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新常态探讨

● 郑佳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底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有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中性“意见领袖”群体崛起，影响凸显。这个变化，是不是预示着网络舆论的“新常态”。是喜是忧，还是喜忧参半？　　 

　　 中性意见领袖崛起了吗　　 

　　 中性意见领袖指的网上是超越左右、理性务实、比较客观温和的那部分意见领袖。2014年有四分之三的意见领袖意识形态倾向中立，而且这部分“中性意见领袖”在微博上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中性意见领袖的崛起，主要是跟以前占的比例相比。根据人民网前一年对300名“意见领袖”的观察分析，政治价值观属于自由派、对政府和现行体制有较多批评、偏右翼的人数较多有162人，约占54%；偏左翼的为53人，约占18%；属中性的有85人，约占28 %。一年里“中性意见领袖”从28 %上升到75%，当然可以算作“崛起”。

　　 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变化带来舆论生态的变化，包括网络舆论的变化。十八大以前一段时间，人民群众对党内严重腐败和党员干部的“四风”，收入差距过大等诸多社会问题，以及改革的停滞状态，意见很普遍很尖锐。2009年前后网络上的充满戾气，大V们的偏激情绪，草根网友怨气冲天，主要的也是那个时候政治社会状况的反应。舆情调查显示，2009年网络舆论对政府的认同度最低，湖北邓玉娇案的政府认同度为1.4、云南“躲猫猫事件”2.0、杭州“70码事件”1.6（认同度分值区间为1-5）；微博媒体、网民和意见领袖批判质疑的声音非常一致。两个舆论场各说各话，撕裂严重。在政府主导力下降的同时，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却在上升。到了2014年底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再审，网民的政府认同度是3.33。网络流行语提示社会心态趋于积极。

　　 十八大以来，中央做了几件扭转局面、开创历史的大事。严厉纠风、强力反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切中时弊，深得民心。特别要指出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精神，很接地气，多少年来没有见过，也包括纠正四风和反腐风暴，解决的问题针对性很强，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国内外有舆论的普遍好评，与互联网舆论的功能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互联网舆论的强大压力推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是这些问题得到执政党的正面应对和有诚意回应，大大缓解了互联网舆论的压力。执政党与互联网的互动，是与“民意”的一种互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可喜的尝试与进步，是互利双赢的大好事。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提到“2014年网络舆论热度下降，网民对体制的向心力有显著提升”这是2014年舆论生态变化的根本原因。

　　 再就是政府的对互联网整治和引导。在这次互联网整治中，一些“大V”被清理，一批不良网站被关闭，一方面整治违法违规，一方面耐心疏导引导，无序状况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那种乌烟瘴气，谣言满天飞，淫秽色情泛滥的网上生态，大多数网友都不赞成。三是主流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的发展，满足了很多网友的信息和意见的需要，分流意见领袖的粉丝和关注度。四是极端主义的态度不得人心，网络自身有一个自净功能，网民的辨别能力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使一些投机的和偏激的意见领袖边缘化。可以说，两个舆论场的靠拢和意见领袖的中立，是中国网络舆论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必然走向。　　 

　　 “统战对象”还是“新常态”平等成员　　 

　　 当下中国博客用户账号已经超过十亿，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中，拥有10万以上粉丝的超过1.9万个，100万以上的超过3300个，1000万以上的超过200个。根据“二级传播”理论，大众传媒往往是通过民间“意见领袖”的中介作用，才能影响公众。这些人数量少、能量大，往往左右网络舆论思潮。平时有大约几百名全国性的“意见领袖”影响着互联网的议程设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说，如果综合考虑每一类意见领袖微博收到的总转评数，中性“意见领袖”整体上具有最大的微博影响力。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中性意见领袖，他们会不会成为网络舆论“新常态”中平等正常的一员？

　　 中性意见领袖，也是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是什么人？几年前有人写过文章，说“意见领袖”是社会进步的“领航人”。当前比较正面的说法是人民网把他们看成“统战对象”。说是要客观评估他们的建设性和合作精神，用中共“统一战线”手法去团结包容他们，减少其对体制的对抗性。其实，某种意义上，把意见领袖类比为“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运用得不错，到了1949年以后，简直就是个反义词。在文革的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从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都被整得要死。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没必要去“统战”他们，他们有他们的权利，依法尊重他们就好。

　　 意见领袖是由于不同意见产生的，很多是对政府有不同意的人中产生的。对政府没有意见的人，唱赞歌的人不会成为意见领袖。当然，对政府、或者对社会、或者对单位、或者对领导，有很多人分不清具体责任在谁，意见分各种各类，各式各样，多数只是一点看法，不成体系。意见领袖有一定地位和专长，有一定思考抽象能力，有一点儿讲故事说笑话的本事，特别是热心勤奋，赢得了众多粉丝，获得了大量转帖。他们的不同意见，必然会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和观念，特别是使地方、部门形象受影响，领导政绩被“抹黑”，有的基层领导布置工作时直接讲“防火防盗防上网”。所以，体制内很多人不喜欢“意见领袖”，再加上大V中确有比较极端的言论，有人以偏概全，所以在体制内被看作另类。摘帽右派也是右派，中性“意见领袖”也是“意见领袖”，所以最高待遇是当“统战对象”。(www.xing528.com)

　　 意见领袖代表了民间舆论场，代表了一定民意。多极化、全球化、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改革开放的大潮，使中国人民与时俱进。一是多种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下的中国人，是独立生存独立思考的中国人，创造能力、创新意识空前增强；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不再为生存而沉默，思想大大的解放，思维十分活跃；二是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普及，文盲大大减少，知识的增加极大提高了国民素质，文化的繁荣极大的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了人的精神力量；三是获得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电视、互联网、手机的普及，削弱了信息上的封闭和垄断，人们辨别是非能力加强，表达更加充分；四是人们的平等意识、维权意识普遍增强，法律知识和意识大大提高，责任意识和监督意识日益成熟，参与意识增长，要求公平正义、维护合法权益的呼声明显增强；五是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学术繁荣，对外交流扩大，不同的参照系呈现在眼前，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话语权垄断被打破，宽容平等的讨论正在展开。这些年官场某些方面在严重退步，虽然干部文化水平整体提高了，专业知识也增强了，执政的技术进步了，但是不少人，不说整体上，情操境界、认识水平下降了，思想水平、工作方法倒退了。远不如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有思想、有创建、有风格的话不多，空话套话假话鬼话经常从我们的干部口里冒出来，让人民见笑，官煤和国企也差不多。四风横行、腐败肆虐、灯红酒绿、锦衣玉食，很多官员不通民情。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从技术形态上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让亿万草根有地方说话。舆论是社会一种自然意见状态，就像生态一样，民间舆论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社会舆论状态。正因为没有雕饰和掩盖，所以负面的东西看起来比过去看到的要多。

　　 改革开放以来网络舆论场的“新常态”成员，不仅仅应该有消耗着巨大资源支持政府的海量官媒微博、公务微博，更应该有理性务实的不同意见领袖。不仅仅是对政府的监督，执政党的监督。我们党长期单独执政，什么事情都站在第一线，相对来讲制衡对冲资源匮乏，扶持温和中性、理性务实的网络社群，制衡左翼和右翼的极端意见，形成正能量引导、温和派声音为主、纺锤式的舆论格局，对喜欢“吐槽”的微博舆论场十分关键。为中国社会活血化淤，促进官民之间的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矛盾有两个方面才成为一个整体。“意见领袖”作为一个正常群体长期客观存在存在，是网络新常态之客观规律。　　 

　　 不同意见与意见领袖　　 

　　 不喜欢意见领袖的根本原因是不喜欢不同意见。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不同意见，既是徒劳的也是愚蠢的的。2013年的一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习近平曾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毛泽东说过，让群众说话天不会塌下来。邓小平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习仲勋同志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美国这个国家，有两点值得我们研究，一是它政治上的纠错能力，二是它科技上的创新能力。这两点都起源于一个基本的概念：尊重不同意见。第一艘到达北美洲的船 “五月花号”，上面很多是从英国被迫出走的异教徒，他们到达北美洲后，有一个信念，保护异端，尊重异教徒。有一本书叫做《Who

　　 Are We？》，作者是塞缪尔·亨廷顿，书里讲到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有一条就是支持不同意见。我们现在不是天天讲创新吗，所有的创新都是不同意见，不同意见才叫创新，所有的真理都是从“谬误”来的。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个新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活力”，如果不同意见得不到尊重和保护，什么都解放不了。　　 

　　 亮“剑”还是亮“法”　　 

　　 建立“新常态”要加强互联网生态的维护。这几年进步很大，积累的最宝贵的经验就是逐步从法规上思考问题，逐步完善制度。中性意见领袖的崛起，某种意义上讲，是制度的作用。制度支撑理性，支持常态。可是网络上也常常有刺耳的争执和尖锐的矛盾。要思考和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亮“剑”还是亮“法”？有人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有人对别人指名道姓、上纲上线，有人气势汹汹要“拔钉子”。多元社会，文责自负，说什么并不要紧，问题是谁说，在什么地方说。近来有人把“亮剑”挂在嘴上，也有人说有的网友“推一推就是敌人，拉一拉就是朋友”，说这话的是好心。问题在于这些思维中有一种的东西，似曾相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谁是阶级敌人？对谁“亮剑”？1956年，毛泽东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的非常好。后来，他违背了自己的理论和判断，提出了区分敌我的六条标准，前两条就是对党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从此把阶级划分的标准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党在左的指导思想下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这是一个根源，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是扩大在这里。由此导致文革的民族灾难。有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伤痛，像那些被屏蔽了多年的年轻人。难道真的要宝贵的网络舆论环境搞的“噤若寒蝉”，“万马齐喑”才安心吗？要真的揪斗一批，打倒一批，整死一批，让民族再难重演，让“中国梦”化为乌有才解恨吗？文革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要法治。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宪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思想，是网络生态的生命线。建议网络批评多亮“法”少亮“剑”。                  

　　 《瞭望中国》（总269期）原标题：《郑佳明： 中性“意见领袖”的崛起与与网络舆论“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