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民出版社：《QIANYAN前言》

QIAN YAN　前言

陕甘宁边区，亦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评价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时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1]“两点”是说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试验区”是说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试验区。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东部的部分地区，所辖范围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约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1937年9月至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前，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域。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确定陕甘宁边区管辖18个县，即陕西的肤施(延安宝塔区)、甘泉、鄜县(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子长县)、保安(志丹县)、定边、靖边、栒邑(旬邑)、淳化、神(木)府(谷)，甘肃的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宁夏的盐池。12月，中共又与国民政府谈判商定，边区区域增加清涧、米脂、绥德、葭县(佳县)、吴堡5个县，共计23县。不久，由蒋介石指定，国民政府再划定宁夏的豫旺和甘肃的镇原、环县为八路军募补区。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多次进攻边区，区域范围多次变化。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就边区的地域范围作出说明并对外公布:边区辖延属、绥德、关中、陇东、三边5个分区，共31个县(市)、214个区、1254个乡，面积98960平方公里。1949年2月，据边区政府民政厅统计，边区所辖范围在原区域的基础上，已扩大到关中东部、晋西北、晋南，辖延属、绥德、榆林、关中、三边、陇东、黄龙、大荔、五寨、离石、雁北、雁南、隰县、新绛、运城等37个分区，人口达831万多人。至1949年底，边区政府民政厅统计，边区共辖5个省，295个县、市，人口达2372万，总面积约353万平方公里。

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西北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屡屡进攻陕甘宁边区，企图取消和摧毁边区政府和军队，经过边区军民顽强拼搏，协力作战，终于使边区巍然屹立，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调集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其时边区虽然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但边区建制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依旧存在并得到发展。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迁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1950年1月，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历时13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完成了历史使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初，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之先后成立了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影响从此大大提升，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国共两党关于陕甘宁边区谈判协议规定，陕甘宁边区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存在的地方政府。但它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它的阶级基础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它实行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因而它实质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又是国民政府战时临时性的地方行政区域，共产党在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诸多根据地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十分重视对陕甘宁边区的建设。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改制伊始，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就明确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建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1938年7月2日，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团员谈话时指出:陕甘宁“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的作用，就在作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2]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与推动的作用。1940年3月初，毛泽东在边区党政联席会上指出:“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3]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又指出:现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4]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即将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府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在枣园找他谈话并特别叮嘱:“罗迈(即李维汉)，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李维汉后来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写道:“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5]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秘书长的任弼时论述得更为透彻:“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即根据地的领袖地位。这个区域里的一切重要设施，对于其他根据地有一种先导的模范的作用，要为其他根据地所效法。”“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于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就是说，边区每一个政策的实施，国内外的人士，国民党，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都可以把它看成为我党中央的设施，并根据它来判断我党的动态……边区的每一步政策，不仅可以使大后方的人民‘心向往之’，而且也未尝不可提供我们的友党参考。”^[6]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为何如此重视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发展?是因为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根据地相比，具有代表性和特殊性，它建设时间之长、内容之广泛、影响力之强，都是其他根据地所不及的。首先，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央在这里指挥分散在华北、华中、华南的抗日根据地，使边区处于“首席”的地位，延安成为“指挥中心”和“圣地”，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其次，它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的组织健全，群众基础好，政权建设的经验丰富，具有较大的政治和地理优势。再次，它最早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消除了与国民政府的对立，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从而使边区赢得了相对和平的环境。边区政府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老百姓也可以安居乐业。尤其令人瞩目的是，陕甘宁边区坚持抗战和各项建设取得的成就，吸引了一大批外国政界、军界和新闻界人士到访延安，一大批外国医生、科技人员和专家学者也来到边区，支持边区建设。他们的支持，对边区无疑是雪中送炭。1945年5月，为筹备成立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国际会议，年届六旬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代表中国解放区参加了这次会议，更使中共及边区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陕甘宁边区史研究，既是中共历史研究领域的老课题，也是新课题。早在延安时期，就出版过不少研究边区史的著述，如解放社曾出版了《陕甘宁边区实录》等。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中共党史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谓是中共党史研究最为繁荣的领域之一。既有各种研究机构和团体的建立，也有一大批优秀研究人员健康成长，其良好的研究势头仍在不断走向深入。更为可喜的是，其间出版的不少研究著述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水准，有的是具有通史性质的著作，有的是具有革命史性质的著作，有的是具有专题性质的著作。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主要有:星光、张杨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宋金寿、李忠全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房成祥、黄兆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雷云峰任总编的《陕甘宁边区史》(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宋金寿主编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李智勇撰著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黄正林撰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但由于诸多的原因，许多新的史料没有征引，许多研究成果没有展现，边区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相对也较少。(www.xing528.com)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随着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一批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推出，新的档案史料不断刊布，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研究，形成一部新的研究著作，以对边区史研究有所深化。我们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示范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试验区”和新中国的雏形为主题。主要内容为:第一，陕甘宁边区在中共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历史中的典型性和特殊性;第二，陕甘宁边区在中共局部执政中合法性及其成因;第三，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对近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创新;第四，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各项建设与共产党局部执政能力的形成;第五，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对其他根据地的示范作用;第六，陕甘宁边区社会改造对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第七，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对陕甘宁边区建设的领导与指导;第八，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群体与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奠基。并对陕甘宁边区周边的统一战线工作、陕甘宁边区与国际间的交往、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根据地的关系、边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等诸多问题进行再认识。为区别于已经出版的有关著作，故书名为《陕甘宁边区史纲》。

本书研究的范围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多种学科乃至自然科学领域，加之陕甘宁边区历史事件丛生，人物众多，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史研究已经取得相当丰硕成果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的“含金量”。我们认为，在研究中应注意做到史实、史料、史论三者的结合，把研究历史资料与调研考察结合起来，把历史纵向思考与哲学逻辑思维结合起来，把国内研究成果和国外研究成果的比较结合起来，力图在研究的角度、研究的层面和研究的方法上有所创新，达到把握陕甘宁边区发展的规律，总结陕甘宁边区建设的历史经验，服务当今和未来的目的。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2]1938年7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

[3]1940年3月8日延安《新中华报》。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