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朝廷与佛教关系

朝廷与佛教

宋文帝颇崇文治，观其听颜延年、慧观议论，而回想支、许遗风，又于竺道生逝后，延请法瑶、道猷等辩顿渐义，则其于玄谈佛理，亦所欣尚。但南朝诸帝除宋文及梁武父子以外，均不善教理。对于弘法，不过一方以功德求福田，一方于僧徒冒滥则加以裁制。兹撮南朝对于释教之大事，分十项略陈之。至若齐时执政之萧子良，及梁武父子，则因其特别重要，当于后另详之。

一曰八关斋。此谓斋日奉行八戒。南朝所行大概系根据支谦所译之《斋经》。如晋郄超《奉法要》所述，约与支译同。盖即五戒加三:一为不著华香脂粉，不为歌舞倡乐；一为不卧好床，捐除睡卧，思念经道；三为过中不食。(有时以华粉与歌舞分为二。而以过中不食为主，以八事辅之)斋时最重要之事，首为蔬食。《宋书》八十九云:

孝建元年，世祖率群臣并于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愍孙(即袁粲)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王谦之纠奏，并免官。

次为过中不食。如《毗婆沙论》云:“夫斋者以过中不食为体。”《僧传·竺道生传》云:

后太祖设会，帝亲同众御于地筵下食良久，众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丽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钵便食。于是一众从之。莫不叹其枢机得衷。

南朝所以奉行八关斋者，例为兴善。故郄超《奉法要》曰:

斋者普为先亡(设斋意亦在追荐亡人。据《南史》本纪孝武帝孝建元年于中兴寺八关斋，系在文帝讳日)，现在知识亲属，并及一切众生，皆当因此至诚，各相感发，心既感发，则终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务加勉励。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己故也。

《广弘明集》载沈约《述僧中食论》云: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于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于外物扰之。扰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则势利荣名，二则妖妍靡曼，三则甘旨肥浓。(中略)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则？食之于人，不可顿息。其于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并置中前。自中之后，清虚无事。因此无事，念虑得简。在始未专，在久自习。于是束以八支，纡以禁戒。靡曼之欲，无由得前。荣名众累，稍随事遣。故云，往古诸佛过中不餐。此盖是遣累之筌蹄，适道之捷径。而或咸谓止于不食，此乃迷于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南北朝以五戒相当于仁义礼智信(见《颜氏家训》)，奉行五戒，则可化民成俗。故《弘明集》载何尚之答宋文帝语有曰:

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守内，则仁人百万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百刑息于国，则陛下言坐致太平是也。

当时朝廷所以常行八关斋者，要皆欲止恶修善，以致太平也。

二曰建寺塔。晋简文帝即位造波提寺。(《建康实录》)其后宋齐梁陈四代常有帝王造寺。宋文帝(造天竺寺、报恩寺)、孝武帝(造药王寺、新安寺)、明帝(湘东寺、兴皇寺)、齐高帝(建元寺)、武帝(齐安寺、禅灵寺、集善寺)、梁武帝、简文帝(下详)、陈后主(大皇寺)各有建造。梁武所建最多，亦最壮丽。此外则有宋明帝之湘宫寺。《南史·虞愿传》曰:

帝以故宅起湘宫寺(明帝为湘东王时所居宅第)，备极奢丽。以孝武庄严刹七层(大庄严寺，孝武时路太后造)，欲起十层浮图而不能，乃分为两刹，各立五层。新安太守巢尚之入见。帝问曰:“卿至湘宫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愿侍侧曰:“此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帝大怒。

又《南史·天竺国传》云:

孝武宠姬殷贵妃薨，为之立寺。贵妃子子鸾封新安王。故以“新安”为寺号。前废帝杀子鸾，乃毁废新安寺及天宝、中兴诸寺，驱斥僧徒。明帝践祚，敕令修复。

而《张融传》云:

宋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钱帛。融独□百钱。帝不悦。

据此则立寺所以造功德，或为亡人造福。且有臣僚□钱之举也。(参看《南朝佛寺志》)

三曰造像。南朝帝王所造寺数当甚多。但当时记载亡佚，后世追述又多附会，自甚难考。至帝王造像，更不易详。兹仅就——《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出三藏记》十二)摘录其有关者于下:

《宋孝武皇帝无量寿金像记》

《宋明皇帝造丈四金像记》(在永明七年，沈约制文，载《广弘明集》)

《宋明帝齐文皇文宣造行像八部鬼神记》(文皇即文惠太子)

《齐武皇帝造释迦瑞像记》

《皇帝造纯银像记》(皇帝，梁武帝也)

佛像亦有玉造者。(如《杂缘目录》有《宋明帝陈太妃造白玉像记》，文见于《广弘明集》，出沈约手，在永明四年)又《南齐书》云，永明七年越州献白珠，自然作思维佛像，帝为之起禅灵寺(《祥瑞志》)，并倾金宝施焉。(语出《萧子良传》)逮东昏侯淫侈，剥此寺宝珥、庄严寺玉九子铃及外国寺佛面光相，以作潘妃殿饰。(《南史》)可见南朝寺像之奢侈矣。(东昏所为，当亦因其信道教)按北朝造像，类用石质。南朝帝王凿石造像，似无所闻。即民间亦不多。即此亦可见风土之殊异也。佛教功德建立寺像而外，尚有铸钟，造磬，造经藏，药藏，为舍利作金藏等，兹均不详考也。

四曰法会。南朝帝王之信佛者，多于佛寺设斋，又尝于宫殿设四部无遮大会，或无碍法善会。会中帝或亲行讲经说法，大赦天下，并且为之改元。又常行忏悔，如梁武帝为简文帝多疾，作涅槃忏。(简文有谢启，载《广弘明集》)梁武又常行大般若忏、金刚般若忏。陈宣帝行胜天王般若忏。文帝作法华忏、金光明忏、大通方广忏、虚空藏菩萨忏、方等陀罗尼忏、药师斋忏、婆罗大斋忏。(俱有文，载《广弘明集》)忏法各有所礼之佛，而于其所依之经，顶戴受持。忏常在大会中行之。如陈文帝于无碍大会中，设婆罗大斋。(见《广弘明集》所载忏文)而所设斋会中，文笔类出诸名手。如齐竟陵王所造之《经呗新声》及王僧孺之《唱导文》是也。(《唱导文》者，乃在唱导说法时礼佛发愿忏悔之文。《续僧传》法韵、宝岩传，均言及僧孺导文)又或设会为皇帝授戒。(如《南史》天监十八年，武帝受戒)

五曰舍身。法会中礼佛施僧，以求福田。施僧而设有所谓千僧会，百僧斋。(《广弘明集》。沈约《南齐皇太子礼拜愿疏》，又《千僧会愿文》，均可参看)而南朝君臣所行之舍身，则最为有名。所谓舍身者，如《广弘明集》载沈约《舍身愿疏》曰:(www.xing528.com)

兼舍身资服用，百有十七种，微自损撤，以奉现前众僧。

又《南齐文惠太子解讲疏》云:

敬舍宝躯，爰及舆冕，自缨以降，凡九十九物。

又《南齐南郡王舍身疏》云:

敬舍肌肤之外，凡百十八种。

又《续高僧传·智藏传》曰:

天监末年春，舍身大忏，招集道俗。并自讲《金刚般若》以为拯悔。唯留衣钵，余者倾尽，一无遗馀。

是则舍身施佛，谓舍身资服用，其多少不同。但《广弘明集》载陈文帝《无碍会舍身忏文》云:

奉为七庙圣灵，奉为皇太后圣御，奉为天龙鬼神幽冥，空有三界，四生五道六趣，若色若想，若怨若亲，若非怨亲，遍虚空，满法界，穷过去，尽未来，无量名识，一切种类，平等大舍，弟子自身，及乘舆法服，五服銮路，六冕龙章，玉几玄裘，金轮绀马，珠交缨络，宝饰庄严，给用之所资待，生平之所玩好，并而檀那，咸施三宝。

据此则舍身者，于舍资财之外，并舍自身。(前引《文惠太子疏》亦言敬舍宝躯)所谓舍自身者，乃自愿入寺执役。故《北山录·异学篇》言及梁武帝。有注云:

三度舍身入寺，与众为奴。

而《南史·武帝本纪》云，中大通元年，帝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参看同书太清元年所载)所谓舍身，即帝王躬自为僧众执役。(《南齐书》谓竟陵王集众僧，于赋食行为，或躬行其事)但国不可以无君，故群臣必以钱奉赎。《南史》言梁武帝舍身后，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僧众默许。百辟谒寺东门，奉表请还，临宸御极，三请乃许。《广弘明集》载陈江总所作《群臣请陈武帝忏文》，言因皇帝舍身，群臣死请于众僧前。文有曰:

天下何依，群臣莫奉。宗庙社堂，有废彝则。弟子不胜狼狈之功，谨舍如干钱、如干物，仰□三宝大众，奉赎皇帝及诸王所舍，悉还本位。

按帝王舍身后，又由群臣奉赎，事颇可怪。但据《法显传》，谓竭叉国王作五年大会，供养都毕。王乃以种种财宝，沙门所须之物，共诸群臣，发愿布施。

布施僧已，还从僧赎。

可知舍身还赎，事源西方。此乃开大会时之通则，而非中国帝王之所创。中华法事威仪，应大都有所本。不出经传，必得之西来僧之口说。惜今日已不能一一溯其本源也。

六曰沙门致敬王者。沙门向例不跪王者，与中国礼俗不合。因而东晋以来，常有令致敬之事。成帝时，庾冰始创议，令沙门致敬，后桓玄又述其义，并不果行。宋孝武帝大明六年九月，使有司奏议令僧拜王者，有司答宜致敬。其文有曰:(《高僧传·僧远传》)

夫佛法以谦俭自牧，忠虔为道。不轻比丘，遭人必拜。目连桑门，遇长则礼。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骸万乘者哉。故咸康创议，元兴载述，而事屈偏党，道挫馀分。今鸿源遥洗，群流仰镜，九仙赆宝，百神从职。而畿辇之内，含弗臣之氓。阶席之间，延抗礼之客。惧非所以澄一风范，详示景则者也。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皆当尽礼敬之容。依其本俗，则朝徽有序，乘方兼远矣。

《广弘明集》谓当时此制既行，“刳蒟之虐，鞭颜皴面而斩之人，不胜其酷也”。则奉行诏令之严可知。然景和之中，此制又寝。(语见《僧传》，参看《宋书·天竺传》)

至齐武帝，又有令沙门于帝前称名，不得称贫道事。《高僧传·法献传》云:

时畅(玄畅)与献二僧，皆少习律检，不竞当世。与武帝共语，每称名而不坐。后中兴僧钟于乾弘殿见帝，帝问钟所宜。钟答:“贫道比苦气”。帝嫌之。乃问尚书王俭:“先辈沙门与帝王共语何所称？预正殿坐不？”俭答:“汉魏佛法未兴，不见记传。自伪国稍盛，皆称贫道，亦预坐。及晋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门尽敬，朝议纷纭，事皆休寝，宋之中朝亦颇令致礼，而寻竟不行。自尔迄今，多预坐而称贫道。”帝曰:“畅、献二僧，道业如此，尚自称名，况复馀者!挹拜则太甚，称名亦无嫌。”自尔沙门皆称名于帝王，自畅、献始也。

梁武帝时，朝臣议御座唯天子所升，沙门一不沾预，为释智藏所呵，乃止。(《续僧传·智藏传》)

七曰沙汰僧人。常人于信佛教多徒怀求福自利之心，因而乏革心净性之想。贪淫秽杂，恒利用社会之供养。在上者奖励殷勤，在下者遂骄奢自恣。故自晋桓玄以来，尝有下诏料简沙门之事。(玄教令及慧远答书，均见《弘明集》中)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言:“寺像奢竞，无关神癨，有累人事。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及兴造塔寺精舍，加以限制。”诏可。时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孝武帝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谋反。上因下诏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但事竟未果行。(详《宋书·天竺传》)前废帝亦有驱僧毁寺之事。(亦见《天竺传》)齐武帝时，丹阳尹沈文季(沈于癉明二年为丹阳尹)奉道排佛，乃建义符僧局，责僧属籍，欲沙简僧尼。天宝寺释道盛时为僧主，力行抗拒，曾上书武帝论之(载《弘明集》中)，事得宁息。(详《僧传·道盛传》)而帝曾使僧正法献、玄畅东往三吴沙简僧尼。(《僧传·法献传》)帝宴驾，遗诏有曰:“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寺塔。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已有别诏。”(《南齐书》本纪)陈后主即位未久，下诏书言及:凡僧尼道士，挟邪左道，不依经律，并皆禁绝。(《陈书》本纪)

八曰僧官。朝廷因端肃僧纪，避免冒滥，乃有僧官之设。其详已不可考。惟知姚兴始立僧官。但晋朝则无所闻。(见《僧史略》“立僧正”条)《僧传·僧□传》，叙姚兴立□为僧正之事曰:

自童寿入关，远僧复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兴曰:“凡夫学僧，未偕苦忍，安得无过？过而将极，过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书曰:“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宣授远规，以济.绪。僧)法师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迁法师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人。迁等并有厚给，供事纯俭，允惬时望，五众肃清，六时无怠。至弘始七年，敕加亲信仗身白从各三十人。僧正之兴，)之始也。

《续僧传·僧迁传》则谓晋氏始置僧司，不知何所据。其在南朝，亦有僧官之设，惟设置年代未可详考。京师上有都邑大僧正，次为都邑大僧都。(《续传·慧4传》)僧正或亦称都邑僧主。(僧传·道温传)而《僧传》谓齐慧基，德被三吴，声驰海内，乃被敕为僧主，掌任十城。又谓齐永明中敕法献、玄畅同为僧主，分任南北两岸(指秦淮河两岸)。则内外僧职所管辖地方大小不同。僧官之立，意在端正纪纲(《续僧传·僧远传》)，沙简二众。(《僧传·法献传》)僧人讼事，悉依佛戒处断，不由国法科罪，并由僧官及寺主执掌。(参看《广弘明集》瑗律师《与梁朝士书》并《续传·瑗传》)僧司均用僧人。亦有所谓白衣僧正。(《续传·智藏传》载梁武欲自为白衣僧正，可参看)唐法琳《辨正论》谓梁时曾设功德局主及都功德主，其职不详。

九曰延僧至郡。南方朝廷人士出守外郡，尝延请名僧至郡。宋代此风甚盛。如孟=为会稽太守，请昙摩密多同游，为之建立寺塔。又尝约畺良耶舍至郡，未果。谯王义宣镇荆州，请求那跋多罗俱行，安置辛寺。颜竣出为东扬州刺史，携慧静俱行。王奂出镇湘州，携僧志道同游。(上见《高僧传》)陈晋安王伯恭于释慧觉深加礼异，出为湘州刺史，并请讲众，南行弘演。(《续传》)《宋书·张邵传》载江夏王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张敷将还江陵入辞，文帝令以后车载往。谓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诏，上甚不悦，据此则帝王亦曾奖励外方臣工延款僧人也。按招僧均意在讲说，故所请者均长于义理之沙门也。

十曰僧尼干政。朝廷人士，既信奉释教，僧人遂间得因受敬信而干与政事。宋文帝时，释慧琳参与朝政，权重一时，前已言之。此外则比丘尼与政治发生关系亦颇重要。此则因后妃信佛，故得以出入宫禁，其事情虽暗昧，但史传亦间有所记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