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诸帝与佛法的影响-《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摘要

东晋诸帝与佛法

《世说·方正篇》曰:“后来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谓曰:黄吻年少，勿为评论宿士。昔尝与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门传》曰:晋元、明二帝游心虚玄，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王公、庾公倾心侧席，好同臭味也)元帝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至建业，名论素轻，吴人不附。乃用王导计，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晋书·本纪》及《王导传》)明帝钦贤爱客，雅好文辞。(《晋书·本纪》)当时北方大乱，流人渡江。偏安之局，自当抚恤新旧，结纳名士。而永嘉时，太傅越网罗清谈人物，旋遭变乱，余风被江左。《高逸沙门传》谓“元、明二帝游心虚玄，托情道味”，盖亦受时流好尚之影响。故元、明之世，一因玄风之南渡，一因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均敬礼名士，而清谈大盛。当时僧人如法深、道林均固名士之秀也。至若好尚佛法，则明帝尤为著称。习凿齿《致道安书》有曰:“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明帝手画佛像，在乐贤堂中。(堂在宫城西南角外。明帝为太子时所作。上见《弘明集》。参看《文选·头陀寺碑文》李注)按中国最初三大佛画家，顾恺之学出于卫协，协出于曹不兴，不兴谓因康僧会而信佛。明帝约与协同时，亦以佛画知名。(参看南齐谢赫《古画品录》)

至成帝世(据《晋书》七十二《蔡谟传》，此事或在石勒死，虎即位之时)，彭城王纮(纮于咸和四年封彭城王，咸康八年薨)上言乐贤堂有先帝手画佛像，经历寇难(指苏峻之乱)，而此堂犹存。宜敕著作，咸使作颂，帝下其议。蔡谟议曰:

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艺，聊因临时而画此像。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闻也。盗贼奔突，王都隳败，而此堂块然独存。斯诚神灵保祚之征。然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歌颂之所先也。人臣睹物兴义，私作赋颂可也。今欲发王命，敕史官，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象之颂，于义有疑焉。(www.xing528.com)

因谟之疏，而作颂之议遂寝。按谟之上书或在后赵王度以前，亦持理在华夷之辩，然未请禁断，如王度之言也。

成帝咸康五年七月，丞相王导薨，庾冰、何弃辅政。(庾字季坚，充字次道)庾代帝作诏书，令沙门宜跪拜王者。诏谓佛教乃方外之事，应通之于神明，行之于胸怀，岂方内所体，而当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而何充素佞佛，乃与左右仆射等上书谏之。庾季坚又代下诏，谓不宜以殊俗参治，怪诞杂化，而卑高分定，乃体国之经也。何次道等复疏辩之。于是庾之义寝，沙门竟不致敬。(上见《弘明集》)沙门致敬，乃夷俗与华人体教冲突之一大事，以此次为其开端。

盖在成帝末年，王导逝世后，经康、穆二代，南朝佛教颇为消沉。(《弘明集·正诬论》引周嵩奉佛事。嵩卒于明帝太守二年。疑《论》所谓诬佛者亦在成帝世)成康之际，竺法深、支道林相继隐迹东山。清谈之风，因桓温、殷浩之北伐，朝廷清谈者寝息。虽简文志专总万机，殷浩参决朝政(殷浩被废东阳乃读佛经，见《世说》。浩被废，迁东阳之信安，在今浙江衢州)，然清流名士多居东土，而以王羲之、谢安为之首。逸少永和中在会稽，有终焉之志。谢安约于升平三年为吴兴太守，其致支遁书曰:“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及至哀帝，复崇佛法。深公、道林，复莅京邑。虽留驻不久，然废帝、简文之世(简文为帝，亲临听经，见《高僧传》五)，佛法清谈复极为时尚。溯自元、明重名理，而潜、遁见重。成帝之世清谈消歇，而名僧东下，清流之中心乃在会稽一带。及哀帝后，而佛法清言并盛于朝堂。由此而名僧名士相互关系，益可见矣。至若孝武帝以后，则南方佛学受道安、罗什之影响。晋末道安弟子慧远，为国之望，当于后论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