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佛教史：北朝对僧伽限制及其原因

北朝对于僧伽之限制

南朝佛法以执麈尾能清言者为高。其流弊所极，在乎争名，而缺乏信仰。北朝佛法，以造塔像崇福田者为多。其流弊所极，在乎好利，而堕于私欲。盖北朝上下，崇法未尝不热烈，其信仰亦不可谓不真诚也。但通常事佛，上焉者不过图死后之安乐，下焉者则求富贵利益，名修出世之法，而未免于世间福利之想。故甚者贪婪自恣，浮图竟为贸易之场(如僧癨粟之诛求)；荡检逾闲，净土翻成诲淫之地(参看《伽蓝记》叙瑶光寺事)。究其原因，皆由其奉佛之动机在求利益。信教虽或虔至，但终含商业性质。印度古婆罗门教特重祠祀，但终为“给我我则给汝”(我谓天神，汝指崇拜者)之宗教。于是其僧人道德渐坏，至专在金钱中讨生活。此所以释迦世尊出世痛斥为“邪命自活”者也。北朝佛教之性质，准此可知。其建筑之伟，造像之多，一方固可表现宗教之热情，但一方亦可窥见其目的专在功德利益之希冀。夫北朝禅法盛行禅定，本所以修心，而终未见当日佛子均能净行精进。嵩山为北朝禅法之重心，而距此咫尺之洛都，其僧人之秽德已彰闻于时人之记载。(如《释老志》载洛中寺院情形)则其流风之坏，可以惊也。

宗教既以利诱人，于是出家者若鹜。剃落名为功德，于是私度者乃如鲫。北魏对于度僧常有限制，而究不能禁绝。胡太后于熙平二年下令详定规律。有曰:

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

又曰:

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邻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

诏令虽严，然《释老志》云当时法禁宽褫，实不能改肃也。

僧癨粟本意用饥年拯济灾民，但其后渐得为僧人享受。如孝文帝下诏，令诸州僧人安居讲说，曾许以僧癨粟供给。(已见前)其后僧癨粟当渐为僧人所私有。宣武帝永平二年沙门统惠深上言有曰:

僧尼浩旷，清浊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别。辄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诸州镇郡维那、上坐、寺主，各令律戒自修，咸依内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应犯法，积八不净物。(依律，八不净者，一田园，二种植，三谷帛，四畜人仆，五养禽兽，六钱宝，七褥釜，八象金饰床及诸重物)然经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车牛净人，不净之物，不得为己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听一乘。又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缘州外。

至永平四年，宣武帝下诏痛论僧粟之冒滥。有曰:

僧癨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由此可见僧人可取粟自用)民有窘敝，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

诏定此后可令刺史共加监括，脱有冒滥，依律治罪。又同时尚书令高肇上疏曰:

谨案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承明元年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癨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内律，僧癨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馀人。岂是仰赞圣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归依之心。遂令此等行号巷哭，叫诉无所。至乃白羽贯耳，列讼宫阙。悠悠之人，尚为哀痛。况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请听苟子等还乡课输。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捍。其暹等违旨背律，谬奏之愆，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

帝可其奏。但于暹等则特原之。(上均见《释老志》)

僧徒游手而得衣食，又可托名三宝，经营私利。出家者动机因之不纯洁。而且一为僧徒，即可避租税力役，故天下逾乱，则出家者益众。此又非仅世乱则迷信以求福田也。故正光(公元520年至524年)以后，国家多事，官役至繁，遂令编民相率入道。出家之猥滥，史官叹为前所未有。(《释老志》)延及周齐对峙，北方连年构兵，而佛徒又大增。齐都邺城，寺至数千。周武毁法，僧人还俗者三百万。世乱而出家愈多，其故可知。且出家不但为避役之方。而僧人用内律，非全依国法。(下详)寺院幽深，又可以藏奸宄。(如太武帝在长安寺搜得兵器)僧徒猥滥，更可以朋比匪人。故寺院纪纲之败坏者，甚至可以为逋逃之薮。作奸谋乱者且得挟宗教之威力，并以邪说左道盅惑愚民。因而变祸叠起。此虽由于政治之腐败，经济之崩坏，但亦由于宗教本身原不健全也。兹依《魏书》所载，列沙门谋叛者于下:

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十二月，沙门慧隐谋反，伏诛。(见本纪，下同)(www.xing528.com)

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二月，沙门沙秀谋反，伏诛。三月诏曰:法秀妖诈，常妄说符瑞。(九年正月禁图谶，谓为妖妄所凭，留者以大辟论)乱平，或欲诛道人，以冯太后之言而止。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五月，沙门司马惠御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擒获伏诛。

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二月，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州郡捕斩之。(同年十二月王敞谋反伏诛，事连嵩山中沙门，见《魏书》九十。又次年五月诏禁天文之学)

宣武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十一月，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州郡捕斩之。

孝明帝即位之年(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六月，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法庆既为妖幻，遂说渤海人李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菩萨、平魔军司、汉定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唯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渤海郡，杀害吏人。(《魏书》十九)诏元遥攻讨之。

宣武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正月，“大乘”馀贼相聚结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讨平之。(五月，重申禁天文之法)

计在四十余年中，沙门谋乱者八次。(熙平以后未见沙门叛乱者，疑因天下变乱，奸宄之人另有所归)大概系托名佛教，实行邪术。(北魏禁图谶天文，疑并因此)此虽非佛法流毒，然僧人之冒滥，可谓至极矣。

北朝帝后，虽多奉法，然因僧伽之腐败，不能不加以限制。孝文帝励精图治，故于整饬僧纪极为注意。其即位之明年(公元472年)四月，下诏沙门不得浮游民间。(本纪及《释老志》)文略曰:

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稽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

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冬，有司承旨，奏因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而道行粗者，无论有籍无籍，齐还归齐民。计罢遣者诸州僧尼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先是魏朝已立有僧禁，至太和十七年帝因其欠详，乃与沙门统僧显等依正典，共立僧制四十七条。(《初学记》二十三载有诏书，参看《释老志》)其后宣武胡太后对于出家立寺亦有限制。但终魏朝颇未见奉行也。

魏初京内立道人统。文成帝时改为沙门统，亦有都维那。诸州似亦有僧统、维那。《释老志》曰:魏先立监福曹，孝文帝时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官属者为沙门统(故《僧传》常称为昭玄统)、都维那(有照玄都维那，《惠猛法师碑》可证。照与昭通)等。于是僧尼有专官。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秋，诏曰:

缁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馀犯悉付昭玄，以内律治之。

其明年，沙门统惠深上言，令僧尼戒律自修，咸依内禁。又言外国僧无道行，若不还本国，依此僧制治罪。其后高肇请以都维那僧暹付昭玄依僧律推处。任城王澄奏言擅造寺者，须依僧制，按法科治。据此则僧人犯罪，自专用僧人戒律(上所僧制者，或即孝文帝之僧制，但孝文亦系依内典立制)，不受国治之惩治。其最大之刑罚，无非为摈诸僧伽之外。(即令还俗)在性情良者，僧戒固已足用。而桀傲者，其法未必能惩劝。按沙门统惠深上疏，曾言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还配本属。据此，俗人当因僧法较国法为轻，故愿受僧律处罚，而逃避国家法律也。

北朝竞崇功德，出家可避租课官役，好人又藏身于僧法之下。于是出家者日众，而立寺者亦多。灵太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魏书》五十三)三五少僧，即得共立一寺。(任城王澄奏疏)孝文帝迁都洛阳，定制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迨景明之初(公元500年)，微有犯禁。宣武帝虽亦发明旨令城内不得造立浮图僧尼寺舍，其实城内仍有营造。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沙门统惠深上言，已营之寺，不忍毁弃，求自今以后，乃不听立。于是诏书乃不奉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公元508年)，深等复立条制，启云:自今以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违者摈出外州。但其后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无所闻。至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任城王澄乃令检括计都郭之内寺舍，数乘五百。上疏极言其弊，谓“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寺僧混杂为变乱(如法秀、法庆)之源，不可不慎。僧人屡违明诏:“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盖僧人外托崇福，内实图利。故立寺频繁，不可遏止。任城王虽详定规制，朝廷并可其奏，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宅为寺，洛都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