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重要的目录及翻译著述

(戊)目录

翻译著述既繁，目录之作遂极重要。一传钞忽略，遗失译者姓名(此谓失译)，宜考定其时代。二译著渊源，译者小传，时代地点，均关重要。三年代久远，易生伪经，宜表出之。四一书而同时或先后有二种(或二种以上)译本者(此谓异译)，当订其异同。五译者往往于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此谓别生)，应考其出于何书。六已佚之书，宜存其目，以备后人参考。故佛典目录之作，在我国遂为专门学问。《开元录》卷十，叙列古今诸家目录，隋以前有二十七部。(沙门灵裕《目录》属于隋代)外加陈智敫之《翻译历》(为真谛译经目录)，共二十八部。此中惟梁僧祐之《出三藏记集》现存。余均佚失。

《开元录》所载，盖本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五之末)《房录》载宋时之《别录》等六家，为当时彼所得见。(内有隋世目录二种)而另列《古录》、《汉时目录》、《旧录》、《朱士行汉录》等二十四家。谓仅“传记有目，并未尝见”。(内有隋代一种，前后共三十家。除隋世三部，共二十七部)此中所谓《古录》者，谓为秦始皇世室利防译经录。《汉时目录》，谓明帝时译经录。《旧录》乃刘向搜书所见经录。此当均系谰言，未足为典据。而所谓《朱士行汉录》，《房录》颇引用之。(长房未见此录，当系据他书转载)但确亦伪书。按《房录》卷四，伽叶摩腾(引二次)，安世高(引十三次)，支谶(引四次)，佛朔(引一次)，支曜(引一次)，康巨(引一次)，康孟详(引一次)，诸录，均引及《朱士行汉录》。其可异者有三点。(一)安世高等所译经，《祐录》(及其所引《道安录》)多不知其年月。而《房录》则常载其年岁。如称《五十校计经》元嘉元年出，《人本欲生经》元嘉二年出，《内藏经》元嘉三年十月出，等等。此皆据所谓《朱士行录》。按此诸经，《安录》、《祐录》既均不知其年月。而安公《人本欲生经序》，谓“似世高所出”，是并不能断定其译人。乃所谓《朱士行录》者，载其年月，不无可异。(二)《内藏经》安公断为支谶译。《朱士行录》乃谓为安世高译。(三)支谶与竺朔佛(长房误为佛朔)共译《通行经》一部。《祐录》误作为各译一部。(说见上第四章)而《朱士行汉录》乃谓竺译《道行》于嘉平元年。与《祐录》、《经序》所记年月亦不同(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是沿僧祐之误，谓先后二次译出，故妄加“嘉平元年出”云云。夫《朱士行汉录》，为现存隋前诸书所不载。《高僧传》未言及其作录。其为伪书，可以断言。按《房录》，谓其于迦叶摩腾事备载其委曲。而唐法琳上疏，言及秦始皇时室利房事，谓出于《朱士行录》。则此录者，乃佛徒伪造，以证佛法于秦汉时已来华。于是乃根据旧日传说，加以年月等为之渲染，亦若实有可据。其用意与《汉法本内传》等相同。疑为北朝末年佛徒所伪作也。

始作目录确然可信者，为晋之支愍度。继之者为释道安。安公留心译学，复以广博之见闻，犀利之批判，备访译籍，证定人世，诚大业也。(详见上第八章)其书成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称为《综理众经目录》，略称为《安录》。原本久佚。惟从援引其文之《出三藏记集》，犹得想见其面影大概。内容草创，未能完备。有时列举经籍，题目减缺，又无卷数，或至重复。(《出三藏记集》卷三)然所定体例数端，固后世据为定则，历久不能改也。

第一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而诠品新旧。此即以译人为经，胪举所译，而先后第次之。后来目录多以此为主要部分，所谓各代录也。

第二考定别生经，归入大部，以免杂乱。别生即从大部提出单行者，故须以大部系之。

第三编列古异经等缺本，或残篇者。

第四集出失译经，疑经，注经，及杂经志录。以此土著述编入佛典，始此。

自此以后，目录续出，考定严密，去伪存真，目录之作遂有编定佛典之功用。及至翻译为官家事业，帝王以护教为己任，遂有钦定目录。由帝王饬译人学者编定，进上审定。宣存内外，依此流行。佛典之编定，自此渐见诸实际。唯一方伪经滥出，皆受限制，而一方为帝王之所不尊尚者，亦往往至埃灭不彰。此则利弊参半也。钦定目录始于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梁武帝之命僧绍撰《华林殿众经目录》。后二年又敕宝唱改定之。元魏孝武亦曾敕李廓撰《众经目录》。惟三书均久佚失。

本期所出目录甚多，方法颇不一致。惟梁僧祐于天监年间作《出三藏记集》较为完善。(《法经目录》第七卷)现存各经录，亦惟此种为最古。其编制分四部。第一撰缘记，略记出经之历史。第二诠名录，记译籍名目、人世及异译、失译、疑伪等。考订颇多取材《安录》而增补之。第三录经序，以见译籍之时代及其缘起。第四述列传，以见译者之风格。此后二部分，贻后人以无数研究资料，极为可贵。但自目录之体裁言，未免喧宾夺主。祐编录又于大小乘之三藏糅杂无别。(《法经目录》第七卷)厘订重译，亦多疏忽。(《开元录》卷十)皆缺点也。(上段引吕贗《佛典泛论》。参看《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梁任公《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上之位置》)

我国经籍总目之载佛书者，当始于魏之《中经簿》。晋荀勖《中经簿》亦载佛经。(参看《晋书評注》三十九《荀勖传》注)继之者有刘宋王俭。王俭承刘向之后，撰《七志》，而编入道佛二家，然俱不在《七志》之内。其后梁朝阮孝绪撰《七录》，共载入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分内外二编。内编五录，为经典，为记传，为子兵，为文集，为术技。外编二录，为佛法，为仙道。其佛法一录之编定，如下列:

戒律部七十一种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禅定部一百四种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种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种四十六帙六十卷(www.xing528.com)

论记部一百一十二种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种二千五百九十五帙五千四百卷

佛典之编定乃依目录之制作。本期所以出目录甚夥者，当亦因聚书之习，颇亦甚盛也。兹列现知之经藏于下:

刘宋佛窟寺经藏(《续高僧传·法融传》，谓宋初刘司空［疑系刘穆之或刘秀之］在丹阳南牛头山造佛窟寺，其家巨富，访写藏经书，用以永镇山寺，一佛经，二道书，三佛经史，四俗经史，五医方图符。直至贞观十九年全毁于火，云云。又《江南通志》谓梁天监中司空徐度造石窟寺。查徐度乃陈时人。梁时有徐勉虽信佛，然非司空)

萧齐大云邑经藏(见《祐录》十二《法苑集目录》应在齐世)

梁华林园经藏(阮氏《七录序》言及订《华林总目》事。证以《隋志》，则《阮录》所载五千四百卷，系据华林园藏书数目。华林园内容，见陆云《御讲般若经序》。序载《广弘明集》)

梁定林寺经藏(寺在南京钟山，经藏为临川王造，见《祐录》。又有言乃刘勰所立，见《梁书》本传)

梁建初寺波若台经藏(见《祐录》十二)

梁长沙寺经藏(见《金楼子·聚书篇》。寺在荆州)

北齐经藏(《广弘明集》载魏收《三部一切经愿文》，此三部不悉藏于何处)

北周经藏(《广弘明集》载王褒《周经藏愿文》，不悉藏于何处)

北周五张寺经藏(《文苑英华》载周庾信《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藏书三百余部)

其余湮没未知名者，当亦不少。当时写书藏书之风甚盛。《南史》称刘慧裴工篆隶，在庐山手写佛经二千馀卷。(《南史》七十六)梁元帝钞聚经籍，自称“得招提琰法师众义疏及众经序，又得头陀寺昙智法师阴阳卜祝冢宅等书”。钞僧正法持所有书。又常就“会稽宏普、慧皎道人搜聚之”。则当时沙门不乏藏书之人。此慧皎者，即《高僧传》之作者。《僧传序》曰:“辄搜检杂录数十馀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谘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异同。”《僧传》网罗之所以极多，盖亦因其收书宏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