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宜明强结合修炼自己

做官不仅要“明”，“强”也是不可或缺的。“强”当然不是一味地逞强，最好的做法是“明”“强”结合。所以，为官之人第一件事就是培养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的风格。头脑清醒才能沉着冷静，沉着冷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因此，“明强”之法，仍讲究修炼自己，尤其在遇到困难时，要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决不求一时之功，决不轻举妄动。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是明智之举了。

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己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大。最后陷入孤立的境地，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

清朝名臣曾国藩一生刚强，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上承家训，进而总结了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这种倔强的性格，使曾国藩虽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他作一联以自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这种倔强性格的写照。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www.xing528.com)

自胜，也得克己，所以，刚强也是一种克己之学。克己，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下手，即“刚柔互用”，不可偏废。曾国藩说:“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并非就是暴虐，强矫而已;柔并非卑弱，谦退而已。”

为使“刚”得恰到好处，“柔”得也恰到好处，曾国藩强调刚柔均须建立在“明”的基础之上。他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致书诸弟说:“‘强’字原是美德，我以前寄信也说‘明强’二字断不可少。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用后果证明它，又重新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这就是京师说的瞎闹。我也并非不要强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见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轻于一发耳。”又说:“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不明而强，于己则偏执任性，迷途难返，于人则滥用权威，逞势恃力，终归都是害人害己。什么是“明”?就是要明于事，明于理，明于人，明于己。欲强，必须明;欲柔，同样必须明。否则，虽欲强而不能强到恰当处，虽欲柔而不能柔到恰当处。一味刚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一味柔弱，遇事虑而不决，决而不行，待人则有理不争，争而不力，也是不能成功立业的。

所以，曾国藩认为，“强”有两种:“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大概能持久恒常。”《孟子·公孙丑上》载:“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怕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国藩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自反而缩”的“强”。孔颖达注:“缩，直也。”指正确的道理。反躬自问，为维护正确的道理而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强”。故曾国藩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味逞强，终必败露;炼就意志刚强不拔，就可能有所成就。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呢?此时你追求的不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的矛盾，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都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强烈地征服自我，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进。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美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