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佛教交通路线及其重要性

传来之道路

佛教为异域宗教，根据自在传译。故印度中国之交通道路，其通塞改易，均与我国佛教有关系。其在南朝，与天竺交通多由海程。东汉末，天竺、大秦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主孙权据有江南，即注意及此。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朱应、康泰并立传记南海、西域、天竺外国事(详姚振宗补《三国艺文志》)，惜其书不传(《太平御览》引有康泰传文)，不知其所通止于何地。(据《南史·天竺传》康泰在扶南问天竺土俗，则康或未至印度)南朝传经求法者，多泛海经今之锡兰、爪哇或婆罗洲诸岛。在中国之交通口岸则有四:一为广州。昙无竭(即法勇)西行求法归时，由此上陆。法显往天竺回国时，亦欲于此登岸。求那跋陀罗及真谛来华，均先抵广州。二为龙编(即六趾)，今安南之河内，而六朝交州之首都也。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到交趾，太守吴邈使人送诣权，权问论以方土风俗。宋时求那跋摩在爪哇，文帝使交州刺史泛舶迎之。三为梁陈之梁安郡(今地不可考)。真谛于此附大舶，欲西行回天竺。四为胶州一带。晋佛驮跋陀罗海行到中国，在东莱郡登岸。法显归时本欲到广州，忽遇风漂流抵长广郡。而宋元嘉中道普西行取经，在长广郡舶破伤足，遂以疾卒。东莱、长广俱近今日之胶州湾也。

锡兰、缅甸、暹罗、马来半岛、南洋群岛为小乘佛教通行之地，其经典属上座部(或其支流)，今日所谓巴利文佛教是也。以故关于此项之经典，应多由此传入。《善见律毗婆沙》为巴利律藏注疏，则南来僧人僧迦跋陀罗所译也(该僧想来自锡兰)。《解脱道论》即锡兰佛教大师觉音所著《清净道论》之异本，则系扶南僧人僧迦婆罗所译也。而宋齐梁陈之间，与南洋各地有佛教上交涉者当亦甚多。(参看《南史·外国传》)晋义熙初，师子国(今之锡兰)遣使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见者疑非人工。梁武帝遣沙门昙宝(“昙”梁书作“云”)随扶南使返其国迎佛发。(此据《南史》)则均此中较著之事迹也。(《高僧传》卷一载竺法度唱言应专学小乘。查法度之父为南洋贾人，或亦因处地关系，遂持异说)

我国北部至印度之通路，自多经今之新疆及中亚细亚。晋之苻秦与其后之北魏均兵力及乎西域。而当魏全盛，威权及于今之新疆及中亚细亚(月氏故地)。故中印间之行旅商贾，多取此途。经像僧人由此来者，亦较南方海程为多。其路线之大别，在新疆则分为南北二路。一路由凉州出关至敦煌，越沙漠(《僧传》谓之沙河，或曰流沙)，以至鄯善。乃沿南山脉以达于阗。又西北进莎车。是为南道。由南道则经巴达克山南下，越大雪山而达宾(迦湿弥罗)。一路由敦煌之北，西北进至伊吾，经吐番、焉耆进至龟兹，而至疏勒。是为北道。再经葱岭西南行至宾。此二者为通常由行之路。此外或由北路之焉耆南下以至于阗，则法显所经行者。西域各国中，以宾、于阗、龟兹三国为交通重镇。其地佛教之性质，影响于我国者至大。而西方传教者，由陆路东来，先至凉州。因凉州为东西交通必由之路，而晋代中原大乱，士族多有避居者，故尤为文化交融之点。故此地至为重要。由凉东下至长安，进至洛阳，俱为中国佛法之中心地点。但在东晋南北朝时，东来者常由凉州南经巴蜀，东下江陵，以达江东。而南朝之西去者，亦有取此道者。(如法献)江陵(荆州)在东晋南北朝为政治军事之重地，其北出襄、樊以至关中，或洛阳。(如晋道安)或由巴蜀以至凉州。在南朝之地位，荆州之重要略比北方之凉州。故自晋道安以后，为佛教中心地点之一，高僧往往移锡其地。(如法汰、觉贤、法显、求那跋多罗)至隋唐统一以后，乃渐失其势焉。(www.xing528.com)

西域、中亚虽为中国北部通印度之要途，然迂回取道南海者，亦有其人。《僧传》谓佛驮跋多罗本在北天竺，与同学游迦湿弥罗，遇中国僧人智严，约与东归，南向度小雪山，经印度，再泛舟抵青岛登岸，再之长安，见鸠摩罗什。(此据《觉贤传》，未必可信。《智严传》则不同)则其终止地在北，而取道在南者也。其目的地在中国南方，乃取道西域者，亦有其人。昙摩密多经敦煌入蜀至建业，其一例也。取道海上则常经广州。故广州在南朝，亦为佛法重镇也。

至于经西域传来之佛教，与由海道所达者比较，亦有不同。印度西北为大乘盛行之地，故传至北方之佛教，多《般若》、《方等》。而迦湿弥罗为一切有部发祥之区，以是《发智》、《毗婆沙》诸要籍均在北方传译。于阗似为《华严经》盛行之地，故慧远弟子支法领至于阗得《华严》梵本三万六千偈以归南方。故中印间交通之路线，与我国佛教有重要关系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