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末朝廷佛教的影响及其与政治的关系

晋末朝廷之佛教

佛教至孝武之世(公元373年以后)已在中国占绝大势力。支道林卒于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竺道潜卒于宁康二年(公元374年)，二僧乃谈客之领袖。释道安在长安受苻坚之礼遇，卒于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时上流社会帝王公卿文人学士颇有崇奉正法者。而平民之归依三宝者，以当时寺院之多(据陈作霖《南朝佛寺志》所载，晋朝建业一地，现今知名之寺已有三十七)证之，当亦极盛。大凡一宗教既兴隆，流品渐杂，遂不能全就正轨。《弘明集》载有《正诬论》，或作于孝武帝之前。中引诬佛者曰:“又诬云，道士聚敛百姓，大构塔寺，华饰奢侈，糜费而无益。”又曰:“又诬云，沙门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曾闻能令主上延年益寿，上不能调和阴阳，使民丰年富，消灾祛疫，克静祸乱。(下略)”此犹只言僧寺之无益也。《弘明集》载道恒《释驳论》，作于孝武帝之后(在义熙之年)，其述时人指斥僧人言论至为痛切。如曰:“但今观诸沙门，通非其才，群居猥杂，未见秀异，混若泾渭浑波，泯若熏莸同箧。”又曰:

然触事蔑然，无一可采。何其栖托之高远，而业尚之鄙近!至于营求汲汲，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恃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虽暂有一善，亦何足以标高胜之美哉!是执法者之所深疾，有国者之所大患。

在东晋孝武帝之世，佛徒秽杂，涉及政治，竟至与国家衰亡有关。初明帝好法，手画佛像在乐贤堂。(详第七章)《比丘尼传》:穆帝何皇后为尼昙备立永安寺。(后名何后寺。后父准。《晋书》本传称其唯诵佛经，修营塔庙)《建康实录》引寺记云:“褚皇后立延兴寺。”《御览》九十九引《晋阳秋》云:“康献褚皇后在佛屋烧香。”(《建康实录》作“在佛堂读经”)是知晋宫内早有佛像，后妃并有崇奉者。孝武帝即位，年只十岁。康献褚太后临朝摄政。(竺法深逝世，孝武下诏优恤，即太后摄政时事)太元元年，帝始亲政。皇后王氏，讳法慧，其兄恭，极崇释教。(《晋书》本传)疑后亦奉佛者。五年以琅笽王道子(后为会稽王)为司徒。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居之。(《异苑》云，帝曾请僧斋会，见《御览》九十九)尚书左丞王雅表谏，不从。(雅，肃之曾孙，尝荐道士孙秦于孝武帝，上均见《通鉴》)后帝溺于酒色，委事于琅笽王道子。道子崇尚佛教，穷奢极费。(《晋书·王恭传》:虞洮子妻裴氏服食黄衣，状如天师，道子悦之，令与宾客谈论，道子似亦信天师道)帝与道子，酣歌为务，蚶姆尼僧，尤为亲昵。并窃弄其权，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许营上疏谏，有曰:“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曰:“今之奉佛教者，秽慢阿尼，酒色是荓。”闻人上疏谏，亦曰:“尼蚶属类，倾动乱时。”(见《通鉴》及《晋书·道子传》)支妙音尼为帝及道子所敬奉。道子以太元十年为之立简静寺。以音为寺主，徒众百余人。一时内外才义者，因之以自达。供□无穷，富倾都邑。贵贱宗事，门有车马，日百余乘。权倾一朝，威行内外。(《比丘尼传》)王国宝为中书令，道子之党，尝使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称誉国宝之贤。(《道子传》)桓玄凭妙音之力，令帝以殷仲堪刺荆州。(详《比丘尼传》)按《晋书·孝武帝本纪》称“晋祚自此倾矣”。晋祚之倾，内由道子、王国宝辈之昏乱专横，外由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之抗兵。以致安帝之世，桓玄篡立。刘裕继起，而晋鼎以革。虽朝廷之失政，非全由释氏僧尼之冒滥，不得归罪于佛教，然尼妙音等之窃弄大权，结纳后妃，与朝政不纲，亦有甚大关系焉。

建业佛法精神既极衰替，且乱国政。当时遂颇多反佛之言论。道恒作《释驳论》云，义熙之年(公元405年至418年)，江左袁、何二贤(袁不详。何或何无忌。见下文)，商略治道，讽刺时政，发五横之论，而沙门居其一。佛法以报应之说，鼓动愚俗，故时颇非议之。因是慧远作《明报应论》、《三报论》。(均见《弘明集》)戴安公(当即戴逵，字安道)作《释疑论》，谓报应之说，旨在劝教。慧远得戴书，令周续之作答，并以《三报论》示之。(并见《广弘明集》)中国佛徒，以精神不灭为三世因果之张本，故孙盛疑之，而罗含作答。(见《弘明集》。孙盛卒于晋末，罗卒于宋代)又沙门袒服，蔑弃常礼，何无忌作论斥之(时为镇南将军，镇寻阳，在义熙五六年顷)，远复致书相质难。至若桓玄则反对佛教之意至为显著。玄尝述心无义，想因悦“佛理幽深”，而不废玄谈。然其于出家修道，“永乖世务”(上均引《与慧远书》语)，于不敬王者，遗礼废敬，则俱非议之。其在荆楚，曾致书远公，请其罢道。(玄为南郡公。故远答书称曰《答桓南郡书》。二书均见《弘明集》)中有曰:“先圣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黄泉下福。皆是管见，未体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远，可不三思!”安帝元兴初，玄入京师，杀道子及其子元显等，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又自称太尉扬州牧，总百揆。与八座书论沙门不致敬王者之妄，并曾致书慧远，询其意旨。(上均见《弘明集》)及篡帝位，乃许令不致敬，疑从远公之言也。夫僧尼能与帝王抗礼，宜乎得出入宫掖，参与政事，桓玄重建沙门尽敬之议，疑有为而发也。(www.xing528.com)

又在同时，桓玄曾下教令沙汰沙门。(见《弘明集》。其远公答书称桓太尉。按桓自称太尉在元兴元年。又《弘明集》又载隆安三年京邑沙门等《与桓论求沙门名籍书》，题为支遁作。但支已早死，其妄可知)其文略曰:

佛所贵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实污风轨矣。

观乎道子奉佛穷奢，亲昵僧尼，而桓玄所云“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诚非虚非妄也。(时慧远与桓书，亦谓佛教陵迟，秽杂日久。又远公书中广玄所立沙汰条例，玄从其说。详见《弘明集》及《僧传》本传)但玄教令末曰:“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盖自安公逝世，罗什未来，其中十有余载，远公潜遁山林，不入都邑。考之《僧传》，僧人之秀，群集德劭，砥柱中流，为僧伽争人格，为教法作辩护。影不出山，迹不入俗，而佛法自隆。不仕王侯，高尚其事，而群情翕服。遂至桓玄以震主之威，亦相敬礼。公之地位，在僧史中可谓所关非细矣。然远上人不但能维护佛法于一时，而其招致西来僧人，首唱弥陀净土，则复影响及于后代。此当于下文分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