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帝王与佛法：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概述

宋初诸帝与佛法

溯自两晋，佛法隆盛以来，帝王间有崇奉释教者，如东晋明帝、哀帝、简文、孝武为其著者。恭帝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八里。(《晋书》本纪)宋高祖刘裕雄才大略，以布衣位至天子，虽闻其与僧人交游(《高僧传》谓其优礼慧严、僧导)，然以戎衣定天下，未尝奖挹佛法。史载晋安帝时冀州道人释法称告弟子曰:“嵩神言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南史》本纪、《建康实录》及《高僧传·慧义传》)此疑系刘裕篡位时劝进者所陈符瑞多条之一，然其假口于僧徒，亦可觇朝廷之颇重佛法也。

宋代佛法，元嘉时极有可观。其文人如谢、颜(康乐与延之)，辩明佛理，所论为神灭，为顿渐，盖均玄谈也。而文帝一朝，亦为清谈家复起之世。帝雅重文教，思弘儒术，立四学:雷次宗主儒学，何尚之主玄学，何承天主史学，谢元主文学。此不但列玄学为四科之一，而雷次宗乃慧远弟子，何尚之则赞扬佛法者也。当时宰辅，如王弘、彭城王义康、范泰、何尚之，均称信佛，皆一时名士也。而谢灵运、颜延之亦列朝班。元嘉以文治见称，而佛家义学，固亦此文治之重要点缀也。

佛法既上流人士所提倡，寺塔之建造因益增多。元嘉中，都中造寺见于记载者已有十五。(《建康实录》载竹林、清园、严林、永丰、南林、竹园上、定林及延寿八寺，《景定建康志》有能仁一寺，《至正金陵新志》有崇福、善居二寺，《高僧传》有宋熙、天竺二寺，《比丘尼传》有王国寺，《高僧传》有灵味寺，均元嘉年中立)其不可考见者，当尤众多。出家为僧者，当亦更多。而其不守清规者，应亦不少。故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摩之奏曰:

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驰，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自篳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癨，有累人事。违中越制，宜加裁检。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所在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

书上，诏可。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宋书·天竺传》)(www.xing528.com)

据《高僧传·释慧严传》所载，当京尹萧摩之上书时，文帝曾以之询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尚之答言有曰:

渡江以来，则王导、周□、庾亮、王、谢尚、郄超、王坦、王恭(《僧传·慧持传》引及)、王谧、郭文、谢敷、戴逵、许询及亡高祖兄弟(当指尚之曾祖充及准)、王元琳昆季、范汪(甯之父)、孙绰、张玄、殷□，或宰辅之冠盖，或人伦之羽仪，或置情天人之际，或抗迹烟霞之表。并禀志归依，厝心崇信。(文详见《广弘明集》)

据此，士大夫信教为两晋大法昌明主因之一。而佛理谈玄，二方同趣，则又文人学士崇奉之由。而观乎宋文帝当时谓何尚之曰:

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

即此可知玄风清谈既盛，佛教乃兴。士大夫既以谈理相尚，帝王亦不得立异。《高僧传》又载时颜延之与慧严辩论，往复终日。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许。”支遁、许询之谈玄，显犹为宋代所仰望也。当日道俗所谈议，偏于理论，其一为白黑论之争，一为形神因果问题，一为顿渐之争，兹略陈于下。惟渐顿之争，待第十六章中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