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颙、梁武与摄山僧三论复兴之主角

周颙、梁武与摄山僧

三论复兴之主角，为摄山诸师。三论之盛，在兴皇法朗之时。法朗之师为僧诠。僧诠之师，实为僧朗。僧朗之师，名法度。法度为黄龙人。江南人士谓燕为黄龙。僧朗为辽东人，二人故乡盖相接近也。南齐明征君遁迹摄山，刊木驾峰，？草开径，披拂榛梗，结构茅茨。(语见江总持《栖霞寺碑》)法度南游，征君相与友善。将亡舍宅，请度居之。是曰栖霞寺。按当时有三法度。一何园寺法度，见于《高僧传·慧隆传》。一伪魏法度，见于道宣《僧传·道登传》。谓登学于彭城僧渊，后与同学法度北行至洛，此与慧皎载伪魏昙度之事相符，当是一人。(据《名僧传钞·宝唱书》第十七，有伪魏《法度传》)一摄山法度，即僧朗之师也。(《高僧传》有传，亦见《名僧传》第二十二)而度之师不知为何人。度备综众经，而不言以《般若》学见称。江总持碑，谓其“梵行殚苦，法性纯备。”《慧皎传》曰:“时有沙门法绍，业行清苦，誉齐于度，而学解优之。”或度并不以学见知。度信弥陀净土，讲《无量寿经》。有名之摄山无量寿石佛，即为度而凿。故僧朗虽为其弟子，而三论之学，未必出于度。关于僧朗之记载，以《高僧传》为最早。其文曰:

法度齐永元二年卒于山中。(江总持碑谓在建武四年，未知孰是)春秋六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继踵先师，复纲山寺。朗本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论，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今上深见器重，敕诸义士，受业于山。

据此则慧皎作书时，朗犹在世。《高僧传》止于天监十八年。朗之死在此年后。江总持《栖霞寺碑》谓梁武帝敕人受学，在天监十一年。其文曰:

先有名德僧朗法师者，去乡辽水，问道京华。清规挺出，硕学精诣。早成波若之性，夙植尸罗之本。阐《方等》之指归，弘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游皇都，将涉三纪。梁武皇帝能行四等，善悟三空，以法师累降征书，确乎不拔。天监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释僧怀、灵根寺释慧令等十僧，诣山咨受三论大义。

栖霞寺创始于南齐永明七年，至天监十一年仅有二十三年。据“将涉三纪”一语，则僧朗南止建业，在立栖霞寺以前。(安澄《中论疏记》，引均正《玄义》第十，言朗原隐山阴会稽，后请至摄山)或在宋末齐初自北来。惟是否偕法度同来，则史阙文，不可妄断。至隋时吉藏章疏中，数次言及僧朗事迹而加详。如《大乘玄论》卷一曰:

摄山高丽朗大师，本是辽东城人。从北土远习罗什师义，来入吴土。住钟山草堂寺，值隐士周颙。周颙因就师学。次梁武帝敬信三宝，闻大师来，遣僧正智寂十师往山受学。梁武天子得师意，舍本《成论》，依大乘作章疏。开善亦闻此义，得语不得意。

《二谛义》卷下，亦有此一段而较详。其末曰:

梁武(中略)本学《成论》，闻法师在山，乃遣僧正智寂等十人往山学。虽得语言，不精究其意。所以梁武异诸法师，称为“制旨义”也。

《中论疏》卷五曰:(www.xing528.com)

次齐隐士周颙著《三宗论》。(中略)大朗法师关内得此义授周氏，周氏因著《三宗论》也。

吉藏所传，较梁释慧皎、陈江总持加详，而要点有三。(一)周颙从朗受学，因作《三宗论》。(二)梁武帝得其义而作《疏》。并开善亦闻朗义。(三)朗之三论学得之关中。日人境野黄洋于此均有所见(见《支那佛教史讲话》下卷第一章)，但推断未全精审。兹分论之。

周颙受学，作《三宗论》，事颇可疑。彦伦虽在钟山西立有隐舍，然实非隐士。其作《三宗论》，正官于建业。时有高昌郡沙门智林者，著《二谛论》。又注《十二门论》、《中论》，服膺空宗。闻将撰《三宗论》，与己意相符。但恐“立异当时，干犯学众。”因“畏讥评”，而欲中辍。因两次作书促之。(第一书略见《隆兴佛教编年》卷五，第二书见《僧传·智林传》，《南齐书·周颙传》。《广弘明集》亦载之)其第二书有曰:

此义旨趣，似非初开。妙音中绝，六十七载。(《南齐书》作六七十载)理高常韵，莫有能传。贫道年二十时，便忝得此义。(中略)窃每欢喜，每与共之。年少见长安耆老，多云关中高胜，乃旧有此义。当法集盛时，能深得斯趣者，本无多人。传过江东，略无其人。贫道捉麈尾以来四十馀年，东西讲说，谬重一时。其馀义统，颇见宗录。唯有此途，白黑无一人得者。(中略)檀越天机发绪，独创方寸。非意此者，猥来入耳。且欣且慰，实无以况。

周氏三宗义之来源，难可推知。然(一)山阴慧基，亦善《般若》。(《小品金刚》)周为剡令时，请讲说。(二)沙门玄畅，善于三论，为学者之宗。周氏在蜀在京，当与友善。(畅曾游建业及蜀中)畅死后并为之制碑文。(上均见《高僧传》)据此则早习闻《般若》三论，固不必其三宗之义即出于僧朗也。又法度与法绍并称为北山二圣。俱为齐竟陵王等所重。而绍又居于山茨精舍。山茨精舍者，即周颙就雷次宗旧宅所立之隐舍也。(周原与绍善，亦见《僧传》。《南齐书》谓休沐日常往山住)据此则与度或有交游也。吉藏谓僧朗授周氏以其所学，乃在草堂寺，此亦即山茨也。惟智林书中，不但言此义(即《三宗论》义)“江左罕传”，且称其义出于“独创”。而周之与度，即有交游。然不闻度善三论。则《三宗》之义，似不即出于法度也。又《三宗论》不知出于何时。(《广弘明集》所载智林致书云，请写论本，赍之西还。则论作于林西去前不久)按智林于宋明帝时至京师，周颙当时即亲近宿直。智林后还高昌，卒于齐永明五年。如《三宗论》作于永明中，僧朗当至建业不久。如在宋明帝时，则僧朗应犹未南来也。(《高僧传》谓法度于宋末至京师。《法华玄义释签》谓朗齐建武来江南)因此周氏之义，似不出于僧朗也。

梁武帝得朗义作疏，则或有其事，而不免夸大。盖武帝曾注解《大品经》。所谓《疏》当即此。《祐录》载其《序》曰:

朕以听览余日，集名僧二十人，与天保寺法宠等，详其去取。云根寺慧令等，兼以笔功。采释论以注经本。略其多解，取其要释。此外或据关河旧义，或依先达故语，时复间出，以相显发。若章门未开，义势深重，则参怀同事，广其所见。使质而不简，文而不繁，庶令学者，有过半之思。

《大品经注》作于天监十一年。(《广弘明集》陆云《御讲玻若经序》)正梁武遣僧十人从朗受学之时。而参赞之灵根寺慧令、江总持《碑》谓为十人之一。故所谓“关河旧说”，或即得之于僧朗。盖吉藏屡言其宗之学承关河旧说，而智林书中则谓江南殊少传者。(按陈慧达《肇论序》云，“达留连讲肆二十余年，未睹斯论”，可知陈世关河旧说，亦少传人)梁武帝作《疏》时，智林周颙均已死，亦未闻别有精研关河旧说之人，则谓其所采，得之于僧朗，似乎近理。但梁武早重《涅槃》，于《成实论》未闻研求。(仅《续传·法泰传》言其“崇大论，玩《成实》”，似不可信)惟大同年中曾敕智藏讲《成实》(见《续传·智藏传》，当在大同年中。《大乘玄论》卷二，谓武帝敕开善作《义疏》，当即在此次讲席，令作疏。又简文帝在武帝时，为僧作《成实论疏序》)，则亦似无舍《成实》之事。至若开善与摄山僧朗为同辈，《续僧传》叙其学历甚详，未言其曾闻朗之义。则吉藏言武帝舍《成论》，开善闻朗义，均故为夸大之辞。

至谓僧朗得三论之学于关中，则有可疑。而后人误以河西道朗、辽东僧朗为一人。(日本僧人所述三论宗传授史有此误解)或且谓此学得之于敦煌之昙庆法师。(日人安澄《中论疏记》)因谓关河者，乃关中与河西(亦安澄说)，则为谬见。盖关河一语，本指关中。(如《宋书·武帝纪》:“奉辞西旆，有事关河。”《范泰传》:“关河根本既摇。”《南齐书·王融求自试启》:“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均可证)关河旧说，即罗什及其弟子肇影诸公之学。僧朗于齐梁之际，复兴三论。其远凭古说，理无可疑。但系得之师传，抑仅就旧籍抉择发明，则不可考。智林致周颙书中，谓关中旧有此义，后妙音中绝。则朗即有师授，不必即在关中。然吉藏屡次申言僧朗之学得自关中，并言梁武帝舍弃《成论》，而开善亦闻此义，则疑别有用意。此不可不先明乎摄山三论之发达，及其与《成实》学者之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