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经济增长：产业集群路径选择

第二章　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业集群已经成为世界上引人注目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它在解决落后地区发展、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工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实践证明，西方国家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对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地区协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节　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1]

一、理论渊源

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经济学界对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谈到的分工与市场范围的关系、行业发展与市场竞争环境的关系等都包含着与产业集群有关的一些经济思想，只是由于当时产业集群在现实经济中还没有凸显出来，没有成为当时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一般认为，经济学史上第一个阐述产业集群理论的经济学家是马歇尔。他从“外部经济”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是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促使形成企业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依赖。工业区位经济学家韦伯（1909）最早提出集聚经济的概念，他在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和集聚因素。他认为，集聚因素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仅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集聚优势，这是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实现地方工业化，这是最重要的高级集聚阶段，用现代的概念来说也就是形成了产业集群。随后，杨格（Young，1928）提出了规模报酬理论的一些核心内容。他重视分工、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关系，重新阐发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思想，从这一角度提出了一些对产业集群的看法。而胡佛（1975）将产业集群看做是具有“集聚体”规模效益的企业群体，从企业区位选择等角度对产业集群进行了一些研究。

二、经济地理学与产业集群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将空间维度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引入经济地理学研究，现代经济学和地理学的交融促使新经济地理学逐渐发展起来。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克鲁格曼，他以传统的收益递增为理论基础，引入地理区位等因素，分析了空间结构、经济增长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新的空间经济理论，发展了集聚经济的观点。他的工业集聚模型假设一个国家有两个地区，有两种生产活动（如农业和制造业），在规模经济、低运输费用和高制造业投入的综合作用下，地区将会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地区产业集聚（Krugman，1991a；1991b；1993a；1993b；1995）。克鲁格曼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通过数学模型分析并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另外，他的垄断竞争模型在融合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如收益递增、自组织理论、向心力和离心力等理论的作用，证明低的运输成本、高制造业比例和规模有利于区域集聚的形成。

三、竞争经济学与产业集群

除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外，管理学、竞争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集群研究的发展。波特于1998年发表了《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地提出了新竞争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在波特看来，产业集群是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的一群企业和相关机构，包括提供零部件等上游的中间商、下游的渠道与顾客、提供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以及具有相关技能、技术或共同投入的属于其他产业的企业。波特认为，产业集群的核心内容是其竞争力的形成和竞争优势的发挥，这是产业集群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同时，波特还指出，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在集群发展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的政策对集群的形成、发展模式和发展周期都有重要的影响（Poter，1998）。安德森（Anderson，1994）考察了传统的熊彼特主义分析创新关联度的不足，主张用演化经济学来分析创新关联度，并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内构筑了交互创新的二产业模型和三产业模型，探讨了创新关联和国际专业化问题，这一组织演化的观点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开辟了一个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陈剑锋、唐振鹏，2002）。

四、全球化与产业集群

全球化趋势对集群理论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迅捷的交通、高速的通讯和广泛的市场似乎让人感到经济区位和企业选址不再重要。然而，宏观总量经济和企业微观行为在空间上的新特点表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全球化并没有使人类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均衡，而是使得相关经济实体和经济行为的地理集中程度越来越加强。事实上，专业技术、组织机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和消费群体的区域集中使得区位因素在全球化的经济中越来越重要。这一表面上的矛盾只要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Belleflamme、Picard和Thisse（2000）指出，技术的发展将会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贸易成本，但是贸易成本的下降却不一定导致经济分散化，甚至很可能会加强产业的空间集聚。在他们以新经济为核心的贸易模型中，经济联系的加强和贸易成本的下降不仅不会减弱产业集聚的趋势，反而会使之加强。

第二节　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在关于产业集群形成的表述中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产业集群完全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形成机制），并且其形式有很大的偶然性，很少受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第二种观点认为产业集群是由地区特殊的比较优势、供给和需求结构、文化氛围甚至政府政策所引起的（自上而下的形成机制）。第三种观点比较折中，典型的是波特的观点，他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过程必须有市场竞争的参与，但他同时又强调地区禀赋的作用和地区政府战略的影响。

一、自下而上的形成机制——韦伯和克鲁格曼的产业集群理论

韦伯（Alfred Webber）的产业集群理论出现于宏观经济理论产生（20世纪30年代）之前，属于古典的产业集群理论。他在《区位原理》中对产业集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描述，他认为集聚因素对工业区位的影响非常重要，若干个厂商集聚在一个地点能给各个厂商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者降低很大的成本，所以每个厂商都有集聚在一起的愿望。集聚之所以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和成本的节省，主要是由于为多个厂商提供服务的专业化厂商的出现，比如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专业化的修理服务厂商以及公共的基础设施等。另外，韦伯还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定量研究，用等高运费曲线为分析工具确定产业的集聚程度。

克鲁格曼的产业集群模型指出，企业和产业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结果空间集聚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群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Krugman，1991a）。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自上而下的形成机制——增长极理论和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增长极理论认为，从地理空间上来看，经济增长是不均匀发生的，它以不同的强度呈点状分布，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王缉慈，2001）。根据该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推动性工业嵌入其中并形成一个增长中心，以增长中心为基础形成聚集经济，以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法国经济学家帕鲁（Francois Perroux）最早提出了增长极的概念，他在20世纪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古典增长模型都是把经济放在一个“容器”中进行研究，描绘的是一种平稳的均衡增长，与现实不符。20世纪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以支配效应为特征的“可见的经济增长”，这种“可见的经济增长”是以结构变化为基本特征，而不是一种均衡增长，各种产业的增长此消彼长，并且可以相互扩散。为了分析这种非均衡增长，帕鲁引入了“增长极”（growth pole）的概念，“增长极”是特殊环境中经济增长的推动性单位和支配力量，是一个和周围紧密联系的增长核心。帕鲁认为，增长极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的诱因：①金钱外部性，即增长极的出现可以带动相关上游和下游部门的产出增加；②模仿和创新，作为增长极的新行业的出现可能导致其他行业的模仿和创新；③乘数效应，这里包括投入—产出关系中部门之间的乘数效应和增长极中投资产生的乘数效应；④竞争性创新，增长极的出现导致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性创新。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是由前苏联学者在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地域生产综合体是由一些具有不同功能的部分所组成的，综合体内部有一些主导的专门化企业，它们是综合体的核心。除了综合体核心以外，还有与其紧密联系的关联类企业和依附类企业以及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地域生产综合体是前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也是前苏联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重要的生产地域组织形式。地域生产综合体的根本思想是区域生产专业化和综合发展相结合，专业化部门的确立主要取决于各地区自然资源的特点。

与区域生产综合体相似的是产业综合体（industrial complex），它是美国区域科学家艾萨德（Isard）于1959年提出来的。他把产业综合体看成是在一个特定区位上的一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之间的技术、生产和分配联系带来了很大的节约。该理论强调企业之间稳定的和正式的投入—产出关系。

韦伯的产业集群理论是自下而上的，增长极理论和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是自上而下的。韦伯的集聚理论是厂商为追求增大的利益和成本的节省而自发实现的，只有当厂商认为集聚的好处大于集聚的成本时，迁移才会发生。增长极理论侧重于“产业—集聚—增长”的研究，要求一个推动性产业的存在，所以政府为了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往往采取将某种推动性产业植入某一地区的做法。地域生产综合体是前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为了解决国民经济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政府动用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建立起一个区域生产综合体。由于这种综合体的计划性，其经济性往往被政治目的所掩盖。

三、折中的形成机制——波特的集群理论

以波特为代表的战略管理学派在1990年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他们认为，国内合作而不是国内竞争，是国内的产业在全球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为了获得并保持全球竞争优势，国内的产业需要创新，也需要合作，国家竞争优势产业是通过一个高度的本地化过程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是要培育国家竞争优势产业的环境。一般而言，国内环境的创造涉及如下几个条件：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厂商结构、战略与竞争，这些条件形成一个钻石构架。当钻石构架的因素相互作用、持续发展时，国家竞争优势产业就会不断增强；反之，该产业就会失去竞争优势。二是国家竞争优势产业的地理集中。波特的研究指出，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成功的产业，其企业在地理上呈现集中的趋势。发达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地理以专业化为特点，随着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经济不断发展。有竞争力的集群是那个区域长期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源泉。波特认为，集群的作用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①集群通过资源的共享和互补可以提高生产率；②集群可以改善激励和绩效的评估；③集群在提高创新率和创新成功方面十分重要；④集群降低了新企业形成的障碍，形成了提高生产率的环境。

第三节　隐性契约与产业集群

一、集群内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假设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人们通常用“弹性专精”来描述集群内企业的分工与合作，从产业集群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外包”是集群内企业的分工与合作的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外包”（outsourcing；subcontracting）又称“分包”，是指企业将非核心业务转移出去，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即企业只做自己专业的事情，其余的留给其他企业去做，也就是生产的专业化。这种市场化的理念使企业间围绕主产品形成产业链，转变了企业“小而全”的低效率的形态，即集群内上下游企业间是一种市场合作关系而非一体化经营。因此，企业间对交易的依赖关系增强。由于集群内企业的资产专用性不同，企业对交易的依赖程度不同和实力不同^[2]，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也不同。因此，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中，解决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问题始终存在。

专业化生产是产业集群产生的初始条件，也是产业集群中企业生产的主要特点之一。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使得企业间交易的依赖程度增强，一个企业对某一交易关系的依赖性越强，说明该交易关系中的企业的资产专用性越强，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缔约后违约的风险就会加大。由于专用性较强的资产转移到其他用途的成本较高，资产所有者就有可能受到对方的讹诈，被要求以较低的价格继续提供服务；反过来，专用资产服务的购买方也有可能受到对方不继续提供服务的威胁，缔约后的违约和敲诈行为又被称为缔约后机会主义行为。缔约后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之间的具体关联体现为所谓的“可挤占准租金”^[3]。

在现实中，由于契约的不完备，企业往往愿意采取一体化的方式防止机会主义行为，交易费用理论也对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解释。然而，在解决集群内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时，作为一体化的替代方式——长期契约对策更符合产业集群的制度基础。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长期契约作为纵向一体化的替代方案解决企业机会主义问题时可采用两种形式：一是由政府或某些外部机构在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显性契约来保证；二是如果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则通过“断绝往来”的市场机制强制执行的隐性契约来保证。显性契约原则上能解决机会主义的行为问题，但是履约成本往往很高，因为它要负担详细说明可能的偶然情况、防止违约和依法强制履约的监察和诉讼费用。由于很难在一个契约中把所有的偶然情况都加以说明，有的甚至是未知的，还有法律调解的昂贵费用，因此，可以通过隐性长期契约解决集群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不是通过法律上的强制手段。这种隐性契约指的是集群中的企业间通过理性的博弈分析过程，从而最终选择最优的策略，而在此策略下，企业间的合作状态会自动达到一种均衡，即实现一种自动实施的制度安排。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具有自我实现功能，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监督和调解，因此，与显性契约相比，隐性契约节约了实施成本。

二、隐性契约对策的博弈分析

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如果博弈可以无限次重复的话，“以牙还牙”对于任何一个局中人都是最优的策略。将这一结论运用到集群企业间的合作博弈中，如果企业都抱有要长期稳健经营的思想的话，而且集群内的信息是完全的，那么企业间的这种博弈便可以看成是无限次重复的“囚徒博弈”。即在第一次对局中，如果一方选择“不合作”，由于信息完全，你会立即采取报复行动；而如果一方一开始就选择“合作”，你也会一直合作下去，由于博弈是无限次的，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博弈何时结束，因此，一次的不合作导致的“以牙还牙”不会给企业带来任何额外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间的合作状态会自动维持下去。从理论上说，这一结论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博弈是无限次重复的，也就是说，对局者都预期博弈将永远地持续下去而不会停止。但是如果对局的次数是有限的，这一结论将不再成立，相应的隐性契约就会失效。

在完全信息情况下，不论博弈重复多少次，只要重复的次数是有限的，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每个参与人在每次博弈中都选择静态均衡战略（假定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唯一的），即有限次重复不可能导致参与人的合作行为。特别地，在有限次重复囚徒博弈中，每次都选择“坦白”是每个囚徒最优的战略。在此，“坦白”被认为是囚徒理性的选择，即非合作型战略（对集群内的企业而言）；相反，“不坦白”则是囚徒非理性的选择，即合作型战略（对集群内的企业而言）。我们假定对局的次数为N，可以从第N次即最后一次分析：此时，如果企业A是理性的话，它会做如下推理：如果博弈是无限次的话，B采取的是“以牙还牙”的策略，但现在是最后一次对局了，即使我采取违约行为，它也无法报复了，因为已经没有下一次了。因此，企业A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即选择“不合作”。同理，企业B也会做与A相同的分析，因此，在最后一次对局中，双方均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双方均不合作。不仅如此，企业还会进一步推理，如果在第N次对方会采取“不合作策略”，那我在第N-1次还采取合作策略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合作是得不到任何回报的。因此，在第N-1次企业就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此类推，最终的结局是企业从一开始就不合作。如果这样的话，现实中的产业集群就不会存在了，就更谈不上契约保证。然而，这一结果与现实中的情况不一致，即集群内企业的合作行为还是频繁出现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情况出现了背离。KMRW定理通过引入不完全信息解开了这个悖论。

KMRW定理是以克瑞普斯、米尔格罗姆、罗伯茨和威尔逊四位经济学家名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命名的^[4]。他们通过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了有限次重复博弈中，证明了局中人对其他局中人的战略空间的不完全信息对均衡结果有重要影响，合作行为即使是在有限次重复博弈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即可（不一定非要求博弈是无限的）。具体地说，在完全信息情况下，任何一个局中人都对其他局中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都完全了解，即使不了解，由于完全信息，也会通过其他外在的线索得到对手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信息。然而，在现实中集群内的企业之间的信息并不是完全的，就是说企业准确知道自己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而关于对手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信息，只知道大致的概率分布，假设非理性的概率为p，理性的概率为（1 - p）。这里理性就是指非合作的企业，即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企业；而非理性就是指合作的企业，也可以理解为讲义气、重信誉的企业（而非经济学中所讲的不追求效用最大化）^[5]。KMRW定理的直观解释是，尽管每一个囚徒在选择合作时冒着被其他囚徒出卖的可能，得到一个较低的现阶段的收益，但如果他选择不合作，就暴露了自己是非合作型的，从而失去了获得长期收益的可能，如果对方是合作型的话。如果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未来的收益的损失就超过短期被出卖的损失，因此，在博弈开始时，每一个参与人都希望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使对方认为自己是喜欢合作的，即使他在本性上是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只有在博弈快结束的时候，参与人才会一次性地把自己在过去建立的声誉用尽，合作就会停止，因为此时的机会主义行为给参与人带来的短期收益很大而未来损失很小。KMRW定理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即使有关参与人类型的小小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引起均衡结果的重大改变，也就是说很小的p就可以保证合作结果的出现。当然，如果p = 0的话，合作均衡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的。也就是说，只要集群内的企业有一点点的合作意向的话，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都会导致合作结果的出现，这个结论对集群内企业的合作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合作均衡的可能性也依赖于我们有关非理性参与人行为的假定。例如，如果我们假定，无论对方选择什么战略，非理性的参与人总是选择合作战略的话，那么合作均衡也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是理性参与人的占优策略。因为无论你如何损害对方的利益，对方都会毫不“记恨”，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谁又有动力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呢？

三、集群内企业合作行为与策略

通过在集群内企业间的合作行为选择引入博弈分析，使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隐性契约的内在作用机理就更加明晰了，这为规范集群内企业的合作行为提供了理论保证。然而，在集群发展的现实中我们看到经常会有一些企业的“背叛”行为发生，使对方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以至于会让一些企业的经理人认为，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集群内企业间的合作是不可靠的。因此，还是会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在一体化经营上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使企业又重新走上“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轨道，这与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在明确了防止集群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隐性契约的博弈基础后，关键问题是如何使得存在于集群企业间的这种隐性契约的约束力发挥作用。

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那么企业间的无限次合作就变得十分重要，因为无限次的完全信息重复动态博弈的均衡结果将导致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对于产业集群而言，如果在现实中能够使集群内接近于信息完全状态，那么集群内企业经营的长期预期就十分关键，因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如果企业知道合作何时结束，那么它就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如果集群内的企业都能够理性地对自己的战略做出选择，理性地对待与合作伙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对企业的经营有长远预期的话，那么集群内的企业就会建立一种长期的互惠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维系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强制，即达到自我实施。

当然，对于现实中的大部分企业集群而言，集群内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而且集群企业间的合作只能是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进行，也不可能完全做到“无限次博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两方面需要注意：一是对于企业一开始的合作诚意，即上面分析中提到的p的取值。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哪怕p取很微小的值，均会有合作的均衡结果出现。可是如果p取0的话，合作的均衡结果将不会出现。这就是说，在信息不完全的集群里，企业如果一开始就抱着“一体化经营比较保险”的思想，就等于说此时的p取0，这时企业间是很难达成合作协议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能够让集群内的企业知道其中的道理，即懂得“游戏规则”，如果集群内合作的企业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现实合作过程中的p的取值就不会为0。这一点正是目前集群内的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家族企业应该深思的问题。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在以上的博弈分析中，我们假设合作型的参与者对对手的理性战略选择，即对对手的非合作策略的反应是“针锋相对”。这就要求参与博弈的企业必须是产权明晰的独立的利益主体，即企业必须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而不是承担过多社会职能的行政单位，唯有这样的企业才有动力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对于博弈对手的战略选择才会理性地采取“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策略，而这一行为正是达到最后合作的均衡结果的必要条件。而在现实中，有很多的企业集群是在政府的撮合下建立的，集群内的企业没有组成集群的内在要求，企业也不是独立的经营实体，还是依靠政府的保护伞，因此，这样的企业是绝不会有动力采取“以牙还牙”策略的。对在这种合作状态下的企业而言，隐性契约无法自动实施，维持合作就只有依靠外部力量的强制实施了，因此，这对于进入集群的企业的微观治理结构提出了要求。也就是说，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在中观的产业层面发展产业集群的同时，不能忽视企业治理结构的微观保障，只有这样产业集群才会健康成长。

第四节　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理论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把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特定地区称为“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定义为一种由历史与自然共同限定的区域，其中的中小企业积极地相互作用，企业群与社会趋向融合。他把产业区中工业集聚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①协同创新的环境。“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会为别人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马歇尔，1962）”②辅助性工业的存在。这里是指为集聚在一起的众多工业进行辅助性产品生产的工业。③专门的劳动力市场。④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⑤顾客的便利。在马歇尔看来，产业区具有一些基本特征：与当地社区同源的价值观念系统和协同创新的环境；生产垂直联系的企业群；最优的人力资源配置；产业区理想的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竞争与协作共存；富有特色的本地信用系统。在产业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很多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区域创新的问题，这里谈一下创新环境学派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以及集群创新问题。

一、“创新环境”学派

该学派是由法国、意大利、瑞士区域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这里的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文化环境。这个概念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了一起（Bramanti和Maggioni，1997）。该学派认为，环境是一种发展的基础或者背景，它使得创新性的机构能够创新并能和其他创新机构相互协调。这种环境往往被描述为在诱导创新的区域中由制度、法规、实践等组成的系统。

创新环境理论认为产业的本地化包括提升整个社区的技术和专业化水平，提供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增加辅助的贸易和专业化服务，满足众多公司的需求，为采用更加专业化的机械创造条件。相对于马歇尔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发展和反对政府干预，创新环境理论则强调产业区内创新主体的集体效率，强调创新行为的协同作用，并把创新网络和集体学习的概念应用到公共管理政策中去。

二、区域创新系统

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的开创性工作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从长期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技术创新而不是规模经济、资本投入和劳动力的增长（Solow，1957）。这在当时曾经掀起了技术创新决定论的热潮。近年来，技术创新决定论受到挑战。技术创新并非产生于真空之中，而是与社会制度和生产组织形式等密切相关。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则说明了技术创新和其他组织的紧密关系。阿歇姆等（Asheim等，2000；2002）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支撑机构环绕的区域集群，在系统中有两个主体：一是主导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二是制度基础结构，包括教育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政府机构等。集群内部构建创新系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集群中的创新合作；二是完善强有力的制度基础结构。另外，阿歇姆还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了分类（见表2－1）：

表2－1　区域创新系统的分类

资料来源：Asheim T. 2002，转引自孙沛东、徐建牛.国外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研究综述.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第71～77页。

三、集群创新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在1912年发表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这一概念，从而开创了创新理论研究的先河。他认为“创新”是指企业家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引入生产系统以获得“超额利润”的过程，并将“创新”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引入新的产品，采用新的技术，开拓原材料的新供应源，开辟新的市场，采用新的组织、管理方式方法（熊彼特，1912）。熊彼特以后，创新理论出现了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技术创新经济学派，另一个是新制度学派。技术创新学派从技术推广、扩散和转移以及技术创新和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技术创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新制度学派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制度学派的“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制度的变革与企业的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由此创立了制度创新经济学这样一门新学科，丰富和发展了“创新理论”。

然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有着两个差异明显的理论体系，在这两个理论体系中，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技术创新理论的争论焦点（也就是所谓的两种“熊彼特假设”之争）。罗艾·劳斯韦尔（Roy Rothwell）和马克·道格森（Mark Dodgson）等人的实证分析表明：技术创新优势与公司规模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大企业具备较充足的创新资源，具有技术创新的“资源优势”，能获得较高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收益，但市场垄断地位和企业组织刚性会阻碍创新的涌现；相反，广大的中小企业由于体制的灵活以及竞争的压力，他们往往创新意识强，对新的技术机会非常敏感，而且由于新的技术机会不存在太高的技术转换成本，反应更加迅速，具有明显的“行为优势”。但过度竞争以及其脆弱的经济、技术基础使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难以在一个合理的经济规模内实现（罗艾·劳斯韦尔、马克·道格森，1994）。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性与技术创新活力之间的矛盾，是技术创新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一道难题。

产业集群（企业集群）解决了单个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因为集群内部的单个经济组织可以有效地接近产业专门性资源以及公共资源，使单个企业都能低成本地使用互补性资产，可以在不牺牲个体灵活性的前提下从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获得好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实现。另外，对于大企业来说，内部规模经济来自于生产能力的扩大，但也带来了企业管理成本的上升和灵活性的下降，企业规模扩大和内部管理成本之间的权衡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产业集群这种组织形式为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从技术创新的组织形式研究角度来说，技术创新经历了一个从“线性范式”到“网络范式”的转变（孙沛东等，2004）。在著名的SAPPHO项目研究中，人们开始的意图是系统地识别技术创新的特征，但当它测量了40对创新的100种特征后发现，外部因素对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如用户需求和网络，开发、生产和营销活动的连接，与科学、技术信息和建议的外部源连接，基础研究等。这些研究结果引起了理论界对创新的合作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关注，技术创新网络范式的兴起就是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具体地说，线性范式是指传统的技术创新遵循“资金投入—研究开发—试验—生产—投入市场”的基本阶段，也是一个企业内部技术创新过程的基本步骤。然而，这种技术创新模式却忽略了厂商之间或者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知识的交流与沟通，忽略了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重要性。这就出现了技术创新的所谓网络范式。网络范式的研究是由最初的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到地区创新系统的研究演变而来，从上面对地区创新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网络创新范式实现了与产业集群创新的融合（见表2－2）。

表2－2　线性创新范式和网络创新范式的对比

资料来源：Asheim T. 2002.转引自孙沛东、徐建牛.国外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研究综述.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第71～77页。

第五节　产业集群、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围绕经济增长的源泉、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针对凯恩斯理论短期静态分析方法的缺陷，提出了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的动态分析方法。1939年哈罗德的《论动态理论》和1948年的《动态经济学导论》提出了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的长期的动态分析方法较之凯恩斯理论来说是一大进步，但它关于资本劳动不能完全替代的假设以及技术不变的假设是与现实不相符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均衡条件和资本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创新性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系数是可变的；二是资本与劳动的比率是可变的；三是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把不能用资本和劳动解释的经济增长来源归结为技术进步，这就是著名的索洛余值。该模型的缺点是把技术作为外生因素进行分析的，在其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并没有技术变量。后来阿罗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边干边学”模型。20多年后，罗默在阿罗思想的基础上对“边干边学”模型进行了修正，开创了所谓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1983年，罗默的博士论文《与外部事物的动态竞争均衡：增长收益与无止境增长》中提出了知识是另外一种生产要素，进一步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的观点。他在后来的两篇文章中提出了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四个要素的作用，特别强调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来，卢卡斯的研究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两商品模型”、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对R＆D贡献的研究、罗伯森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亨和豪威特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阿尔文·杨的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贝克尔和墨菲的专业化加深型增长模型和杨小凯的交易成本与分工演进相结合的模型等，都为新增长理论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通过知识的积累而增加人力资本、产生新的产品、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是指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是一个综合指标，是指随着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态环境的维持、技术的进步以及体制的变革，社会经济状况发生的多方面的改善（毛健，2003）。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的显著特点就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王必达，2004）。

二、产业集群、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关研究成果

增长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已经被许多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所论证（Hohenberg和Lee，1985；Quah，1996）^[6]。这些理论研究的基本结论是：集聚随着增长而增加，增长随着集聚而增加（Martin和Ottaviano，2001；Baldwin和Forslid，2000；Fujita和Thisse，2001），二者是相互促进的。Martin和Ottaviano（2001）指出增长和地理集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Baldwin和Forslid（2000）以及Fujita和Thisse（2001）使用了不同的模型，考察了劳动力可以跨地区流动条件下的非垂直关联的产业，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也就是集聚对于整体增长有利，并且地理和增长有关系。另外，Baldwin和Forslid（2000）、Fujita和Thisse（2001）以及Baldwin和Forslid （2000）也都得到了增长和集聚关系的相同的结论。

内生增长模型和新经济地理（NEG）模型之间的相似性决定了增长和集聚之间的互动关系。内生增长模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分析新经济活动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是分析这些经济活动如何选择地理位置以及为什么他们在空间上都是集聚的，所以新的经济（厂商）活动的创造过程和确定地理位置的过程应该被认为是一种联合过程。

增长和集聚之间存在着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一般来说，如果资本在地区之间是不流动的，则一个地区的资本积累既促进了经济增长，又增加了空间集聚的可能性。原因是资本在一个地区的积累而不流动诱使厂商和劳动力向该地区的流动。相反，资本的自由流动反而制约了地区集聚的形成。在这里，我们从增长和集聚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说，应该是增长的原因诱使了集聚。相对于资本的流动性而言，劳动力流动性的作用却是相反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经济活动的地区集聚提供了条件，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却制约了地区集聚的形成，因为劳动力不能在某种诱因的作用下向一个地区集中。从空间集聚到增长的相反因果关系也比较容易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导致了知识外溢和技术外部性，知识外溢意味着厂商的空间分布将影响创新成本和增长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Grossman和Helpman（1991）分析了知识外溢和技术外部性在基本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发挥的作用。从上面的相互因果关系中可以看出，集聚随着增长而增强（前向关联），集聚反过来会减少经济活动集中地区的创新成本并最终促进了增长。因此，增长由于集聚而增加（后向关联）。

然而，Federica Sbergami（200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增长和集聚之间存在一个“悖论”，他认为，地区集聚确实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利，但并不一定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是均等分散的，这对整体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同样，技术扩散如果是跨地区进行的，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有利的。这里可能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如果通过发展产业集群或者采取地区集聚的方式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必须要照顾到地区之间的平衡。

此外，Catherine Beaudry和Peter Swann（2001）对产业集群内企业绩效的途径进行了研究。他们用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产业集群强度的指标，对英国几十个产业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的产业存在着产业集群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其中计算机、汽车、航空和通讯设备制造业存在非常强的集群正效应。D.Norman和J.Venables（2001）探讨了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世界经济范围内产业集群的规模和数量，在研究了国家产业集群政策与世界经济均衡发展关系、产业集群与世界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关系后，认为在均衡发展的条件下，产业集群数量太多而规模太小。Lura Paija（2001）通过对芬兰ICT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认为ICT产业集群是芬兰基于知识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优化了芬兰的产业结构，构筑了芬兰的国家竞争优势。他还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回顾了ICT产业集群在芬兰的发展。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产业集群理论的融合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最直接的是和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融合的显著特点就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开发和研究、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等问题的研究。而这些问题也正是产业集群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根据阿罗的学习曲线、卢卡斯的自回归矢量和时间连续性规定以及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导致的竞争和合作以及公司的规模收益递增等理论，我们可以分析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关系。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经济增长是“边干边学”的过程，无论企业、产业或地方区域经济都是如此。不同地区聚集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进一步引起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此时规模经济就作为一个内生经济变量被纳入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规模经济的内生化使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内生化为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阿罗（Arrow，1962）说过：“没有一部法律能够彻底界定像信息这样的无形商品，所以个人在企业间的流动（跳槽）提供了一种信息扩散的途径。”因为知识绝大部分是固化在劳动者（特别是中高技能员工）身上，“战略”型员工的猎头实际上是提高生产率的捷径。Audertsch（1998）认为，企业乐意迁入“信息富裕”的环境，因为企业“扎堆”后，员工间的非正式交流或员工的“跳槽”行为将使各种隐性知识（信息）在企业之间传播扩散。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主导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集群的关键作用。Freeman（1982）和Lundvall（1992）认为，地理集中通过信息交易、知识外溢等方式来支持创新发展。由于地理毗邻，因此，通过区域内部的交易能获取信息、交流观念和分担成本，从而发挥单独定位所不具备的“集体”优势，同时各个企业又能保持原有的灵活性和自主性。集中化创新环境是创新过程的必要条件。Baptista（1998）认为，当创新所需的资源可在企业内部找到时，对创新者而言，当地的生产环境一点都不重要。然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内部资源，激进创新与创新环境就密切相关。他们区分“轨道利用”和技术发明两种战略，前者是利用已有技术进行创新，后者是设计并采用新的生产方法。Maillat认为，技术发明事先假设环境是创新所必需的条件，资源的集成和动用产生新型生产组织，企业不再是孤立的，通过与其他企业、私人培训研究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和行政当局建立合作伙伴网络来创造创新环境。

总之，产业集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般来说，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地区发展的产业组织模式，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反过来说，经济发展又进一步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产业集群提供了更高的平台。二者之间的关系见图2－1：

图2-1　产业集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六节　产业集群中无形资产的形成与Solow -Swan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扩展

一、产业集群中的无形资产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可以说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发展思路。从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从技术既定、技术外生到技术内生的一个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凸显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当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毋庸置疑的时候，如何更好地实现技术创新也就成为整个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论题。

由于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集聚和内在紧密联系，使得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共享的资源。这种资源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形的共享资源一般包括公共的基础设施，无形的资源则是产业集群能够发挥其整体价值的核心，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创新能力

凯勒（Keller，2000）通过工业化国家R＆D支出对本国产品的影响，探讨了技术扩散的距离特征。他认为技术是地区化而不是全球化的，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外溢效应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弱。群内企业使用的技术相似，容易吸引大批专业人才，从而形成创新能力共享的“邻近效应”。另外，群内企业拥有的相似文化背景促进了企业对外溢知识的接受和吸收，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也加强了创新能力共享的“社会化效应”。

2.信息平台的共享

产业集群可以建立共同的电子商务信息平台，每个企业都可以根据信息平台提供的信息拓展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3.集群品牌

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和集群的整体形象，提高了区域品牌的知名度。区域品牌是集群企业共享的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

4.集群文化

文化是一种长期积累起来的深层次的东西，它是难以模仿的。不同的集群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企业之间竞争与合作过程中，会形成特有的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的机制，会形成一种默契的交易竞争规则，这就是一种潜在的文化^[7]。(www.xing528.com)

可以说，产业集群这种组织形式之所以受到政府和学者的推崇，主要是因为它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在发挥作用。下面我们把由于集群而导致的无形资产和集群内部的区域资本存量结合起来，重新分析Solow－Swan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Solow－Swan模型的基本假设和Solow－Swan方程

1.基本假设

如果生产函数是Y = F（K，L），并且满足以下假定：

生产函数是要素的增函数和边际递减函数，即

规模报酬不变，即对任意的λ＞0，有F（λK，λL）=λF（K，L）。

当资本或劳动力趋于无穷大的时候，资本或劳动的边际产出趋于零；当资本或劳动趋于零的时候，资本或劳动的边际产出趋于无穷大。这就是所谓的“稻田条件”（Inada conditions）^[8]。

令y = Y/L，k = K/L，则Solow－Swan方程为Δk = sf（k）-（n +δ）k，其中δ是折旧率，即人均资本增量等于人均储蓄减去资本广化。稳态经济增长的条件是Δk = 0，sf（k）=（n +δ）k。

2.产业集群对Solow－Swan方程的扩展

设产业集群形成的无形资产为M，假定产业集群形成的无形资产总量随着区域资本存量的增大而增大，而且呈线性关系，即M = mK，其中m ＞ 0。

根据I = S，S = sY，ΔK = I -δK + M圯ΔK = sY -δK + mK

另外，根据得到无形资产存在条件下的Solow－Swan方程：

Δk = sy +（m -δ- n）k

稳态条件是Δk = sy +（m -δ- n）k = 0

假设生产函数满足CD生产函数Y = F（K，L）= KαL1-α，0＜α＜1，再根据y = Y/L；k = K/L得到CD生产函数的另一种形式：

y = kα

根据稳态条件Δk = sy +（m -δ- n）k = 0得到：

由上式可以看出，随着产业集群集聚程度的增加，即m的增大，如果满足δ+ n＞m，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都会增加，如图2－2所示。

图2-2　产业集群集聚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第七节　产业集群的经济绩效

一、产业集群与竞争力：一个逻辑框架

竞争力的研究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竞争力就是企业竞争力，中观竞争力可以是产业竞争力或地区竞争力，宏观竞争力可以是区域竞争力或国家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产业集群对竞争力的影响可以从企业竞争力、集群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三个方面的递进关系来分析。

产业集群竞争力是指集群本身的竞争力，它首先是一种自组织力，然后是一种协作力，还是一种创新力。所谓自组织力，是指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自我形成、自我发展和自我进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不是人为的大量企业拼凑到一起所能形成的，而是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其他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协作关系，是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耦合。这种耦合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耦合的高级化形式就是集群内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信仰、偏好以及企业家精神。那么，这种集群一旦形成，集群本身将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马歇尔最先注意到人类经济集群活动中的创新行为，并称之为“产业空气”。他指出：“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思想，就会被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他就成为更新的思想源泉”。^[9]

产业集群可以促使集群本身竞争力的提高似乎已成共识，但从集群内部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来说，却有着不确定性。谢洪明等^[10]对产业集群和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产业集群中企业间的互动机制和知识流通机制与企业竞争力之间是正向关系，而产业集聚程度、知识流动机制和企业间互动机制导致的集群内部的制度化现象和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却是不显著的。原因是集群内部的制度化现象在集群建立初期确实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因为他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信息，使企业能够快速融入集群内部。但随着集群的发展，制度化力量却使组织产生惰性，使企业安于现状，不注意吸收外部的新知识，严重的会使集群逐渐消亡。具体关系如图2－3所示：

图2-3　产业集群和企业竞争力

资料来源：根据谢洪明等（2005）修改而成。

对于区域竞争力中的区域，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地区，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或者是几个国家组成的区域。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把区域竞争力定义为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世界市场上较其竞争对手获得更多财富的能力；世界经济论坛则把区域竞争力定义为一国能获得经济（以人均GNP衡量）持续高速增长的能力。我国有的学者（如郝寿义、倪鹏飞，1998）把区域竞争力定义为一个区域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其他区域相比，所具有的自身创造财富和推动地区、国家或世界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现实的和潜在的能力。研究区域竞争力要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11]。由于一个区域中可能有一个或多个产业集群，所以区域竞争力则直接受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如果一个区域中只有一个集群，则集群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区域竞争力的强弱。如果一个区域中有多个集群，则集群竞争力以及集群之间的协调是影响区域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进一步说，集群之间的协调发展会使得区域竞争力增强，集群之间的不协调发展（比如资源向一方的过度集中）却削弱了区域竞争力。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如下：集群内部各要素（组织）的良好协作与耦合能够提升集群竞争力，而集群竞争力的提高直接受益于集群内部的企业，企业间互动程度的加强以及集群内知识的流动机制使得企业竞争力增强，而集群内的制度化现象有时候会阻碍企业竞争力以及集群健康发展的实现。如果集群之间相互协调，则会使得整个区域（或国家）竞争力增强。具体如图2－4所示：

图2-4　企业竞争力、集群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

二、产业集群与城市化发展

1.城市化理论

最早对城市化进行的研究源于古希腊时期，色诺芬（xenophon）研究了小城市繁荣的基础，认为分工同城市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Gorden，1975）。16世纪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威廉·田普和重农主义学者保泰罗对城市人口和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效益、农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城市发展和规模发展的研究^[12]。配第发现城市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提高分工水平。1994年杨小凯和赖斯建立了新兴古典城市化和层级结构模型（Yang和Rice，1994），第一次解释了城市出现和分工演进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个一般均衡模型能显示出城市的起源以及城乡的分离都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在此以后，又产生了几个有关城市理论的模型。在对城市化理论的研究中，区位理论和空间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区位理论主要用来分析城市效益的根源和城市的分布状态及分布形式，空间理论主要用来分析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及转变趋势。

从前面产业集群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区位理论和空间理论在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产业集群理论和城市化理论有着紧密的关系，一般来说，产业集群的出现促进了城市化的产生，也就是说产业结构的演进导致了经济的非农业化和工业化，产业空间布局的转移导致了人口定居方式的集聚和规模化，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化。

从分工的角度来说，当分工水平提高而使交易的网络扩大时，总的交易费用也会增加，但如果参加交易的人将交易集中在一个中心地点，则会大幅度地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分工的网络效应和在某一中心的集聚效应促进了城市的产生。

2.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关系

产业集群和城市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产业集群为城市化拓展了地理空间。在城市土地价格上升和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下，集群型产业可能会向周边地区扩散，使得周边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会提高。其次，产业集群能够促进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资源条件，以大城市为核心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产业集群是城市群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可能在一个城市内部，也可能跨越不同的城市。这样城市之间和集群之间就会形成交错的网状的相互作用的结构。比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和演进就是与该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最后，产业集群发展可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产业集聚使得城市生产和生活功能有效分离，提高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布局的合理性、设施的共享性，使企业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降低。根据调查，按照城市化的要求，产业集聚可以节约土地30%，提高能源利用率40%，节约行政管理费20%以上^[13]。

三、产业集群与工业可持续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与传统增长模式截然不同的发展观，把工业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制度、文化、技术进步等因素结合起来，加深了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和理解，这也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新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工业发展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越来越显著，寻求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措施已经成为各地区的重要任务。2005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4]指出，在统筹安排区域发展的总体布局过程中，长江三角洲地区面临的是严重的资源约束，珠江三角洲面临的是资源、环境与工业的协调发展问题，京津冀地区面临的也是包括水资源在内的严重的资源约束，东北地区面临着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协调的重大问题，中部地区面临着走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西部地区面临着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问题。所以，要实现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促进地区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地区优势，推进特色产业的发展，搞好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链延伸，培育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地区发展模式，它不但强调企业在空间或地理上的集聚，而且更多地强调企业间的相互联系和促进关系，集群内部企业之间、集群与外部经济系统之间是互动发展的关系。它能够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根据集群内部紧密的产业链，能够实现低成本、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率、可循环的发展模式，能够增强企业之间的关联度，促进企业之间共享资源和互换产品，为推进循环经济^[15]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另外，《200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把产业集群作为2005年度的主题。产业集群作为地区发展的一种思路，它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分工的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产业组织模式。根据发达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在落后地区通过产业集群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一条有效的发展思路。特别是在我国失业问题、“三农”问题、城乡差距、环境污染等对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的阶段，产业集群的发展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吴利学、魏后凯.产业集群研究的最新进展及理论前沿.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51～60页。

2．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刘友金.中小企业集群式创新.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

4．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5．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

6．罗艾·劳斯韦尔、马克·道格森.创新和公司规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7．马克·道格森、罗艾·劳斯韦尔.创新聚集——产业创新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8．孙沛东、徐建牛.国外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研究综述.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

9．王必达.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演变：一个文献综述.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0．胡永远、杨胜刚.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经济评论，2003年第3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 200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3．陈剑锋、唐振鹏.国外产业集群研究综述.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年第8期。

14．毛健.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脉络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

15．肖家祥、黎志成.武汉光电子产业集群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灰关联分析.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4期。

16．Peter knorringga，Jorg Meyer Stamer，New dimensions in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clusters to industrial districts，1998（10）.

17．Asheim T.，“Interactive，innovation system and SME Policy”[R]. Paper present on the EGU commission o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residential conference，Gothenburg，Sweden，August.1998.

18．Hohenberg P. and L.H. Lees（1985），“The Making of Urbal Europe （1900-195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Martin，P. and G. Ottaviano（2001），“Growth and Agglomeration”，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2，No 4，pp.947-968.

20．Baldwin，R. E. and R. Forslid（2000），“The Core-Periphery Model and Endogenous Growth”，Economica 67，pp.307-324.

21．Fujita M. and J.F. Thisse（2001），“Does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Foster Economic Growth？And Who gains and Looses from It？”mimeo.

【注释】

[1]吴利学、魏后凯.产业集群研究的最新进展及理论前沿.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51～60页。

[2]O. E. Williamson将企业对某一交易的依赖性称为“资产专用性”，包括设备专用性、人力资源专用性和厂址专用性等。

[3]准租金被定义为一种资产的价值与其次优用途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可挤占准租金则是因为存在着资产专用性，可以在缔约后敲诈的部分。不同于缔约前的讨价还价的交易费用，缔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其引致的交易费用是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的又一原因（阿尔奇安、本杰明、罗伯特，1978）。除了纵向一体化之外，企业间还可以通过长期契约的方式遏制缔约后机会主义行为。

[4]KMRW定理：在T阶段重复囚徒博弈中，如果每个囚徒都有p＞0的概率是非理性的，如果T足够大，那么存在一个T0＜T，使得下列战略组合构成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所有理性囚徒在t≤T0阶段选择合作（抵赖），在t＞T0阶段选择不合作（坦白）；并且非合作阶段的数量（T - T0）只与p有关而与T无关（张维迎，1996）。

[5]在此“理性”指的是个人理性，而非集体理性。个人理性促使机会主义行为，而集体理性促使个体趋于合作。

[6]集聚（agglomeration）和集群（cluster）虽然存在区别，但总体来说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在这里我们不加区分。

[7]正是由于产业集群的这种特性，促进了产业集群的社会经济网络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社会经济网络分析是一种更具一般性的网络分析方法。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更注重市场交易和企业生产的不同，注重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最小化，也就是仅仅重视经济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却忽略了社会组织的作用。经济组织是基于正式的契约关系，社会组织往往是基于非正式的契约关系，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往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正是减少交易成本和促进效率的重要因素。可见，威廉姆森的网络概念仅仅关注企业间的贸易关系，社会学关注的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网络，特别是非贸易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受到关注。以格兰诺维特（Granovettor）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为是根植在网络与制度之中的，这种网络与制度是由社会构筑并有文化意义的。这个论述高度评价了社会和文化对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王缉慈，2001）。通过企业网络和非企业网络的相互融合，也就是企业结网形成的地方集聚，这种集聚可以增强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整体竞争力。

[8]

[9]徐占沈等.论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性质.工业技术经济，2005年2月，第51页。

[10]谢洪明等.产业集群、企业行为与企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年第5期。

[11]见张秀生等.产业集群、合作竞争与区域竞争力.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5月，第296页。

[12]吴疆红.城市化理论研究与发展动力分析.城市管理，2003年第5期，第34页。

[13]应焕红.加快产业集聚，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对浙江省温岭市城市化与产业集聚良性互动的案例分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4期，第38～42页。转引自赵淑玲等.产业集群与城市化关系问题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36～138页。

[14]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6月。

[15]地理上的集聚加大了企业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提高了效率；企业之间的集聚还可以促进废料再生技术信息、清洁生产技术信息等及时交流；地理上的集聚还可以为集中治理污染提供条件（穆书涛，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