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佛教之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魏由陆路与西域颇有交通。汉献帝末年(文帝即位之年［公元220年］)，焉耆、于阗诸国皆各遣使奉献。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置戊己校尉。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齐王芳即位之年(公元239年)，西域重译献火浣布。据《辟雍碑》，晋时西域人有入太学者。则魏时洛阳之西域人，或亦不少。《开元录》载魏世译经沙门四人。(一)昙柯迦罗，中印度人，以齐王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于洛阳白马寺出《僧癨戒心》。集梵僧，立羯磨受戒，东夏戒律始自乎此。(二)康僧铠，印度人，但既姓康，或为康居人。于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在白马寺译经。(三)昙无谛，安息人。以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在同寺译《昙无德羯磨》。(四)安法贤，或为安息人。亦谓曾在魏世译经。(《开元录》另有白延，但应即前凉译《首楞严》者，不在魏世)
南方与天竺交通，亦由海程。《梁书·诸夷列传》云，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但《吴志》并未载与西域交通事。是海上国际间关系并不频繁。建业佛教是否多自海上传来，亦不能断言。今所知者，《开元录》载译经五人，康僧会来自交趾，支疆梁接(恐与西晋在广州之疆梁娄至为一人)于交趾出经，是佛教由海道至南朝之证。但最重要之支谦，则至自北方。康僧会之学问，亦与北方有关。维祗难、竺律炎，来经何道不明。汉末大乱，北人多有南徙者，固不能断定南方佛法全系乎海上交通也。
刘宋陆澄《法论目录》，载有魏武帝致孔文举书。而陆序有曰:“魏祖答孔，是知英人开尊道之情。”(《祐录》十二)《弘明集后序》亦云:“魏武英鉴，书述妙化。”曹孟德原书已佚，详情与真伪均不可考。魏文帝《典论》，陈思王《辩道论》，魏武帝招致诸方士，使郤孟节(即方士郤俭)主领诸人。但谓其父子并不全信之。(详见《全三国文》)又据道宣《续僧传》三十载北周僧0《十八条难道章》中云:
故魏文之博悟也。黄初三年下敕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治，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www.xing528.com)
按文帝、陈思王均痛斥方士，自不能明言其父笃好方术。陈思王谓其父并未全信，明帝敕书谓其父以老子为贤人，不毁其屋，皆为尊亲讳也。实则敕书中既引及汉帝遣宦者祠老子，次言及武帝。则孟德或奉行桓帝故事。以汉代方术浮屠之关系言之，则魏武书中称述佛教，或亦有其事也。
《魏书·释老志》称魏明帝大起浮图，亦见于《三宝感通录》卷上。(《酉阳杂俎》亦载之，但甚省略)此事魏书以前，绝无文记，不悉确否。(敦煌本《老子化胡经》载有魏明帝序文)又佛家相传，梵呗始于曹植之《鱼山七声》。鱼山在东阿。《魏志》曰: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但于其造梵契则正史不载。其所作《辩道论》，佛徒恒引之。(《广弘明集》、《佛道论衡》并载之)然其旨在斥方士，于佛教则不必信也。
《高僧传》谓吴主孙权升支谦为博士，使与韦昭等共辅东宫。(《祐录》未言及韦昭)又谓康僧会至建业(谓在赤乌十年，而《广弘明集》引韦昭《吴书》言在赤乌四年)，权初不信佛，打试舍利，具显神异，遂大嗟服，并为建塔，号建初寺。江南有佛寺始此。及至孙鰑，又欲毁法，亦以感异兆止。其叙述甚诡异错乱。(一)吴地有外国沙门，在赤乌年前。(下详)而《高僧传》曰，赤乌十年康僧会至建业，吴国初见沙门，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云云。(二)《僧传》自言“有记云，孙鰑打试舍利，谓非权时”。则慧皎所见记载已互有不同，而必谓吴大帝感舍利，亦少根据。(孙权试舍利亦见于《广弘明集》卷一所载之《吴书》，其中并叙述阚泽推尊佛法，采及《汉法本内传》伪书之文，则道宣所录《吴书》之伪，实无可疑)(三)《吴志·孙1传》曰:“1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毁浮图祠，斩道人。”(《建康实录》作“烧大航及伍胥庙，毁坏浮图塔寺，斩道人”)此事在孙休即位之时，既曰“民神”，则佛寺或非吴主之所建。(《吴地记》谓通元寺，孙权夫人舍宅置。亦不知确否)如1所毁之祠为建初寺，则康僧会或已被杀害，而其得见孙鰑，亦无其事也。《吴志》仅载孙权好神仙，鰑信符瑞，其与佛教之关系，正史所未言。梁时《高僧传》、《祐录》所载，又纷歧杂乱。今于支谦、康僧会事，只据魏晋人所言，而间参引梁时传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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