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果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共陕西省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一批共产党人在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以开展兵运工作为先导，在游击战争中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兵运工作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陕西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创建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作出《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不久，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凤凰山做争取改造地方武装梁占魁部队的工作。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乘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扩充势力之机，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团，争取民团、哥老会，在陕、甘、宁边界活动。是年秋，谢子长和刘志丹率部驻防庆阳、吴起边界的三道川训练队伍，准备起义时，遭军阀张廷芝部的袭击而失败。10月，刘志丹又借用谭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巧袭合水县太白镇，将谭部第二十四营缴械，重组队伍在保安(今志丹县)、安塞一带活动。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在合水县固城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的武装会合，并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设四个连。部队整编后，在宁县张皮原又遭国民党陈珪璋部谢绍安旅的袭击，损失过半。4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率部编入国民党驻彬县的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正当刘志丹以补充团名义扩充部队、筹措军需时，引起苏雨生的注意而被逮捕。后经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南汉宸、民主人士杜斌丞和中共陕西省委的多方营救获释。刘志丹出狱后，继续以陈珪璋部第十一旅旅长名义从事兵运工作。之后又在宁县早胜镇遭到陈部高广仁等的暗算，十一旅被缴械，刘志丹脱险回到保安。

在此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坚持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武装，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从1930年3月至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发动了多次兵变和武装起义。1930年初发动了乾县县委领导的乾县兵变。1932年4月，刘林圃、习仲勋等在甘肃两当发动杨虎城部一个营举行起义。1932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到甘肃靖远发动国民党警备第三旅起义。1932年7月，高鹏飞领导了陇东西华池起义。还有凤翔路口起义，巉口起义，晋王、永丰起义，蒿店兵变等，这些起义和兵变由于各种原因大都失败了。尽管如此，它对启发和教育人民坚持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培养和锻炼干部，配合陕甘边一带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兵运工作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等逐渐认识到: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组织革命武装，单纯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1931年9月，刘志丹偕同马锡五等先后到陇东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县山区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分为三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

南梁游击队建立后，首战二将川，歼灭国民党军张廷芝部一个连，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此后，游击队在南梁、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逐渐发展壮大。

刘志丹

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兵运工作，对推动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尤其是为西北地区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政治骨干，他们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陕甘游击队　1931年9月，由于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发动“围剿”，中共山西特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在山西无法立足，在拓克宽、阎红彦率领下西渡黄河来到陕北，同中共安定县委及陕北特委取得联系，在保安、定边、靖边和安边(今定边县安边镇)一带打土豪、分财物，开展游击战争。10月初，陕北地方“保运”^[7]武装首领师储杰、杨琪、杨鼎等要求和晋西游击队一起活动。晋西游击队有条件地收编了两支“保运”武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副支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杨重远。

10月下旬，阎红彦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南梁，在合水县林锦庙、东华池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中共陕西省委为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派谢子长来领导部队。谢子长到达后，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陕西关中一带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为委员。对于省委的指示，部队领导成员一致拥护，认为部队内部确实存在着纪律松散和成分不纯的问题，应当整顿，但当务之急是解决指战员的食宿和冬衣方面的困难，以稳定部队。其时，陈珪璋正在扩充势力，谋求发展，游击队便以陈部第十一旅的番号，驻防庆阳县新堡一带，得到了一批军需物资。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又派荣子卿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并批评部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南下，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年1月初，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月明原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300余人，分为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第二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队队长白锡林。同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荣子卿。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开赴正宁县三嘉原，一边宣传群众，一边整训部队。

中共陕西省委十分重视反帝同盟军的建设，于1月20日发出指示，要求同盟军加强政治、军事和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并要求部队向渭北一带游击，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并派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到反帝同盟军主持改编工作。同时，要求部队进行整训，为建立红军游击队做准备。但是，在整训过程中，部分领导人认为第二支队成分不纯、军心不稳，于2月6日缴了第二支队的枪，并打死打伤部分干部和战士。师储杰乘机拉走自己的部队，造成了部队的损失和内部的不团结。“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8]。

谢子长

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锦章村召开成立大会，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下辖四个大队。随后，建立了游击队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队委会，高维翰任书记。从而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随后，陕甘游击队按照省委指示，南下向渭北的三原、富平、耀县一带游击。2月13日攻克旬邑县职田镇。15日在旬邑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获胜，接着袭击了耀县照金民团，在同官(今铜川市印台区、王益区)、宜君、中部(今黄陵)一带游击，3月中旬回师正宁县柴桥子。

陕甘边根据地赤卫队队员

3月20日，陕甘游击队进驻正宁县寺村原，将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总指挥杜兴邦，副总指挥巩世信。4月18日，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指责游击队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旬邑县马家堡撤销了谢子长总指挥职务，将原来的四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由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支队长。

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路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他们不畏强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了统一部队指挥，中共陕西省委于5月10日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治委员兼中共队委书记，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陕甘游击队转战于富平、洛川、中部、宜君各县，半月内作战9次，8次获胜，歼敌1400余名。5月底，陕甘游击队在甘泉县临真镇战斗中失利，随后东进韩城再遭重兵围攻，损失严重，只得越子午岭再入陇东。

6月底，陕甘游击队和中共队委会先后在宁县麻子掌和梁掌堡召开会议，决定依托桥山山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推选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将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7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县湫头原、南邑一带休整。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任游击队政治委员。李艮到职后强调解决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声言追查反革命，并在中共队委会之外组织了“秘密队委”。在游击队无休止地开会“讨论期间”。国民党驻山河的军队已乘机进占了从湫头原到寺村原的村庄要道，做好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在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后，李艮又严令部队死守，死守不成，又要求拼命强攻。虽然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结果强攻王郎坡寨子、死守五顷原、三嘉原突围的三次战斗均告失败，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撤到旬邑县马栏时，只剩下200多人。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下，李艮不得不离开部队。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命令谢子长重返游击队，继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红二十六军的建立与根据地党政组织的建设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几个月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屡遭挫折，四易总指挥，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发展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进程。中央和陕西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多次指示建立正式红军。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并要求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创建红二十六军并立即组建一个团。按照省委的指示，陕甘游击队不断发展北大，力量迅速增加。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镇获胜，击毙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歼敌400余名。11月，陕甘游击队返回照金时，附近的芋园、高山槐一带已组建了一批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群众斗争蓬勃兴起。

12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驻地，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20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召开党员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及杜衡任军政委的命令;并错误地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严令谢、阎速赴上海中央“受训”。后在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和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下，刘志丹和杨重远才得以留在部队工作。22日，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团长。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举行改编授旗仪式，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军政治委员杜衡兼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处长，杨琪任管理处处长，史克寿任共青团红二十六军委员会书记。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200余人。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即按中央指示，创建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2月28日，挥师东进，直捣宜君县焦坪，首战告捷。之后，南下照金香山一带，红二团和渭北游击队一起发动数万贫苦农民和饥民没收并分配了香山寺囤积的大批粮食、布匹。接着，歼灭照金和旬邑民团一部，奔袭淳化，攻破铁王镇，横扫了照金周围的民团势力。随后东进同官(今铜川市印台区、王益区)，攻占金锁关，旋即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在三原县心字区歼敌一个排。1933年4月又奇袭洛惠渠吊儿嘴民团、淳化县南村民团与彬县龙马、高村民团。至此，基本上形成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境的苏区。(www.xing528.com)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根据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和红军的三大任务和要求，开始在照金苏区建立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以及各种群众组织，并不断健全和完善。1933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习仲勋等到达照金地区，筹备建立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等。3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李妙斋、史克寿等为委员。6月，秦武山接替调回省委的金理科为特委书记。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恢复红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第二，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第三，开辟三个战略区，建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

陕甘边苏区示意图(1932—1935)

习仲勋

1932年4月至1934年11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建立和恢复重建先后有四次。第一次是1932年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原召集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游击队政治委员、中共队委会书记高维翰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粮食等委员会。第二次是1933年4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兔儿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革命委员会机关先在照金镇薛家寨，后转移到甘肃华池县南梁堡一带。第三次是1934年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庆阳县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贾生秀先后任副主席，蔡子伟任政治秘书长。第四次是1934年11月4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特委7月决议精神，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蔡子伟、张文华先后任政治秘书长。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化、工农检察、妇女委员会。

在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形势下，1934年5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定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改原三路地区办事处为南区革命委员会，黄子文任主席。10月，选举产生了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下辖富西、富甘两个县革命委员会和宁县办事处。1935年春，中共陕甘边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马文瑞去甘泉、宜川开展工作。不久建立了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辖红泉、赤川两县革命委员会。

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和根据地的发展　早在1933年2月，国民党当局调集三个团的正规军并纠集耀县庙湾等地民团联合进攻照金苏区。由于红二十六军二团主动转入外线作战，苏区游击队积极抗击，渭北游击队及时在敌侧后突袭，使国民党军被迫撤出。1933年4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又以正规军四个团及六个县民团的兵力，分四路“围剿”照金。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游击队总指挥部及红二十六军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群众和游击队在苏区坚持斗争，红二十六军即转入敌后寻机歼敌。会后，红二十六军转战旬邑、宁县、宜君等地，一路破敌，屡次获胜。

正当根据地军民反“围剿”之时，杜衡回到部队，仍任政委。他否定了刘志丹等人提出的以桥山中段为依据，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坚持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南)华(县)蓝(田)洛(南)根据地。6月下旬，红二团渡过渭河，虽有小胜，但终因国民党军队四面围攻，部队被迫进入蓝田、商洛山区，在敌人围追堵截下损失惨重。红二团南下失败，使照金苏区处境十分危急。在此艰难时刻，驻防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于7月下旬率部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与此同时，中共耀县县委组建的耀县游击队和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进入照金。三支革命武装的到来，壮大了苏区的军事力量，缓解了危急局面。

7月底，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任务。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建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已恢复党籍)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会后，新组建的红军在让牛村、庙湾一带歼灭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并乘胜袭击了柳林民团。

国民党军队多次围攻陕甘边苏区的失败，引起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惊，蒋介石数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随即派重兵“围剿”，限期攻克薛家寨。西安绥靖公署调集兵力与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千余人，再次“围剿”苏区。当时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游击队主力在照金老爷岭、绣房沟一带，同国民党军刘文伯部及地方民团作战，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留守，兵单势弱。在战斗中，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干部、工人纷纷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正在危急时刻，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主力从绣房沟赶回，猛烈反击，取得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李妙斋在战斗中牺牲。9月下旬，陕甘边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时，途中与强世清率领的红军陕北游击队一部相遇并一起战斗。在国民党重兵“围剿”薛家寨时，红军于9月25日在彬县底庙歼灭旬邑民团一部，继而智取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击毙民团团总，处决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一批恶绅，次日返回照金。

10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吴岱峰等南下幸存的红二团指战员，历经千难万险，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10月12日，陕甘边红军主力向北出征，18日深夜攻克合水县城，消灭驻防军一个连及民团数十人。下旬，在庆阳三十里铺和毛家沟门接连歼灭敌人200多人，缴枪200余支。

在陕甘边红军主力向北出征时，国民党军数千之众从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边界开始向照金苏区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边区领导机关率领留守的游击队、红军后勤人员奔向各处关隘，全力扼守，连连破敌。15日，国民党军由叛徒陈克敏带路，乘夜晚从后山崾崄旁的一条石崖缝登上薛家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决定保存实力、分路突围。10月16日，薛家寨失守，照金苏区陷落。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革委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不少革命群众被敌人杀害。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党政军机构，被迫转移到陕甘交界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

11月8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师长王泰吉，政治委员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同时成立了师党委，杨森任党委书记。红四十二师成立后，师党委代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职权。

1934年5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重建。张秀山、惠子俊先后任书记，刘志丹、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张静源(张静元)、惠子俊、蔡子伟、刘景范、李生华、龚逢春为委员。

同年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陕甘边区“已经进到红军和新苏区的创造阶段”。提出陕甘边党、政、军目前的任务是: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在边区特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中共赤淳工委、中共陕甘边东区工委和中共礼泉县委、中共赤川县委等县级党的组织。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转移到南梁地区后，国民党对陕甘边苏区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多次发动对南梁地区的进攻。

1934年2月至4月，国民党陕甘当局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部署是:驻守庆阳的仇良民团、王子义团和谭世麟部合围红军和苏区;驻耀县的杨虎城部特务团、旬邑的何高侯团、洛川冯钦哉部一个团、延安张瑞卢团等严守防地，相机堵截红军。红四十二师党委与军委根据敌情，确定了以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吸引和袭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率部到外线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2月，红军主力从耀县出发，相继攻打了耀县瑶曲，宜君县石板、五里镇，中部县店头等地。3月上、中旬，红四十二师采取声东击西战术，袭击了保安县蔺家砭，消灭国民党军一个营，接着奔袭庆阳县元城、高桥、赵梁子国民党驻军和民团。4月2日，在合水县西华池全歼王子义团的五个营及一个机枪连，歼灭国民党军700余人。西华池战斗后，红四十二师南下支援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作战，先后取得了三里原、和尚原、瓦子川战斗的胜利，迫使窜入南梁的仇良民团和谭世麟部仓皇退出。

7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等率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第二、第五支队在外线作战，来到南梁。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北上，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决定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治委员职务，由谢子长兼任。红三团、红军陕北游击队北上后，刘志丹指挥骑兵团和各地游击队坚持在陕甘边南线和北线作战，伺机歼敌，既策应了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保卫和发展了陕甘边苏区。

10月，国民党又部署了对陕甘边根据地新的“围剿”，分兵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分析敌情后，决定留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与敌周旋，主力部队转移敌后，寻机歼其一路，以打乱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计划。先是红军骑兵团在保安吴堡川打了一个伏击战，随后红二团和骑兵团相继袭击了保安县楼坊坪张廷芝部和骑兵二团。11月6日，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又奔袭环县曲子镇，击毙区长朱文成，俘虏民团团长李恒泰以下近百名团丁。其他参加“围剿”的各路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为保存实力纷纷撤退，从而使国民党军分路蚕食陕甘边苏区的计划破产。

陕甘边军民经过三年多艰苦的反“围剿”斗争，到1935年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在东至宜川、西到定边、南接耀县、北迄靖边的纵横数百里的陕甘边界广大区域里建立了巩固的苏区和游击区。以甘肃庆阳的南梁为中心，在陕西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宜川、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新设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11个苏维埃县治，成为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