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重八刚到郭子兴的军队,就被汤和推荐到郭子兴身边当亲兵。由于朱重八天资聪颖,勇武过人,有些文化,很快就显示出了很高的军事才能,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成为郭子兴的亲信,郭子兴如果有重要事情总是和他商量。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马氏,他就把马氏许配给朱重八为妻。从此军中改称朱重八为朱公子。朱重八有了身份后,另起了正式名字朱元璋,字国瑞。
当时,刘福通为了便于号召天下红巾军,就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建立“大宋”政权,年号龙凤。郭子兴的濠州红巾军归其指挥。朱元璋因为是郭子兴的女婿,又英勇善战,没多长时间就升任为镇抚,后升任军队的总管之职,成为“大宋”政权赫赫有名的青年将领。
当时濠州红巾军一共立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为一派,孙德崖与俞姓、鲁姓、潘姓三个元帅为另一派,彼此争权夺利,矛盾极深。
1354年9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便率兵投到了郭子兴门下。郭子兴一派实力大增,孙德崖心里不痛快,于是在孙德崖的挑拨离间之下,赵均用将郭子兴绑架到孙府暴打一顿,并准备杀掉郭子兴。朱元璋闻讯后,伙同彭大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但从此两派便水火不容了。
朱元璋看到濠州城诸将之间内讧不断,不足以谋大事,于是决心独立发展自己的武装。于是,朱元璋向郭子兴请命回家乡招募兵勇,南略定远。朱元璋在他的家乡遇到了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24人,他们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便纷纷来投效。这些人都可以说是当时人杰。很快地,朱元璋在南略定远途中用计降服了3800人。朱元璋统率着这支队伍攻破定远,又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此后,连克怀远、安奉、含山、虹县。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出壮汉2万多人,编入部队,并南下进攻滁州(今安徽滁县)。
滁州之战,是朱元璋人生的转折点。一是他开始自成一军,二是他得到了自己的重要谋士李善长。李善长劝他学习汉高祖刘邦,知人善任,在乱世要收买人心,要慎刑戒杀。朱元璋深以为然,从此调整策略。
1355年3月,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不久,郭天叙和张天佑都在战斗中阵亡,朱元璋便成为濠州这支起义军的最高统帅。接着朱元璋又攻下了和州。朱元璋在和州驻守几个月后,粮食供应出现了问题。与和州相对,紧靠长江南岸的太平(今安徽当涂)、芜湖是盛产稻米的地方,但是没有船只,只能望江兴叹。恰在此时,隶属于红巾军的两支巢湖水军首领廖永安、俞通海,由于内部矛盾,率所部战船千艘前来归附,朱元璋遂建立起水师。
1355年7月,朱元璋率巢湖水师南下,乘长江水势攻取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获得了大量粮食。将士想把粮食运回和州慢慢享用,朱元璋却果断地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将士们见无路可退,鼓噪而前,攻克太平,生擒了元万户纳哈出。
至正十六年(1356年)3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进攻江南元军。朱元璋乘虚而入,统率水陆大军攻破集庆(今南京),改集庆为应天府。朱元璋以应天为根据地,发展成为一支强劲的军事力量,但在名义上仍尊韩林儿旗帜,奉宋龙凤年号,以令军中。
此后,朱元璋命令常遇春等将士相继攻取了常州、江阴、常熟、徽州、扬州等地;逼迫元朝水军元帅康茂才等人投降,招降康茂才等军民50余万。7月,宋政权下令在应天设置江南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以朱元璋为行省平章兼枢密同佥。朱元璋自置官属,逐渐淡出韩林儿的红巾军系列,开始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
此时,徽州老儒朱升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这三条建议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于是,朱元璋就在应天屯田,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逐步壮大实力,并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土地肥沃、盛产粮食和丝绸的浙江一带。
此时的朱元璋虽然拥有10万人马,但所占州郡极为有限,且在强敌环伺之中。其东面和南面是元军,在长江上游有徐寿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其东南方有方国珍,西南有陈友定。虽然反元的大目标一致,但是张、徐不属于红巾军系列,同小明王互为仇雠。此时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朱元璋构成太大的威胁。而在北方,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正与元军作殊死拼杀。朱元璋就在这种形势下,立足应天,开始有选择地对外用兵,他先后攻占了镇江、广德、长兴、江阴等地,消灭了周边的元朝小股兵力,使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和巩固。然后,他将矛头指向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两股势力:陈友谅和张士诚。
朱元璋与张士诚双方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开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交手上百次,双方互有胜负。先是朱元璋力量不支,提出和谈,张士诚不答应。后来朱元璋因善用人才,于1357年一举攻克常州,之后又攻下了宁国,张士诚势去,投靠了元朝江浙行省平章事达识帖木儿,张士诚被授予太尉官职。
朱元璋击败了张士诚后,便开始对付徐寿辉和陈友谅。当时陈友谅还在徐寿辉手下当差。1360年,陈友谅取得了太平、采石之战的胜利,便以为得天下易如反掌,就杀死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陈友谅知道张士诚对朱元璋有不共戴天之仇,便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企图平分朱元璋的领地。
陈友谅的舰队先后攻下了太平、采石两地,应天的大门向陈友谅敞开了。朱元璋十分紧张,虽有水师,但与陈友谅的艨艟斗舰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应天眼看不保,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招纳了一位能扭转乾坤的人物——刘基(字伯温)。
刘基向朱元璋建策,目前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陈友谅,因此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而后攻张士诚,只有这样才能统一江南,然后实现北上灭元、成就大业的宏图。(www.xing528.com)
刘基分析说,陈友谅表面上看势力大,但是他是一个背信弃义、心狠手辣、唯我独尊,甚至自私至极点的人。陈友谅不顾后果地把自己置于被人唾骂的地步,众将早就对他心怀不满了,故而不难战胜,只要诱敌深入,击之以伏兵,胜算必在握。
朱元璋深以为然,于是就设下了诱敌深入、伏兵围歼之策。降将康茂才与陈友谅是至交,于是修书一封,表示形势危殆,愿弃暗投明,约为内应,言辞至为恳切。派人送到陈友谅营中,并约定在江东木桥一带投降。陈友谅果然中计。
6月23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赴应天郊外的江东桥,发现都是石桥,遍寻不见木桥,方知上当,于是急令撤退。但为时已晚,被朱元璋伏兵夹击,陈友谅败走。此役俘敌7000余人,获百余艘巨舰,朱元璋乘胜收复了太平。此后,朱元璋一鼓作气连克安庆、信州(今江西上饶)。陈友谅败逃九江。次年,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远遁武昌。接着,朱元璋又分兵克南康(今星子)、蕲州、黄州,陈友谅所辖之龙兴(今南昌)、吉安等地守将投降,朱元璋遂控制了江西和湖北东南部。
正在此时,中原红巾军发生了分裂,力量大为削弱。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2月,张士诚认为时机已到,就派部将吕珍围攻安丰(今安徽寿县)。朱元璋闻讯后赶忙率军到滁州解救小明王和刘福通,但刘福通已被吕珍杀死,朱元璋只救出了小明王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
这年4月,陈友谅认为报仇的时机到了,于是乘虚进围朱元璋的辖地洪都(今江西南昌),守将朱文正(朱元璋的侄子)以拖待变,率部苦守85天。到了7月,朱元璋亲率舟师20万前往救援,陈友谅得知后,撤出了围军,双方在鄱阳湖展开激战。
陈友谅联结大船为阵,士兵在船上行走如履平地。朱元璋则分军11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双方激战三日,战况惨烈。陈友谅降将丁普郎驾轻船驭战,左冲右杀,始终无法接近陈友谅,结果被陈军团团围住,死得相当悲壮。后来有人献计,朱元璋遂用火攻陈军。陈军用铁链将大船相连,风助火势,重蹈三国时曹军覆辙。陈友谅弟友仁败死,陈友谅突围出湖口,朱元璋又以步军扼湖口,水陆伏击,全歼号称60万的陈军,陈友谅也被乱箭射死。只有张定边带着他的儿子陈理逃回武昌。鄱阳湖水战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奠定了朱元璋问鼎天下的基础。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元旦,朱元璋被韩林儿封为吴王(西吴),在应天即吴王位,置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不久,朱元璋率军西征武昌,陈理出降。至此,朱元璋占领了长江中游广大地区。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1363年,张士诚在帮助元朝消灭了刘福通后,自认为有功,就要挟元朝赐封王爵,未能如愿。9月,他再次叛元自立,在平江自称吴王(东吴)。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10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将分别进攻张士诚,一举攻下了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等州县,将东吴的势力赶出了江北地区。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11月,东吴杭州、湖州守将先后投降,平江成为孤城。张士诚困守平江,孤立无援,只能作困兽斗。
1366年12月,刘基密禀朱元璋令,派大将廖永忠去滁州迎接小明王韩林儿南来应天,途经瓜步镇时,廖永忠暗中把船底凿穿,小明王沉江而死,朱元璋顺理成章地成为最高首领。于是,他不再以龙凤纪年,改1367年为吴元年。
朱元璋大军把平江团团围住,逼迫张士诚投降,因为平江城坚固,张士诚拒绝投降。徐达则在平江四周高筑炮楼,用弓弩、铳向城内射击,并用襄阳炮日夜攻城。城内一片恐慌,外无援兵,突围不成,弹尽粮绝,只能坐以待毙。
1367年9月8日,徐达的军队发动猛攻,进入平江城,张士诚及副枢密刘毅收余部3万与徐达军队展开巷战。张士诚的军队被打败,刘毅投降。张士诚退入室中自缢未果,被押往应天。张士诚见到朱元璋及李善长等人后破口大骂,朱元璋命令卫士用乱棍打死了他。张士诚死年47岁,东吴政权灭亡。
朱元璋随即分军南下,指向割据浙东沿海的方国珍和割据福建的陈友定。方、陈二部都降附元朝而又自行割据,势力孤弱。朱元璋指挥各部连续作战,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削平了浙东和福建。
至此,江南统一,朱元璋拥有了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便开始显示出他的帝王野心了。他把“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作为他北伐的口号,这对深受压迫的北方人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感召力和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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