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三论与玄风》及其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的独特地位

般若三论与玄风

南朝重清谈雅论，剖析玄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其在梁代，积习滋盛。《广弘明集》载广信王萧暎上晋安王(简文帝)书有曰:

不审比日何以怡神。披阅儒史，无乃损胒。下官每访西邮，备餐令德。仰承观嘱于章华之上，或听讼于甘棠之下。未尝不文翰纷纶，终朝不息。清论玄谈，夜分乃寐。春华之客，登座右而升堂。秋实之宾，应虚左而入室。文宗义府，于焉总萃。唯此最乐，实验兹辰。

当时朝野以清谈为乐事，于此可见。而其所谈资料，虽已兼取儒经。然其学风，不出玄理。《颜氏家训》论江左玄风，略曰:

洎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元帝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

至于陈世，玄风亦甚。(上俱见第十三章)迨隋灭江南，兹风始革焉。

三玄兴于晋代，而《般若》之学盛行。清谈盛于梁陈，而三论再起。三论再起，初得力于周颙。而周彦伦者，则纯然玄学家也。善文辞，工书法，乃周伯仁之裔，此已具有玄谈名士之资格也。筑室钟山，作隐舍，此仿清流之嘉遁也。其对王俭、萧惠开、文惠太子所问，辞极简劲，善于应变，乃效谈客之名答也。(均见《南齐书》本传，详上第十三章中)而其清论入妙，兼擅玄理佛学，则尤为特色。《南齐书》云:“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言成句。每宾友会同，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则俨然无愧当日支许。故其学问风格亦近乎东晋。《弘明集》载其《致张融书》有曰:

言道家者，岂不以二篇为主？言佛教者，亦应以《般若》为宗。

周氏既以《般若》为佛家之宗，故于佛家其他异义不无歧视。因之抒其所见，作《三宗论》。《三宗论》者，论二谛。二谛者，三论之骨干。而《成实论》亦有二谛之说。周氏之论旨，则在尊《般若》，而黜《成实论》师之学也。

《成实》之在齐代，已势力极盛。然竟陵文宣王，志好大乘，曾作《净名经疏》。其子巴陵王，并注《百论》。王见《成实论》太繁，乃于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十月，招集僧人柔、次二公，于普弘寺讲《成论》，即座又请僧祐、智称讲《十诵律》，而令柔、次钞略《成论》为九卷。《祐录》十一载《略成实论记》云:(www.xing528.com)

公(文宣王)每以大乘经渊深满，道之津涯，正法之枢纽。而近世陵废，莫或敦修。弃本逐末，丧功繁论。故即于律座，令柔、次等诸论师，钞比《成实》。简繁存要，略为九卷。使辞约理举，易以研寻。

此所谓大乘陵废，必指性空典籍。(其余经论，颇见研寻故也)繁论指数论名相事数之纷繁，而《成实》亦为数论之一。(周颙序明言《成实》为数论，《祐录》十一《诃黎跋摩传》后有注，亦以《成论》为数论)文宣王痛于世人弃《般若》之本，而逐数论之末，故令删略《成实》，以省学者之精力。此则其意已轻《成实》重《般若》也。

钞《成实论》既竣，文宣教令周颙作序(亦见《祐录》十一。此序乃周代文宣作。故文中未提及文宣令钞经事)，周序于轻《成实》重《般若》，言之更显。始则言此论虽则“近派小流”(谓小乘之流)，而“言精理赡，思味易耽。”(此言其便于学者)是以“今之学众皆云志存大典(大乘之典)，而发迹之日，无不寄济此涂”。(《成实》)次则曰:

顷《泥洹》、《法华》，虽或时讲。《维摩》、《胜》，颇参余席。至于《大品》精华，师匠盖疏，《十住》渊弘，世学将殄。皆由寝处于论家(谓数论《成实》之家)，求均于弱丧。是使大典(大乘之典如《般若》等)榛芜，义种行辍。兴言怅悼，侧寐难安。

末则谓《成实》乃因其初学有功，亦不可废。故删赊采要，俾省学士之烦虑。

得使功归至典，其道弥传。《波若》诸经，无坠于地矣。

周氏结论特提《般若》(《波若》)，则其旨可知矣。

梁武帝雅好玄学，亲讲《老子》。对于《成实》虽未闻其非议(参看《续传·法泰传》)，然其学初重《涅槃》，后尊《般若》。自注《大品》，躬常讲说。观其所言(《祐录·大品序》，《广弘明集·讲大品发题义》)，于世人之轻疑《般若》，最所痛恨。《续高僧传·义解篇》曰:“武帝注《涅槃》，情用未惬。重申《大品》，发明奥义。”(帝注《大品》后，其《涅槃》之学当有变，今不详)《大品》或其最后服膺之学。(昭明太子亦谈二谛义，见《广弘明集》)按帝原在竟陵王门下，其重大典，当已孕育于彼时也。及至陈世，玄风犹盛，三论更为流行。陈武帝偏好《大品》，尤敦三论。(语见《续传·法泰传》)文、宣二帝，亦推重三论学僧。(下详)《成实》之学，遂不能与之抗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