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行之西行魏晋《老》、《庄》风行之际，《般若经》传入中国

朱士行之西行

魏晋《老》、《庄》风行之际，《般若》、《方等》适来中国，大申空无旨趣，恰投时人所好，因得扩张其势力。《般若经》之传译，朱士行最为努力。朱士行求经事，以《祐录》卷七所载之《放光经记》为最早。其文曰:

惜昔大魏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出家学道为沙门，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以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晋字法饶，送经胡本至洛阳。住三年，复至许昌。二年后至陈留界仓垣水南寺。以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众贤者皆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大玄、周玄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时仓垣诸贤者等，大小皆劝助供养。至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写都讫。经义深奥，又前后写者参校不能善悉。至太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沙门竺法寂来至仓垣水北寺，求经本写。时检取现品五部并胡本，与竺叔兰更共考校书写，永安元年四月二日讫。于前后所写校最为差定。其前所写可更取籌。晋胡音训畅义难通，诸开士大学文生书写供养讽诵读者，愿留三思，恕其不逮也。

朱士行以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般若》正品梵书九十章，是曰《放光般若经》。于阗者，盖西域盛行大乘之国家。东晋法显曰，此国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佛国记》)西晋时于阗沙门祗多罗由于阗携来《般若》梵本，后由法护译出，为《光赞般若》。(《祐录》七《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而朱士行求《般若》正本，亦须至于阗。其弟子弗如檀当为于阗人。而译时执本之无叉罗亦于阗沙门。又按牟子《理惑论》，亦言及于阗之国，似是汉末已视斯地为佛教重镇。而牟子学问尚澹泊无为，亦合乎中夏所谓《般若》之风格。则牟子之所以特言及于阗者，或汉末已指此为《方等》深经蕴藏之发源地也。(www.xing528.com)

《祐录》十三《朱士行传》，亦颇有可注意者。其言曰:

出家以后，便以大法为己任。常谓入道资慧，故专务经典。初天竺朔佛以汉灵帝时出《道行经》，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按译人口传抄撮云云，谓支谶译朔佛口传之时，于不了解处辄加省略也。《祐录》此段甚明白。但《僧传·士行传》云:“竺朔佛译出《道行经》，文句简略。”后人据此以为朔亦译有此经，与支谶本不同，是慧皎行文简略致误也)故意义首尾，颇有格碍。士行常于洛阳讲《小品》(即《道行经》)，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

于阗去洛阳一万一千七百里(《后汉书·西域传》)。甘露五年至太康三年，中间二十三年。士行行万馀里，在外二十馀年，终送其所求之经达本国。其后竟死于阗，散形异域(孙绰《正像论》云:“士行散形于于阗。”士行死时奇迹见《僧传》)，真可谓弘法不惜生命者矣。而其谓“入道资慧，尝讲《般若》”，则士行之所谓佛法者，乃重在学问，非复东汉斋祀之教矣。四百馀年后，玄奘忘身西行，求《十七地论》。二人之造诣事功，实不相侔，而其志愿风骨，确足相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