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他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在他眼里,连官员多用一张信纸都算贪污。官员犯了别的错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绝不放过。
在反贪运动的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银子的,就剥皮楦草,摆在衙门前示众。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对贪官,朱元璋宁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
他这样做固然可以使贪吏无所遁形,但也易生流弊,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八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
由于过分诛戮,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届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
虽然惩贪措施如此严厉,腐败现象却从来没有绝迹。大的腐败案件消失了,小的腐败案件却仍然层出不穷。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朱元璋实施的低薪制。明代的官俸最薄,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不但要负担县令本人及家庭的生活支出,还要支付师爷们的工资。如果不贪污,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对于官员如此不怕死,甘蹈法网,朱元璋在震惊之余,把原因归结于前朝不良思想的污染。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动,为此他亲自制作了《大诰》,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所谓《大诰》,就是一本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的说教。因为以威胁恐吓官吏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都是血腥残忍的案例。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下令要让每户拥有一本大诰。整个洪武年间,《大诰》三编共印行数千万本。明王朝从城市到乡村,每家每户的正堂上都供着一套《大诰》。(www.xing528.com)
为了彻底消灭腐败现象,建设一支清廉的官员队伍,朱元璋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一开始,朱元璋赋予百姓的是监督权。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他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洪武十九年(1386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宣称,任何一个百姓在他的帝国之内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官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则全家族诛。
赋予百姓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在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发动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而送到京师的。
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时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后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本天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知道后拉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以致自残肢体。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的大冤案而送了命。
虽然惩贪力度如此大,朱元璋所期望的清廉政治状况最终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晚年,曾经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有过困惑和动摇。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亲手写订的《大诰》是一部“宝书”,不忍舍弃。在临死前一年,朱元璋命人将《大诰》内的精要条目挑出来并附在《大明律》内。他希望子孙后代依据《大明律》与《大诰》拟罪。
然而,就在朱元璋去世两个月后,建文帝就在《即位诏》中宣布废除《大诰》。从朱元璋死后直到明亡,《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曾经发行数千万册的《大诰》,到明末时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腐败现象又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到了明代中后期,腐败现象向政治肌体的一切环节蔓延扩散,并最终吞没了整个王朝。大明朝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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