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光远
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他指出,中国能否抓住新的机遇,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这是继今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之后,时隔半年,高层对新常态的全面解读,对于各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如何在战略上应对,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应该指出,新一届领导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按照“新常态”在战略上审慎选择中国的宏观政策,绝非简单制造新的政策词汇,而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之后的战略性思考和抉择。近年来,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但是,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各界争论和分歧很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理论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蕴含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习近平站在最高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中国宏观战略高度,在解决纷争的同时,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大方向做出了战略性选择。
习近平选择在APEC会议国际场合,全面阐述新常态,对新常态进行定调,一方面有利于“定分止争”,消除各种分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国未来宏观政策。
首先,习近平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三个不同于过去30年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三个特征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逻辑的体系。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无论是经济基本面,还是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产业业态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经济基本面不仅发生了量的巨变,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用过去的思维思考中国经济既不准确,也不现实。以经济速度而言,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常态增长”阶段,经济增速将在8%以下、7%以上运行。以中国经济前三季度7.4%的速度而言,由于很多人不能准确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减速的趋势,就想当然地认为7.4%的增长是一个很差的速度,认为应该通过政策刺激,让经济增速再回到8%以上的高速轨道上去。这种高速依赖症,恰恰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这种巨变所致。正如习近平在演讲中精辟指出的:“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www.xing528.com)
其次,习近平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机遇,这是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键。在很多人看来,既然中国经济要减速,将要面临更多的是挑战而非机遇。事实上,5月份习近平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时候,首先明确的是“中国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新常态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只是意味着速度要下一个台阶,而不是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事实上,如果中国经济顺利完成增长驱动力的转换,增速虽然下滑,但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总体的含金量都会高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
第三,明确提出深化改革是化解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的关键,这点可谓切中肯綮。应该承认,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今天的新常态,中国经济本身已经换上了“另一个轨道”,乘客会出现“晕车”等各种“不适应”这很正常。如何认识这种风险,如何转换思维,适应新常态,保持平常心,的确非常关键。比如,面对中国经济的下滑,很多人习惯了过去一下滑就刺激的惯性思维。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绝非增速下滑,而是不适应这种下滑,不允许下滑。这种风险起码有四:一是刺激依赖症;二是不改革的风险,尽管三中全会确立了宏大的改革计划,但民间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是否因此而恢复,取决于改革的执行力,目前投资不力,民营企业家仍然徘徊犹豫,关键还是没有看到改革强有力的推进,这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三是过去刺激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四是房地产全面调整带来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是继续人为刺激带来好看的数据,还是痛下决心,通过改革和创新带领中国经济走过激流险滩,这是攸关中国经济前途和命运的选择。习近平在演讲中再一次强调了“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通过改革和创新战胜风险的决心。习近平肯定了深化改革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关键作用,肯定了市场和企业家的重要价值,肯定了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这种表态,对于那些一看中国经济下滑就呼吁刺激的人而言,无疑具有警示意义。笔者认为,从中长期周期而言,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海外投行期待的“崩盘”,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系统风险却随时可能爆发。而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一再延误改革时机、一再采用不当的刺激政策所致。解决这些风险,不是以毒攻毒,再次采用刺激政策,而是痛下决心放弃刺激,重回改革正途。
笔者一直坚持认为,新常态下的中国仍然处在极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下一个30年,仍然属于中国黄金发展的30年,中国的增长方式将更加合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幅提升,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将更加包容,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将更为深刻和全面。但这种机遇能否兑现,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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