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经典与翻译的重要性

经典与翻译

西方传来之经典，或凭口授，或依原本。印度佛教初起，因写录之困难，经典多由口授。历时既久，此习不改。故为学程序，不曰读思修，而曰闻思修。《分别功德论》曰:“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道安亦曰:“外国僧法，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法显亦谓:“在天竺诸国皆师师相传，无本可写。”故法显求经，曾在中印度自行缮写。而西行求经者，亦不必均携梵夹俱来。如沮渠京声往西域，口诵梵本东归是也。至于西域来僧之所译，亦或先由口诵，再记录写为梵文，嗣乃传译。(《出三藏记》卷十道标《舍利弗毗昙序》，《高僧传》二《僧伽跋澄传》)或由一人口传，他人径行译为中文。(《高僧传》三《弗若多罗传》)而天竺僧人记忆之正确，亦甚著名。(《出三藏记》三《四分律记》)顾间有遗忘者，如昙摩难提译《毗婆沙》，因经本甚多，其人忘失，唯留四十事(《出三藏记》卷十之十五)；沙门某译《净律经》，口诵胡言，但忘失数品，后得原本补足(同书卷七)；僧伽提婆译《阿毗昙八犍度论》，忘《因缘》一品，后得他人传诵补足(同书卷十之十四)，均其例也。当时译业，除借口传外，亦常有梵本执之直译。即在译经之初期，口诵虽较多。然汉灵之世，天竺沙门竺朔佛赍《道行经》来洛阳，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康孟祥与竺大力译为汉文(见《高僧传》卷一)，则初期译业亦非皆无原本也。

西方传来之经典，其所依原本，或则由求法者携归，或传教者带来，其见于史籍者，约如下列。

支法领游历西域，得《方等》新经二百余部，赍至长安。由鸠摩罗什传译。(见前)其中有《四分律》，由佛陀耶舍与法领弟子慧辩译出。并送在于阗所得之《华严经》至江南，后由佛陀跋多罗译出。

僧纯于龟兹得《比丘尼戒本》，昙摩侍等译之。(《出三藏记》十一《比丘尼戒本序》)

法显于中印度及锡兰得经律多部。其中重要者《摩诃僧癨律》及《大乘泥洹经》，为佛陀跋多罗所译。《杂阿含经》为求那跋陀罗所出。《弥沙塞律》则佛驮什所译。

智猛自天竺携归《泥洹经》、《僧癨律》等。于凉州自译《泥洹经》，为二十卷。(参看《隋志·经籍志》。智猛译《泥洹》事不甚可信)

昙无竭在印度得《观音受记经》，归后译之。

道泰往葱西，获《毗婆沙》梵本及诸经论多种。其中《毗婆沙》由泰助浮陀跋摩译出，而自出《大丈夫论》等二部。(同时法盛恐亦在西域得经归，见《释教录》四下)

昙无谶自西域至凉州，携有《大涅槃经》前分《菩萨戒经》等，自行译出。后自返，至于阗续得《涅槃经》译之。

法献在于阗得梵本及佛牙。经后为达摩摩提译出。(《开元录》六)

曼陀罗自扶南到建业。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梁武帝敕与僧伽婆罗共译之。

惠生、宋云等往西域，采得经律一百七十部。此外无魏时代所来梵本亦必不少(续《高僧传》谓菩提流志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夹。又北齐时邺京殿内有梵本千有余夹)。宝暹等于北齐时采经西域，得梵本二百六十部，后隋朝译经，多取资于是。

真谛赍经论至中国，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夹。全译之可有二万余卷，而其所已出者则不过尽数夹耳。

西方传来之经典，或系梵文，或系胡语。此所谓梵文者，应专指印度之所谓雅语(Sanskrit)。然我国人亦常用以指他种印度语言。所谓胡言者，指印度以外西域各种语言。《高僧传》谓葱外各国有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其说确否，不可考。然臆测之，印度经典，除用雅语者外，巴利文经典自亦传入我国，如来自扶南师子国者是也。胡语种类，当亦甚多。近者欧西学者在新疆各处发见古文多种，具有唐朝以前之佛经残卷也。至于六朝译本原文，果何者为胡，何者为梵？则应俟比较各书之译音，或可决定也。

西方传来之经典，其在大乘，有属法性宗者，罗什所译多属之；有属法相宗者，真谛所译多属之；有关因明者，毗目智仙之《回诤论》等是也。其在小乘，有属锡兰上座部者，僧伽跋陀罗之《善见律》是也；有属一切有部者，僧伽提婆之《八犍度论》、鸠摩罗什之《十诵律》是也；有属于大众部者，求那跋陀罗之《僧癨律》是也；有属于化地部者，佛驮什之《五分律》是也；有属于法藏部者，佛陀耶舍之《四分律》是也；有属于正量部者，《三弥底部论》是也(二秦时人译，不知名姓)；有属于经部者，罗什之《成实论》、真谛之《俱舍论》，均可谓为其支流，而《成实》则或谓出乎多闻部，《俱舍》则依一切有部者也。

本期译经甚为进步，后世所流通奉行之经典非隋唐所出，要即晋以后译家所办。究其优胜原因，盖有三焉。

第一翻译眼光之渐正确也。三国时支谦、康僧会译经，力求文雅，专主意译，并排斥采用胡音。故译般若波罗密为明度，须菩提为善业，甚至咒语亦不用音译。但自晋以后，译经多主直译，先求信达，再事文雅。道安述赵正之言曰:“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正所不取也。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出三藏记》卷十)故道安、赵正主持译事，恒务存原意。如巧削原文，使便约不烦，是即搀译者私意，安公所斥为“葡萄酒被水”、“龙蛇同渊，金□共肆”者也。然依安公之意，梵语文轨或有不合中文法式者，自不能胶执，全依原本译之。(一)梵语倒装，译时必须顺写。(二)梵经语质而不能使中国人了解者，则宜易以文言。(《正法华经》有“天见人，人见天”之句。罗什译经至此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僧睿曰:“将非谓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道安所言，可引此事为例。见《高僧传·睿传》)(三)原文常反复重言，多至数次，译时须省节。(四)原文中每杂以语句之解释，均行译出，亦嫌重复，并宜删去。(五)梵经中常后段复引前段，删之实不失原旨。凡此五事，虽失本文，然无害于意。至若经中所载，因(一)时俗既殊，不能强同。(二)圣智悬隔，契合不易。(三)去古久远，证询实难。则传译之事，至为不易。此乃所谓安公“五失”“三不易”之说。后其弟子僧睿助什公译《大品经》，执笔时亦守五失三不易之训。(见经序)今之学者使能执印度文佛经与其译本对照细参，当深知道安之说实经历此中艰苦者之言也。

道安草创维艰，且不通梵文，极恐失原旨，故提倡直译。(梁任公谓道安痛恶以老庄意义杂入佛经，似不然。盖道安著作用老庄处极多也)及至罗什，因译事既兴，工具较完，对于翻译之眼光，遂不严于务得本文，而在取原意。慧远则趋折衷，兼取文质。谓“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大智论抄序》)其后——因之曰:“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愚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祐录》卷一)然究其所重，俱不在文体之质雅，而在不失原旨。故僧肇谓罗什译经“务存论旨”(《百论序》)。慧远亦意许“依实出华，务存其本”(《三法度经序》)。——亦谓译经之旨，在使“尊经妙理，湛然常照”(《祐录》卷一)。故本期译经，务以信达为先也。

第二翻译工具之渐完备也。——论早期译经曰:“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乎执笔。或善胡义(胡字在此处指印度、西域而言)，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所以旧经文意，致有阻碍，岂经碍哉？译之失耳。”(《祐录》卷一)迨至道安以后，主持译事者，如道安、慧远，文章思想俱称巨子。译人如鸠摩罗什兼善华梵。僧睿谓其译时，“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则其所比较原本，当不止梵文。而其助译者，则如睿，如肇，既擅文思，又极警悟。至若西僧之来，常娴梵语，而我国沙门之西去，精学原文，其于沟通阻隔，至为有力。此皆前此之所未备，宜其翻译之较完也。

第三翻译制度之渐严密也。译人之工具既渐善，且因翻译时慎重，亦渐发生译场之组织。我国初有翻译，多属私人授受，既无一定体制，随地随时，皆可译出。此则以梵胡客僧等为主译，得一二义解者笔受，受其所宣译之义，而著之于文。如经系口诵，则其中或另有人先依其所诵书，为梵字(或胡字)。既著为中文，录讫即成。彼此音义隔阂，无由正是。及后人材既多，能参加者较多，于是分工之制渐密。译经之时，有义证者，正其译义之真似。有总勘者，译毕后，覆校其全文。常因求精密，不厌三复。故僧睿记罗什译《大品般若》曰:“手执梵本，口宣秦言，而译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出三藏记》卷八)浮陀跋摩之译《毗婆沙》也，沮渠蒙逊“于凉城内苑闲豫宫寺，请令传译理味沙门智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考文详议，务存本旨。”(同书卷十)故当世之译场如姚兴之逍遥园，沮渠之闲豫宫，宋时之道场寺，元魏之永宁寺，规模当均不小。故其所译亦可谓经细心推敲者矣。然译场之组织发达最完，则俟至隋唐后也。(www.xing528.com)

晋以后译事，以是三因，确有进步。然主译西僧，虽知华言，仍有阻隔。译场组织亦非极精密。故大师如罗什，其弟子常批语其与华言大格。(《出三藏记》卷十一僧睿《智论序》，卷八《思益序》)而今日取真谛所译之法相诸论与玄奘所译相较，取《解脱道论》与巴利文之《清净道论》相较，知其所译固非极完善也。

兹依唐智癉《开元释教录》列三国以来译经数目如下(内有数部中国著述):

朝代　　译经人数　　译经部数　　译经卷数

曹魏　　五　　　　　一二　　　　一八

吴　　　五　　　　　一八九　　　四一七

西晋　　一二　　　　三三三　　　五九○

东晋　　一六　　　　一六八　　　四六八

苻秦　　六　　　　　一五　　　　一九七

姚秦　　五　　　　　九四　　　　六二四

西秦　　一　　　　　五六　　　　一一

前凉　　一　　　　　四　　　　　六

北凉　　九　　　　　八二　　　　三一一

刘宋　　二二　　　　四六五　　　七一七

南齐　　七　　　　　一二　　　　三三

梁　　　八　　　　　四六　　　　二一

陈　　　三　　　　　四　　　　　一三三

元魏　　一二　　　　八三　　　　二七四

北周　　四　　　　　一四　　　　二九

北齐　　二　　　　　八　　　　　五二

佛典翻译之最与我国有关系者，自为胡梵译汉。然本期亦间有由汉译为外国文者。(一)北魏昙无最著《大乘义章》，外国沙门菩提流支读之，每加赞叹，译为胡书，传之西域。(《伽蓝记》)(二)北齐刘世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之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敕中书侍郎李德林为之序。(《北齐书·斛律羌举传》)此二事亦佛教翻译之佳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