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佛教传入及地理分布研究

汉代佛法地理上之分布

佛法来华，先经西域。在汉代，我国佛教渊源，首称大月氏、安息与康居三国。安息虽闻善海上贸易，但范书《西域传》，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狮子及拔符(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十三年复献狮子及大鸟，则其通中国，非全由海道。至若月氏、康居，则自常经陆路来华。凉州、长安，故为佛法传来之所必经。但史书阙载，其地教法流行状况不可得言。至若东京，则为汉代译经唯一之地点。支谶、安清均止于此。安清宣化，听者云集。严浮调在洛出家。桓帝奉佛，北宫已立浮屠之祠。而《道行经后记》洛阳城西有菩萨寺。《般舟三昧经记》言洛阳佛寺校定，则东都确已有佛寺。而同记中，谓经在许昌寺校定。又《水经·禲水注》，襄乡浮图，汉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树碑。又《高僧传·安世高传》，谓其曾至桑垣。而魏时《放光经》送到仓垣，其地有水南、水北二寺。(《祐录》七《放光经记》)仓垣想即桑垣，其城亦临禲水。据此则洛阳以东，淮水以北，佛教已有流传。

楚王英所辖地，约跨今皖豫齐诸省(原有彭城［今徐州］八城，汉明帝特为楚王英益以取虑、昌阳二县［临淮］)，在淮河之南北。及永平十三年，英以罪废徙丹阳泾县(今南京西南安徽辖境)，赐汤沐邑五百，从英南徙者数千人。(《明帝本纪》及《金楼子》卷三)佛教或因之益流布江南。故汉末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广陵间大起浮屠寺。夫笮融为丹阳人，而在徐州(即彭城)、广陵间佛事若是之盛，丹阳为英所徙之地，徐州为楚国治所，不能谓与之无关系也。

兹以群书可信之记载，表列汉代佛教分布之地方于下:

楚王英彭城等八城临淮二县丹阳泾县

桓帝洛阳

襄楷平原湿阴人(今临邑县地)

某君襄乡浮图

(《般舟经》校定)许昌寺

笮融丹阳下邳彭城广陵

陈惠(安世高禅学之继承人)会稽(www.xing528.com)

韩林(同上)南阳

皮业(同上)颍川

严浮调临淮人洛阳

孟福(支谶笔受者，字元士)洛阳

张莲(同上，字少安)洛阳

牟子苍梧交趾

汉代译经大概均在洛阳。惟《高僧传》谓安世高曾行迹江南九江、会稽、豫章、广州一带。其所记既涉奇诞，又自相矛盾。盖杂取《宣验记》("亭神一段，据法琳《辨正论》系出《宣验记》)、昙宗《塔寺记》、刘趚《寺塔记》、《荆州记》诸书，类皆距汉末年代已远，而且均出江南人手笔。六朝时南人好撰神怪小说，其言多不可信。而慧皎既兼采诸书，安侯在洛事迹所记遂极简单，亦若此师之遗烈反盛于南方。慧皎，梁之会稽人。《高僧传》所载均南详北略，为此书之一缺陷，固亦不仅于《安清传》为然也。(皎之《世高传》原以《祐录》之传为蓝本)且东汉安息通华，非必由海道经交、广入洛。而《高僧传》明言世高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则其影响所及，仍以江淮以北为盛也。《长房录》著录安清所译百七十六部，多为《祐录》所不载，乃曰“诸经在江南所译”，则本出长房揣度之辞。《三宝记》向以杂乱见讥，其言甚不可信也。

由上所言，佛教入华，主要者为陆路。自汉武开通西域以来，中外交通，据史书所载，多由陆路。西汉虽有海上交通(见《汉书·地理志》)，然当不盛。及至东汉，日南徼外从海外贡献。会稽、交趾均有海上交通。安世高之徒陈惠，乃会稽人。而交趾之牟子，著论为佛道辩护，则佛法由海上输入，当亦有其事。然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即在两晋，天竺僧徒来华亦大多数不取海程。据此则梁任公谓汉代佛法传入先由海道，似不可信也。又梁任公旧常分中国思想为南北两系，谓江淮人对于玄学最易感受，故佛教先盛于南。而法人伯希和谓早期佛教有扬子江下流教派与北方教派之分。(一九二年《通报》:《牟子译文序》)亦均不可通之论也。夫楚王英固为信佛最早而最显著之人。然观于其建武二十八年始就国，而其兄弟中又多交接方士。其染佛化，任公谓其必不自洛阳，其不可通一也。安世高在洛阳译经，“听者云集”，乃据汉晋之记载。其行化江南吴粤，则江南晚出之神话，任公执此而谓佛教盛于南，不可通二也。襄楷原籍在今山东省。其时山东与江苏之交通，不能谓较与洛阳更形便利，而襄楷得读之《四十二章经》，必来自洛阳。伯希和乃据襄楷言佛，乃谓佛教自江苏传到山东，其不可通三也。襄楷有化胡之言，鱼豢亦载之。而鱼乃京兆人。(见《史通·正史篇》)“桑门”诸译名，见于明帝诏书，张衡《西京赋》(平子南阳人，少游京师)。而伯希和谓化胡传说，“桑门”译名，均属扬子江下流教派，其不可通四也。至若彭城地属可南可北。其距大江与伊洛路程远近虽颇有差异，而交通则同其畅达。伊存授经之事，似在洛阳，乃佛教传来最早之事迹，桓、灵之际，三宝亦兴隆于东都。而谓楚王英受南方教化，属扬子江下流，佛教先盛于南，其不可通五也。

东汉洛阳为首都，西通西域，遂为佛教重镇。此外佛教不盛于南阳荆襄或大河以北，而独盛于齐楚以及江淮之间者，盖亦有说。《史记·乐毅传》:黄老之学出于齐。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封禅书》:燕齐海上方士不可胜数。又言汉武帝信李少君，“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仙事矣”。而其时淮南王招纳方术之士千余人。则北方燕齐之学，已布江淮之间。故至东汉之初，济南、阜陵(原淮南地)、广陵及楚诸国王，均信方术。招纳者有渔阳方士。其时方仙道盛行于淮济一带，佛教初来，被视为一种之道术。因而彭城广陵之间，亦盛行其教。又按《江表传》，称于吉琅笽人。(《吴志》注)襄楷亦称宫崇为琅笽人。东汉琅笽国，当今胶东沿海地。而琅笽县近海上之劳山。太平道发源于此。琅笽与楚国，东汉俱属徐州。而琅笽、平原(襄楷、平原湿阴人)则现均属山东。楚王英、笮融、襄楷所在地域，与道教发源地不远也。夫东汉常并祀佛老。黄老之道以及方士托名于黄老之方术，其盛行之地亦即佛教传播之处，为理之所应然。但道术源出燕齐，渐及江淮。佛教来自西域，首至伊洛，既不能有南北文化系统之分，亦不能因此而执佛教早先由海上输入。梁任公曰:“楚王英信佛，固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熏染，盖有不可诬者。”吾固亦赞同其说。然英之信佛非即可证明自海道移植，而地方思想固亦北方之风气，其所推论，案之事实，失之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