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僧会：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的重要人物

康　僧　会

《高僧传》谓康僧会于赤乌十年(《广弘明集》引《吴书》作四年)，初达建业，因舍利之感应，孙权为之立建初寺，江南大法遂兴。后孙鰑亦受五戒。此事之疑伪，前已述之。今复据上段所考，支谦以黄武初在武昌，黄龙后至建业。而于太子登卒后，即隐遁。则在赤乌四年，江南早已有佛法，固不始于赤乌十年僧会之来也。观于支谦等自黄武时已译经，则江南大法之兴，固不能全归功于康僧会立建初寺也。兹采魏晋间记载，略参以《僧传》、《祐录》，述之如下。

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奉孝，服毕出家，励行甚峻。(《高僧传》)其《安般守意经序》云:

余生末踪，始能负薪，考妣殂落，三师凋丧，仰瞻云日，悲无质受，眷言顾之，潸然出涕。宿祚未没，会见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进进，志道不倦。余从之请问(问《安般经》义也)，规同矩合，义无乖异。陈慧注义，余助斟酌，非师所传，不敢自由也。(师为陈慧之师安世高也)

支谦传支谶之学，而不及见谶。僧会注世高之经，亦只见韩林、皮业、陈慧。支、康二人，均在魏初(《祐录》六道安《安般经序》称曰魏初僧会)，并生于汉土。僧会之师不知为何人。然会于《安般序》，悼三师凋丧。于《法镜》叹“丧师历载，莫由重质”。(《祐录》六)则师固甚为其所敬信。僧会见韩林等时，当已及中年。其注《安般》当在吴未称帝以前(公元229年)。序文中称安世高至京师，系指洛阳，可以为证。《高僧传》谓会于赤乌十年至建业，立建初寺。会卒于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寺谓至晋咸和中毁于苏峻之乱。但《吴志》谓孙1坏佛祠，斩道人，则《僧传》所言寺毁之年，亦有可疑。东晋初住建初寺者，有帛尸密黎，永嘉之乱过江者也。建初寺在金陵大市后，故亦名大市寺。(见至元《金陵新志》，寺址想当现聚宝门外西街大市桥)据《高僧传》，晋时曾图会像，至梁时尚存。晋孙绰为之赞曰:“会公萧瑟，实惟令质。心无近累，情有馀逸。厉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远诣，卓然高出。”(www.xing528.com)

僧会译经《祐录》卷二著录只二部，盖据《安录》所言也。而卷十三，则列六部，盖据后来之传说也。《房录》著录十四部，《开元录》厘定为七部。但僧会所出有《吴品》(凡十品，即《道行经》异译)，后世道安、支遁、僧睿、梁武帝均未言及，可见其所译并无多大影响。否则此实即《大明度经》，乃支谦所译，而现存于藏经中者。但会生于中国，深悉华文，其地位重要在撰述，而不在翻译。会曾集《六度要目》(《祐录》十道安《十法句义序》)，制《泥洹梵呗》(《僧传》)，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僧传》)。注今均佚，惟前二序尚存。《道树经》者，支谶所译，会为之注，可见为支谦之后辈。《安般》、《法镜》皆汉末安息来人所翻，而会尤服膺世高之学。可知会虽生于南方，仍与北方洛都佛教之关系，极密切也。

僧会译经中，现存有《六度集经》。文辞典雅，颇援引中国理论。而其诸波罗蜜前均有短引。(现存本缺般若波罗蜜小引)审其内容，决为会所自制，非译自胡本。此乃治汉魏佛学者最重要之材料也。又《藏经》中之《安般守意经》，乃译文与注疏混合而成，其注疏部分疑即陈慧、康僧会所共作。盖亦治汉魏佛学者所当注意者也。

汉末洛都佛教有二大系统。至三国时，传播于南方。一为安世高之禅学。偏于小乘，其重要典籍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安玄之《法镜经》，及康氏之《六度集经》等。安之弟子有严浮调，临淮人也。此外有南阳韩林、颍川皮业及会稽陈慧。而生于交趾之康僧会，曾从三人问学。现存藏经中有《阴持入经》，其作者不明。(标题为陈慧，但序中自称为密)但仍出于安世高之系统，而为西晋前作品也。(其所引经均汉魏人译。惟所引《中心经》［亦作《忠心政行》］，《藏经》题为晋竺昙无兰译。此乃据《房录》。但《祐录》只言兰撰出二部。《中心经》则入失译录，并云出《六度集》，虽现《六度集》缺此，然或古有今缺。即《房录》亦只言兰所出，系自大部略出)二为支谶之《般若》，乃大乘学。其重要典籍为《道行经》、《首楞严经》及支谦译之《维摩》与《明度》等。支谶之弟子支亮，支亮之弟子支谦。世高与谶同在洛阳。僧会与谦同住建业。二者虽互相有关涉，但其系统在学说及传授上，固甚为分明也。牟子者，处于南方，颇喜《老子》之玄致，与支谦一系之学说甚见同气也。

支谦、康僧会系出西域，而生于中土，深受华化。译经尚文雅，遂常掇拾中华名辞与理论，羼入译本。故其学均非纯粹西域之佛教也。又牟子采《老》、《庄》之言，以明佛理。僧会《安般》、《法镜》二序，亦颇袭《老》、《庄》名词典故。(《法句经序》引“美言不信”之语，是支谦曾读《老子》)而同时有《阴持入经注》，读之尤见西方、中夏思想之渐相牵合。嵇康、阮籍所用之理论，亦颇见于是书中。安世高、康僧会之学说主养生成神。支谶、支谦之学说主神与道合。前者与道教相近，上承汉代之佛教。而后者与玄学同流，两晋以还所流行之佛学，则上接二支。明乎此，则佛教在中国之玄学化始于此时，实无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