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中共组织建设：陕西人民出版社

一、边区中共组织的建设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北根据地由地方根据地发展成为中央根据地。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西北中央局，直接领导根据地工作。为了适应边区政府改制后的工作需要，中央决定设立陕甘宁特区党的委员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战的需要，特区党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中共陕北省委，分别成立陕北东分区委员会和西分区委员会，东分区委员会由张达志任书记，西分区委员会由马文瑞任书记。原归陕北省委管辖的神府特委，改由特区党委领导，由张秀山任书记。

1937年冬，陕甘宁特区党委改称陕甘宁边区党委后，边区党委撤销中共陕北东分区区委和西分区区委，其所属县委由边区党委直接管辖;撤销中共陕甘宁省委，成立庆环分区委员会，马文瑞任书记。10月，在定边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三边特委，白如冰任书记;改中共关中特委为关中分区党委，习仲勋任书记。此后，边区党委还在八路军驻防的绥德警备区和边区南部洛川一带，分别成立秘密的中共绥德特委和中共洛川工委，中共绥德特委由郭洪涛兼书记，中共洛川工委由高克林任书记。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高岗接替郭洪涛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甘、宁、青、新、蒙等西北各省的秘密工作，张闻天任西北工委主任。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边区党委抓紧有利时机，大量吸收新党员，至1939年底，边区的党员人数由1937年5月的3.2万余发展到5.4万多。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举行。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指出边区党的各级组织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再次号召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抗日民主模范区。高岗、陈云分别作了题为《关于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边区党委，高岗为书记，王观澜为副书记。

194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边区党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副书记谢觉哉。下辖关中分委、三边分委、神府分委、绥德地(特)委、洛川特委、陇东分委和直属的11个县(市)委。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委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统一西北工作的领导。5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任命高岗、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王世泰、张邦英为西北局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1943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为西北中央局常委。1944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陈云任西北中央局委员。

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后，撤销庆环分委，成立中共陇东分区特委。1941年11月，洛川特委并入富县县委。1942年底，西北中央局决定将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隶属西北局，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这一时期，西北中央局对边区党组织的机构和职能进行调整:陇东、三边分委分别改为陇东、三边地委，成立延属地委;地委书记兼任警备区司令或军分区的政治委员。

1941年5月，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以后，边区各县、区都成立了县委、区委和支部。据统计:延属各县有区委79个，支部503个;陇东分区有区委34个，支部331个;绥德分区有区委48个，支部275个;关中分区有区委20个，支部68个;神府地区有区委6个，支部81个;三边分区有区委14个，支部68个。以上共有区委201个，支部1326个。至此，边区基层党组织遍布乡镇、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从而奠定了边区党对各行各业领导的坚实基础。(www.xing528.com)

在中共组织发展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党组织还注意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教育，并加强文化学习，以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

1938年秋，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竞赛的号召。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边区广大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于1939年6月将边区党、政、军干部按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学习《联共(布)党史》，乙类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问题，丙类学习《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的社论、重要文章等。11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特别强调要全力提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指出这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巩固党的关键，号召在全边区党组织中来一个深入而普遍的学习动员，领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而努力地学习，并规定了干部教育、普通党员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具体办法和要求。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委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统管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图为中共西北中央局旧址。

1940年春，边区党委对全边区在职干部的学习进行检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明确规定党、政、军机关均增设干部教育科，建立干部学习日制度，定期组织干部进行学习讨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和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的决议，边区党委在对党的干部和党员进行政治教育方面，有计划地选调干部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边区党校轮流训练区级干部及乡级主要干部，各分区及中心县设立干部训练班，在职干部实行每日两小时学习制;由边区党委提供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怎样开展支部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教材;由边区干部和小学教师中的党员担当训练班教员。在干部文化教育方面，为改变干部不识字的状况，动员他们参加识字班、夜校、冬学及其他补习学校。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据此，中共西北中央局号召把理论学习与研究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9月，西北局组织农村考察团到固临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固临调查》一书;12月，林伯渠率边区政府考察团去富县、甘泉，深入区、乡实地调查研究;与此同时，高岗也率领一个农村考察团赴绥德、米脂进行调查，写出《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随后，边区政府经济指导处各研究组分赴各县，对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实地考察。

经过两年的学习和调查研究工作，党员和干部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对边区的实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有了改进;党的组织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有了明显的改进和加强，党的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