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政局：大革命失败后的变革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陕西政局

1927年7月15日，继“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大屠杀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最后失败，从此开始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时期。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之下，陕西的政局也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

首先，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统治中心形成，陕西民众处在法西斯的残酷统治之下。1927年7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重组陕西省政府，取代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26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产生。10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宋哲元、石敬亭、岳维峻、井岳秀、邓宝珊等12人为省政府委员，于右任为主席，于未就职，由宋哲元代理。陕西省政府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统治中心形成。此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共”、“清乡”。在“清共”中，要求全省各机关、学校、团体、城镇、乡村对所谓“共党嫌疑者”、“行踪可疑者”、“有通匪情事者”等，一经查实，将依法惩办，对庇护者以同谋罪处治。国民党的“清乡”从关中地区开始，将关中数十县分为几大防区，每防区派军队一团驻防。还要求无论城镇乡村人民每十家设为一排，每十排为一甲，相邻各户互相监督，如有藏匿违禁物品及行踪可疑之人，务须秘密报告，否则所有邻舍各家为连坐之罪。国民党的“清共”、“清乡”，使许多无辜民众遭受残酷迫害甚至死于非命，陕西人民重陷水深火热之中。

其次，国民党反动派大肆缉捕和残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陕西全省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的反共活动甚嚣尘上，不断发出缉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通令，魏野畴、李子洲、雷晋笙、杨明轩、刘含初、杨晓初、王授金、吕佑乾、张含辉、赵葆华、师守命等为了免遭不测，被迫离开西安。7月上旬，陕西《国民日报》被冯玉祥下令停刊，报社社长、共产党员刘天章和编辑、共产党员白超然被捕，并押往郑州。7月下旬，冯玉祥电令史可轩率部开往河南，企图将该部一举消灭。后史可轩奉陕西省委指示，率领中山军事学校师生开赴渭北，行至富平美原镇，被冯玉祥、宋哲元密令的当地驻军田生春杀害。史可轩牺牲后，部队交由共产党员许权中指挥，暂由李虎臣部收编，驻扎洛南。8月中旬，省农运负责人亢维恪，共产党员吕佑乾、王学习、鲁瑄等在华阴被捕。同时，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和反动地主豪绅联合起来，枪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西安中山学院院长、共产党员刘含初因在西安不能立足，准备送家眷回黄陵后去苏联学习，井岳秀得悉后，立即派人将刘含初枪杀于宜君。8月下旬，井岳秀又将倾向革命的第十一旅旅长石谦暗杀。

这时，陕西的中共党团组织和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党的活动被迫由公开和半公开转入秘密状态。冯玉祥在河南将中共党员“礼送出境”后，以所谓纠正以往革命中的“幼稚病”为由，下令封闭中共组织和进步团体。1927年7月下旬，陕西青年社被查封，西安中山学院被解散。原来为纪念李大钊而建立的“大钊图书馆”被明令改为“平民图书馆”，公共场所中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标语也被清除。8月4日，井岳秀派军队将中共在陕北的活动据点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延安省立第四中学封闭，将在校师生强制集中，逐个搜查，押送出校。原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各部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被迫离职。据统计，到1927年9月，全省的共产党员人数由2177人减少到1681人。陕西城乡的一切反动势力，向革命力量展开了猖狂反扑。

再次，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和灾荒，使陕西人民再次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冯系将领主陕后，为统一陕西，维护其统治，竭力扩大势力范围，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战争，陕西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之一。1928年和1929年，在国民党军阀忙于调兵遣将、镇压人民武装力量之时，陕西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饥馑(史称“民国十八年年馑”)，尤以关中为甚，赤地千里，饿殍遍地。连年不断的战灾、荒灾，使陕民之苦达于极点。(www.xing528.com)

大革命失败后的陕西政局表明，国民党新军阀在陕西建立了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革命形势转入了低潮。但是，由于引发革命的诸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更由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陕西人民不畏强暴，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所征服、所杀绝，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在白色恐怖之中继续高举起革命的大旗，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燃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恢复和积蓄革命力量，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成立，耿炳光任书记。为总结陕西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定中共在陕西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史称“九二六会议”)。省委常委李子洲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耿炳光代表省委作了《政治报告》。

会议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提出目前工作的总原则，即“我们惟有在我们正确的指导与策略之下，坚决的有计划的斗争，注意‘部分的深入’，〔逐〕渐取得广大的民众，巩固我们的组织，使革命得到重新的进展”^[1]。同时，提出了新的任务:在军事政治方面，“在党的总政治口号之下，勇猛的继续反帝国主义、反新旧军阀的斗争，以期建立工农的民权独裁，促进中国革命”，“在西北坚决的反冯，使冯的统治不能稳定以至于崩坏，组织秘密的斗争机关，对敌人施行秘密的破坏”^[2]，并在斗争中积极培植发展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农民运动方面，要组织工农穷苦民众，率领他们向敌人进攻，抗捐、抗税、抗粮、取消高利贷，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领导农民群众，作一切公开与秘密的斗争，创造乡村的农协政权。决议案还就国民党工作、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党务工作等作出明确的规定，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武装农民”等口号。

会议改选了陕西省委，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李秉乾(宣传)，委员亢维恪(农运)、张金印(共青团)、刘继曾(秘书主任)，候补委员张含辉、潘自力。这次会议是中共陕西省委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检查和纠正了陕西党内的右倾错误，制定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开始了策略上的转变，成为陕西地区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点，从而使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