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

重印后记

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现在借重印的机会，作以下几点说明:

我过去反对以盲目信仰的态度来研究佛教史，因为这样必然会看不清楚佛教思想的真相。但是我在这一部书中把佛教史仅仅看作一种宗教思想的发展，而没有认识到佛教思想的发展和它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早已指出:

我们不是把世间问题变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变为世间问题。(《关于犹太人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只有把宗教、神学的问题安放在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地理解它。对于这一原则，恩格斯也同样地作出了重要的指示:

任何宗教不是别的，只是那些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世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世间的形态。(《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原则性的指示，适用于一切宗教，自然佛教史也非例外。

在这一部书中，我没有能够认识作为宗教的佛教唯心主义的本质，没有能够认识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我只是孤立地就思想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因此，对于佛教的估价也不能是正确的。随着佛教的输入，曾引起国际文化的交流，应当肯定这是有意义的事，但决不能认为唯心主义的宗教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什么好处，倒是伴随着佛教一齐来的其他方面的(如医学、历算、艺术、音乐、文学等)那些非宗教的东西却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这两者应当严格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www.xing528.com)

在这部书中，过分强调了佛教史中个别历史人物所起的作用，而完全忽视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对佛教的发展的决定性的制约。例如在叙述中不免夸大了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等人推动佛教发展的作用。在另一方面，我又认为由于僧众的道德败坏，不能体现佛教的宗旨，才引起了佛教的衰亡。这些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当时其他反佛教的思想斗争是分不开的，比如对道教的斗争，对儒家思想的斗争，对当时科学思想的斗争等。我们不能设想脱离了当时思想斗争的全部内容而能单独讲明佛教史。这部书显然在这一方面，没有完成它应该完成的任务。

希望读者留意本书中存在的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缺点。

如果说重印这部书，今天对于一些从事于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工作者还有少许参考价值，那仅仅在于它供给了关于中国佛教史的一些比较可信的材料，它提出了中国佛教史发展变迁的一般线索，它也还揭露了中国佛教史上某些重要的现象。这决不是说这部书在材料的审订、发展的线索、现象的揭露这些方面就完全没有问题。应当肯定，在旧的观点、方法支配之下所进行的考订研究工作，它可能取得的成绩终归是有限的。

因此，这里要重复声明，这部书仅仅是参考而已。

一九五五，六，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