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大明帝国盛衰三百年

朱元璋在投奔起义军以前，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朱元璋自领军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主动前来投奔他，朱元璋当然受宠若惊，对知识分子毕恭毕敬。冯国用刚见到朱元璋，就建议他取建康以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面，就说他像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这些建议让朱元璋在通往皇位的道路上一下子清晰起来。

朱元璋尝到了甜头后，全力争取知识分子。他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里有读书人以为其所用。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其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无论大小事都要请教秦从龙，只称其为先生而不称呼他的名。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都有赠遗，或亲自到他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感激得见人就流泪诉说朱元璋的知遇之恩。

知识分子瞧不起他，他也不会生气，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刘基不肯出山，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叫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软磨硬泡，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朱元璋大喜过望，专门修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

朱元璋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纷纷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最终独步天下。

明朝建立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人才。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的高潮。他继续采用以前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

不过，朱元璋这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如果不出山，他不会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他已经取得了天下，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不再介意偶尔显露一下自己的铁腕。

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新朝当官，干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大怒，把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亲自审讯后，将二人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同样因为不愿当官，都遭到了杀害，全家籍没。

《明朝小史》记载，朱元璋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只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明朝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一定程度的独立人格。“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还被尊崇。朱元璋却认为，拒绝与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就是滔天大罪。

于是天下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朱元璋原本识字不多，成为起义军首领后，才开始学习读书写作。随着读书的增多，他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渐渐淡去。朱元璋渐渐发现，知识分子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短处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了解了这一点，朱元璋渐起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随着明朝政权越来越稳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心费力地去寻访和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了。朱元璋广泛兴建的教育系统也已开始培养大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然而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疏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文章大骂这些知识分子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讽刺当朝的文臣们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敢说真话，今天的文人们却个个唯唯诺诺，毫无骨气。只是朱元璋没有想过，唐代宫女之所以敢说真话，是因为她们面对的不是朱元璋。(www.xing528.com)

朱元璋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他也越来越敢于评头论足。朱元璋还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辞藻，不通人情物理。朱元璋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咄咄逼人。

到了晚年，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于是洪武朝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劫，上流精英几乎被杀光。

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

洪武初年，因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政策，一位武将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还说张九四原为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承想他们竟给他取名“士诚”。

这个武将说，《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朱元璋听后，立即找《孟子》来查，发现果然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无非是读书人欺负他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

朱元璋成天疑神疑鬼，防范过度，自己暗暗制定了一系列奏章的“敏感词”。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的字眼，都会犯他禁忌。因为他是起义起家的，所以也讨厌别人提“贼”和“寇”二字。无数人因为这些敏感词而被杀。惨烈浩大的洪武文字狱，一方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残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知识分子面前无法消除的深刻的自卑心理。

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嗜杀心理越来越难以控制。他通过毫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几乎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另一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高启

高启是明初“吴中四杰”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为户部侍郎，高启却不愿意干。朱元璋当时不但没有强迫高启，反而赐予大量金帛放其归田里，一时传为佳话。

而到了洪武七年（1374年），高启因为创作《上梁文》，以“虎踞龙盘”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就将高启腰斩。

除了高启以外，“吴中四杰”中的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没好的结果，于是投龙江而死。徐贲人明曾为给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他因为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吴中四杰”之外，明初另外一批著名的文人学者都被召集参与《元史》的修撰。然而修完《元史》之后，他们大都没有好下场。此外，还有很多著名文化人因种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死于非命。一时间有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就的大知识分子，也很少有善终的。

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他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和陶安三人。除了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以外，李善长被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听说后很生气，就找了个借口把他抓来杀了。第二批追随朱元璋的文人中，功劳最大的是刘基和宋濂，刘基因不被朱元璋信任而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之事，被株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缢于夔州。

洪武一朝的著名文臣，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宴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已经在中国历史上上演过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