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与南朝佛教：江山兴衰并存

梁武帝

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武帝原在竟陵王门下(《金楼子》卷二)，自早与僧人有接触。其佛教之信仰与其在鸡笼山西邸，有重大之关系。盖武帝一系恐原系道教世家。其《舍道归佛文》(《广弘明集》)有曰:

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

《隋书·经籍志·道经部》有云:

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独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

武帝弱年之所以奉道，当由家世之熏染。而中年之改奉佛，当由其在竟陵门下与名僧及信佛之文人交游，而渐有改变也。

武帝一热烈之佛教信徒也。即皇帝位三年乃舍道归佛。其愿文有曰:

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其成佛。宁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

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为以佛化治国。征扶南僧人僧伽婆罗于寿光殿等处译经。初翻经日，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天监五年)礼接甚厚，引为家僧。又有扶南僧陀罗，亦被敕共翻经。(《续传·僧伽婆罗传》)又曾遣僧诣外国寻禅经。(《祐录》十二)而天竺沙门真谛，亦闻萧主之名，远来扬都。(详《续传》)帝造金银铜像甚多。如造丈八铜像置光宅寺。(天监八年，详《僧传·法悦传》)敕——督造剡溪大石像。(天监十二年至十五年，《僧传·僧护传》)建爱敬、智度、新林、法王、仙窟、光宅、解脱、开善诸寺(详《南朝佛寺记》)，而尤以同泰寺为最伟大。(详见《建康实录》，及《广弘明集》梁简文帝《上大法颂》所记。据《建康实录》，寺创于普通八年。但在《续传·法云传》，似六年前已立寺)常设大会，数次舍身。(《南史》载帝设大会十六次，舍身四次)立十无尽藏。(《祐录》十二。又《广弘明集》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云:“上造十三种无尽藏，有放生布施二科。”)于禅定至为重视，搜寻学者，集于扬都。(详《续传·习禅篇论》)于僧人戒律，甚大为注意，尝亲受菩萨戒。(天监十八年，见《续传·慧约传》、《南史》六)法名冠达。(见《续传·智3传》)敕抄撰戒律(《明彻传》)。因重僧律，命法超为都邑僧正。以律繁广，撰《出要律仪》十四卷，通下梁境，并依详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于名解，敕法超讲律，帝亲受戒规。(《法超传》)又因僧尼未调习，帝欲自为白衣僧正，经智藏之斥阻而止。(普通三年，见《智藏传》)自汉以来，僧徒因许食三净肉，未普断杀。帝乃依《涅槃》、《四相品》等经文，制断酒肉。(文见《广弘明集》)言不得著革屣(《广弘明集·唱断肉经竟制》中语)，并与周舍论断肉。(见同书)言“白衣食肉不免地狱”，故在位宗庙荐馐用蔬果。(详《南史》六，天监十六年)慎刑狱，常行大赦。天监中便血味备断，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详《三宝记》十一)作《净业赋》，其旨与萧子良之《净住子》相同，自谓并远房室，不服医药，四十余年。(详《广弘明集·净业赋序》)其《断酒肉文》有曰:“但经教亦云，佛法寄嘱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盖其弘法，似阿输迦，而且或以之自比也。

武帝治国，并敦儒术。其下诏置五经博士有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成行立。魏晋浮荡，儒教衰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其提倡佛法，亦往往参合儒教。其议论佛理，亦常引及儒书。(如《敕答臣下神灭论》)承江南习俗，特重亲丧。《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云:

常以庭荫早倾，常怀哀感。每叹曰:“虽有四海之尊，无以得申罔极。”故留心释典。

武帝尝作《孝思赋》。其序有曰:

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乃于钟山下建大爱敬寺(延袤七里，供应千僧)，于青溪侧造大智度寺(有塔七层，尼五百)，以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参看《金楼子》所记)

而其《净业赋序》有曰:(www.xing528.com)

乃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馐，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

故武帝信佛之动机，实杂以儒家之礼教也。

武帝虽为宗教实行家，但究本文人，染当世学术之风气，于佛教持重义学。在位搜求佛典，整理经籍。其学问宗旨，在《般若》、《涅槃》。(当于后详之)曾作《义记》数百卷，躬自讲说。实染清谈之风。又自讲《老》、《庄》、《周易》，故其佛学之性质仍不脱玄学。《颜氏家训·勉学篇》论玄风曰:

洎乎梁氏，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

按梁时佛教常微有华而不实之嫌。朝臣信佛，自常附和人主。(如臣下多人答《神灭论》，旨在揄扬，并无新义)而僧人亦有名士风味，乏笃实之精神。唐道宣论梁代佛教，颇多微词。如曰“每日敷化，但竖玄章。不睹论文，终于皓首。如斯处位，未曰绍隆”。又谓梁世僧人但“慧解是长，仪范多杂”。(《续传·义解篇论》)又云“于时佛化虽隆，多游慧辩，词锋所指，波涌相凌。至于征引，盖无所筹。可谓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实。”(此言其时禅定之不修，见《续传·习禅篇论》)其时佛徒习尚之浮华，盖可知矣。

当时风俗柔靡浮虚，不求实际。不但三玄复盛，佛子亦乏刚健朴质之精神。国势外象安定，内实微弱，梁武帝因此而亡国杀身。史言帝困于侯景，斋戒不废。卒时卧净居殿，口苦索蜜不得，遂殂。夫净居为戒行之名，蜜食为佛徒医物之一。(参看《僧传》记慧远死时事)武帝诚可谓身殉其教也。但世人每以侯景之乱，专归咎于佛法。实则国力之衰，首由于风尚之文弱浮华。而当时政事学术以及佛教无不有浮弱之表现。专罪佛法，实因果倒置，非能观事变之全体也。《颜氏家训·涉务篇》，叙其时士大夫之风气曰: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宽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车，下车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刻之。及侯景之乱，肤脱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庾子山《哀江南赋》叙梁时之情况曰:

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飞灰，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

颜之推、庾子山均有心人，述其耳闻目击，自不谬也。

然南朝佛教势力之推广，至梁武帝可谓至极。盖以外象言之，其时京师寺刹多至七百。而同泰寺之壮丽，爱敬寺之庄严，剡溪石像之伟大(像乃——所规划，僧护所发愿，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驾三层堂，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其业。详见《护传》。武帝时上下竞营功德，当极病民，荀济上书谏之)，前此未有。以僧众言之，则名僧众多，缙豪归附。讲筵如市，听者如林。宫内华林园为讲经之所，宫外同泰寺为帝王舍身之区。中大通元年，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会者五万馀人。京外西极岷蜀，东至会稽，南至广州，同弘佛法。至若佛经浩瀚，已至整理之时。故武帝三次敕编目录。卷帙既多，为初学便利计，常有纂集。僧尼传记，亦颇多撰述。(均详下第十五章)至若思想，则尤以义计繁兴，学人成群。三论《成实》，对立代起。《涅槃》、《华严》，影响深入。僧人之威力更出帝王之上。武帝为之给使洗濯烦秽。稍有不洽，则可上正殿踞法座抗议。(《续僧传·智藏传》)是以本期佛教势力之扩张，至此已造极峰也。梁昭明太子(武帝长子，名统)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中别立三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太子自立二谛及法身义，并有新意。简文帝(武帝第三子，名纲)崇信亦甚，其所著作，旨多弘法。元帝(武帝第七子，名绎)更深崇信，《法华》、《成实》，常自敷扬。盛开学府，广召义僧，还遵旧辙。惟武帝诸子亦均文士，其信仰之性质略同乃父。而国家不宁，亦无何新发展也。

武帝时佛法既盛，自生种种流弊，而引起反动。当时郭祖深、荀济之上疏直谏，亦佛教极盛之反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