊斯兰教史料整理等方面。此外，在伊斯兰教史学、教法学、哲学思想、人物评传，伊斯兰文化、文学、教育、科学、艺术等研究方面亦成绩斐然，令人瞩目。这些研究不仅提高了中国宗教学的研究水平，而且有较好的社会影响，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民族团结与合作的提倡产生了积极作用。

六、其他宗教研究

20世纪的中国学者还开展了对其他宗教的研究，其范围大体包括中国和世界古代宗教神话、世界各民族宗教和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儒教或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犹太教、印度宗教(如婆罗门教、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和印度佛教等)、摩尼教和琐罗亚斯德教、新兴宗教等方面的探讨。但与上述各大宗教的研究相比较，这一领域的研究则显得相对零散和薄弱，尚有许多空白需填补，有很大潜力可发掘。

在中国和世界古代宗教、民族宗教及儒教的研究上，自然以中国宗教思想文化渊源及其特征的研究为主。中国学者在如何界定中国古代宗教及其信仰传承上分歧颇大，形成鲜明对立的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在佛、道之外还存有一种可称为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的“正宗大教”，这一“大教”对中国社会上层和民间都有深远影响，体现出中国传统宗教的典型特色。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人的所谓“正宗大教”即儒教，儒教源自殷周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思想，以及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其发展则经历了秦汉之前的前儒教时期、南宋的儒教体系完成时期、明清的儒教发展凝固时期以及清末和民国初年儒教在中国本土走向衰落时期。儒教的宗教特性虽然在当代中国内地已不复存在，但其影响却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在中国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及海外华人社团中，儒教的宗教形态仍以不同方式得以保留和延续。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迄今仍未达成共识。

犹太教研究在20世纪中国亦得以展开，在20世纪初已有少量论著出版，引起学界注意。这一研究在80年代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中国当代犹太学的基本框架。不过，中国学者对犹太教的界定和理解存有认识上和观点上的分歧。有些学者对犹太教的理解限于其作为《旧约》的宗教即所谓“《圣经》犹太教”或古代犹太教，从其与基督宗教相关联的视阈来研究之。而不少当代学者则强调犹太教并不是《旧约》的宗教，以超出基督宗教认知范围的眼光来对“《旧约》”之说置疑，称《圣经》犹太教为以色列宗教，并指出犹太教的历史发展乃经历了古代犹太教、拉比犹太教、中世纪犹太教和近现代犹太教这四个阶段，因此对犹太教的完整理解应该涵盖这四阶段的历史全貌。从总体来看，中国学术界的犹太教研究包括涵盖较广的犹太文化研究、中国犹太人和犹太教研究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犹太教作为犹太民族宗教的研究这三个方面。其中中国犹太人和犹太教研究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乃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早期研究成果包括洪钧、张相文、叶瀚、时经训、陈垣、魏维贞、张星烺、沈公布、黄义、魏亦亨、关斌、徐宗泽、方豪、翁独健、陈增辉等人的考证论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潘光旦、江文汉、王一沙等人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犹太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相关学会和研究中心相继成立，研究丛书亦大量出版，其视阈触及犹太社会、犹太民族、犹太文化、犹太思想、犹太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与国际政治等方面，并在中国学术界形成了独特的“以色列—犹太学研究”。把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和传统文化的专门学术研究在中国则相对薄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少量著译问世，80年代以来方有新的进展，开始由犹太学转而侧重于犹太教学，并且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出版了颇有价值的犹太教概论和专论。

印度诸宗教的研究涉及婆罗门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和锡克教等，为宗教学与印度学交叉的边缘学科。20世纪中国学者对印度思想、文化、哲学、宗教、艺术等展开了广泛研究，涵盖印度古代文明和现代发展各方面，其成果多为概论性著作，而专项研究则相对较少。在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包括徐梵澄、季羡林、巫白慧、黄心川等人。摩尼教与琐罗亚斯德教的研究属于古代波斯宗教传统的范围，与伊朗学研究相关。20世纪初，陈垣、冯承钧等人开拓了这一研究领域，但视点多集中在这两种宗教在中国的流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悟殊、王见川、龚方震、元文琪等人进而扩大了其研究领域，使这两种宗教不仅仅被作为中国古代民间宗教来探究，而被置于更广远的文化视阈和更深刻的历史洞见之中。

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在20世纪初始见端倪，由外国学者德·格瑞特率先涉足。1923年，陈垣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系统研究中国民间宗教。此后，李世瑜等人投身于民间秘密宗教及其宝卷的研究，为20世纪上半叶这一研究之凤毛麟角。20世纪下半叶，夏家骏、喻松青、戴玄之、李守礼等人亦推出研究专论。1992年，马西沙和韩秉方出版其力作《中国民间宗教史》，代表着这一研究在资料掌握、系统及体系化上达到了质的飞跃。在此阶段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上，台湾学者宋光宇、郑志明、庄吉发、王见川等人亦成绩卓著。

新兴宗教研究在20世纪中国宗教学领域中为最年轻的分支，始于1977年之后。目前，中国学术界对新兴宗教的定义、特点、背景、作用、影响等已有初步探讨，并以专项课题来对之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其探究范围大体包括新兴宗教、新宗教思潮、“新时代”运动、新兴民间宗教、邪教、新“灵学”以及各种新兴“准宗教现象”的分析、论述。这一领域的学者认为，新兴宗教指始于19世纪末，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大量涌现的一些脱离传统宗教常轨、提出某些新教义或新礼仪的宗教运动和宗教团体，其与传统宗教的不同乃在于它们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具有典型的反传统特色。这些新兴宗教的特点，一是声称拥有新的宗教真理，拥有不同于传统宗教的独特教义和经典，体现出一种标新立异，或是对传统宗教教义的修改，或是对多种宗教教义的综合及整合;二是提出这些教义者多为仍存活于世的现代人，他们以新兴宗教教主的身份而自称这些教义直接来自于神，他们独自拥有与神沟通的特权;三是其神圣崇拜多转化为对世人(教主)的崇拜、对综合性神灵的崇拜、对宇宙未解奥秘的崇拜、对人体潜能(特异功能)或生命力的崇拜、对高科技发展之无限可能的崇拜等;四是强调其信仰团体之团契性和与社会保持距离或相脱离，要求信徒服从其领袖或教主，以无条件对之跟从、听命的皈依来求得今世平安和来世幸福。由于新兴宗教在现代社会层出不穷，名目繁多，因此深入展开这一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有着现实意义。

七、结　语

20世纪中国宗教研究为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宗教学作为仅有百余年历史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则基本上为20世纪的学术产物。中国宗教学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起步较晚，却发展迅猛，潜力无限。20世纪初为中国宗教学的开创时期，体现为自我学术意识的萌生以及学术研究之独立意向。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教学步入其现代学术之初步发展阶段，在宗教基本理论、宗教学体系构建和相关宗教研究上已有所建树和发展，起到了积累资料、厘清思路、培养人才之作用，从而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宗教学经历了机构建立、专业学术队伍形成和学术研究趋于繁荣之过程。1964年，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学术界有了从事宗教研究的专业机构。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宗教学研究群体，由此从根本上启动了中国宗教学的学科发展。1977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归属于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了稳定而系统的学术研究。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立，世界宗教研究系在全国首次招收宗教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此即中国系统培养现代宗教学人才之肇端。随后，一批高等院校和省市社会科学院相继组建宗教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于是，一个新的学者群体和新的学术专业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迅速崛起，并以其独特的研究和成果形成了世界范围的影响。

就其发展经历和研究特色而论，具有新兴学科特性的中国宗教学一方面积极吸收西方宗教学之长，以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另一方面则充分发挥中国学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学术特长，以便能另辟蹊径、后来居上。因此，中国宗教学注重描述性与规范性、狭义与广义、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案研究的有机结合，既有对宗教现象的整体把握和通史展示，亦有对各宗教具体问题的深入剖析和考证诠释。这样，中国宗教学以侧重宗教基本理论、宗教学科体系的特点而体现出其与当代世界宗教学的有机接轨，同时以对各种宗教历史的考证、甄别和思想文化特征的勾勒、展示来反映出中国学术治史的专长和功力。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使中国宗教学既显明了当代世界宗教学发展的共性，亦保留了中国学术传统的特性。20世纪中国宗教学的奠立及发展为其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奠定了雄厚基础。在中国宗教学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宗教学一定能在新的世纪迎来新的腾飞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