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鉴于唐五代外重内轻、藩镇跋扈、屡篡王室的历史教训，极力推行强干弱枝、尊京师而抑郡县的政策，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削弱藩镇势力，便是其中重要举措之一。通过收兵权，支郡直属京，节度使不之镇，至真宗朝，扰攘我国历史近两百年之久的藩镇问题被彻底解决。太宗时，南方偏霸诸国渐次削平，为防止溃兵和犷暴之徒乘时作乱，割据政权的残余势力借机死灰复燃，将这些人“悉收隶兵籍”，“列营京畿”，使“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于其间”。[1]太平兴国元年，江南甫定，即下诏堕毁江淮诸州城隍，撤除江淮地区的武备。先是杨吴、南唐政权为抵御外来势力入侵，曾新筑或增固寿、庐、舒、滁、宣、歙等州城池，至此悉被铲平摧毁。开宝三年、太平兴国三年、淳化二年（991），又先后数次下令没收散落在民间的兵甲，将平定南唐缴获的武器统统集中到扬州封存，严令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动用。并禁止私人制造兵器、窝藏兵器。嘉祐四年（1059），下令诸州造册登记打造兵器匠人姓名，规定若再犯，即处以全家流徙的重刑。职官配置，重西北，轻东南，据《文昌杂录》卷五记载，元丰年间，陕西路文武职官552员、河北路420员、京西路308员、京东路307员，而淮南东西两路加起来才305员，只是陕西路的半数，明显少于西北各路。江南东路的歙州，素称“繁难去处”，除知州外，仅配置通判、州学教授、军事判官、军事推官、兵马都监、添差兵马都监、兵马监押、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和监在城酒税各一员，[2]计才13员。东南诸州不仅官员人数比西北诸州少，而且资质也比西北诸州低。陕西、河北、河东三路，任命官吏用“特举”，并“选年六十以下强干者充”。[3]东南诸州命官用“累资”，也就是按资排辈，这样往往是“庸人并进”，[4]年老衰颓和才质平庸者尸位。江淮地区统治力量薄弱的情况，曾引起北宋一些政治家的忧虑，早在真宗咸平三年（1000），王禹偁就上书说：
太宗缵嗣洪业，克辑大勋，平定并、汾，怀来闽、越，天下一家，无不臣妾。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备者，三十余年，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强干弱枝之术，亦非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发兵輓漕，关城无人守御，止以白直代主开闭。城池既圮，器杖不完。及迁维扬，称为大镇，乃与滁州无异。尝出铠甲二十副与巡警使臣，彀弩张弓，十损四、五，盖不敢擅有修治也。[5]
官员数量少、资质低，意味着统治不严密，政治难以清明，潜伏着大患和社会危机，方腊起义发生在睦州，并迅速蔓延至江南数州，这是其中原因之一。但其中也有例外，如江南的宣州，以“生齿舆赋之数实夥他郡，为州之望，亚于江宁府。朝廷之守不系于有司，丞相率以老于烦使之人上名于天子而授之”。[6]
安徽淮北诸州，地近京畿，北宋三大漕渠中的汴河、惠民河两条经过这里，因而重视程度相对要高些。《穆参军集》卷中《上颍州刘侍郎书》就曾讲到：“汝阴郡，今之善地，守兹郡者复朝之重贤。”淳化四年，今河南、安徽的淮河以北地区“盗贼群起、商旅不行”，“沿（长）江多盗”。[7]大中祥符中，真宗东封西巡，南祠亳州太清宫，大兴木土，火上加油，治安情况进一步恶化。宋王朝开始在沿江、淮、汴、惠民河两岸及京师至颍、亳等州重要交通地段和关津要隘置巡检司。巡检司为北宋新创，任务是维护地方治安，主要负责巡逻州县、捕捉盗贼和私贩、河防及烟火等公事。见于文献记载的如柳子镇巡检、零壁镇巡检、通海镇巡检、桐墟镇巡检等。熙宁四年（1071），诏宿、徐、单等州别立盗贼重法；十年（1077），重法区扩大到寿、亳、濠、泗。元丰四年（1081），颍州也被立为重法区，至此，安徽的沿淮及淮北州县全部列入重法区。而南方只有汀、建、南剑3州和邵武军曾立重法，其他州县均为平法区。所谓重法区，就是同罪而量刑不同，在重法区犯罪，比在平法区量刑要重些，这是法制史上的一个新创造。但实行的效果并不佳，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礼部侍郎范祖禹曾说：“自熙宁重法以来，二十余年间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愈多耳。”[8]
[1]《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2]淳熙《新安志》卷一《官府》。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一《景德二年》。(www.xing528.com)
[4]李觏：《盱江集》卷一《长江赋》。
[5]《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七《乞备盗疏》。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元祐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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