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外智谋故事

识时务者为俊杰

《长短经》上有这样的记载。有人问道：“季布是汉初有名的壮士，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一反往日刚强豪迈的气概，剃发毁容，四处逃亡，这样做对吗?”司马迁说：“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以勇武扬名楚军，身先士卒，多次夺旗斩将，确实称得上是壮士。可是项羽失败后，刘邦下令通缉他，要处死他的时候，他宁愿作别人的奴隶也要逃避死亡，又显得多么低下呀!他肯定是坚信自己具有非凡的才能，所以受到屈辱却不感到耻辱，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才能，因此最终成为汉代的名将。这说明，贤能的人，确实很看重死，不会轻易地去死。那些愚夫愚妇，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小事，就气得自杀，这并不是勇敢，而是他们计穷力竭，感到无法挽回局面而绝望自杀。”

有人问道：“叔孙通迎合秦二世的心意，这是应该的吗?”司马迁回答说：“根据君王的情况而决定自己的进退，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叔孙通顺从世俗的做法，分析时务，制定礼制，最后终于成了汉朝的儒学宗师。古代的君子，正直而不僵硬，灵活而不屈服，大直若曲，道德实行要曲折前进，大概说的就是叔孙通的这种做法。”

司马迁说：“魏豹、彭越虽然出身低贱，但是他们后来可以率军队席卷千里，南面称王，经常在作战中取得胜利。他们心怀叛逆，遭到失败后，没有自杀而被俘虏，沦为囚犯，结果被处死，他们为什么这样呢?中等才能以上的人，也会为这种行为感到羞耻，更何况是君王呢?他们之所以这样，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人，唯一担心的是失去生命而不再有机会施展才能。他们只要掌握一点权力，就会尽力施展才能，以便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宁愿做囚犯也不愿自杀。这些人是豪放不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是建功立业。”

司马迁又在《蔺相如列传》的赞语中说：“当一个人知道要死时，必定会很勇敢，这时对死者并不难，难的是处死死者的人。当蔺相如捧着和氏璧，眼睛盯着柱子，怒斥秦王身边的人时，当时形势下他最多不过是被杀，但是在场的秦国文武百官有的却吓得不敢轻举妄动。蔺相如一下子气势夺人，威镇秦国。回到赵国后又对廉颇百般谦让，使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从而名重泰山。蔺相如可以称得上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的臣子，真正懂得什么情况下该死，什么情况下不该死。

姜太公说：“官吏不愿意提意见，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官吏。”朱云和张禹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掌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在朝廷上责问张禹说：“您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使上下的意见无法沟通，该杀!”

班固说：“顺从世俗，就败坏了道义；违背世俗，又将面临危险，这是古人之所以不愿意做官的原因。”由此说来，生存与死亡，应该如何选择呢?范晔认为，“只讲道义，而不顾生命，就会伤害生命；只为求生而不顾道义，就会损害道义。如果道义比生命更重要，就舍生取义；如果生命比道义更重要，就可保全生命。”

有人问道：“这样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宦官斗争抗衡，最终被宦官所杀，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范晔说：“在汉桓帝、汉灵帝的时期，像陈蕃这样的人，是能够树立好的风气的，与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抗争，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他们与宦官斗争，最终遭到杀害，并不是他们不能做到洁身自好。他们悲悯当时一些人以逃避现实为清高，而不顾人伦道德的做法。他们不赞同逃避现实的做法，所以他们屡遭贬斥而不离开。他们以仁义之心为己任，虽然明知任重道远，意志却更加坚定。等到一有时机，陈蕃就协同窦武谋划扫除宦官势力，真可谓是历史上少有的壮举。虽然他们没有成功，但他们的信义却足以影响世人的心灵。”

这就是所谓的道义重于生命，可以舍生取义的事例。

世人认为西汉时郦寄出卖朋友，因为他把朋友吕禄骗到郊外游玩，给了周勃等人推翻吕氏的机会。这件事从道理上怎么讲呢?

班固说：“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见利忘义的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是汉朝的功臣，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汉朝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摧毁了吕氏家族，但目的是安定国家，保存君王和父辈开创的大业，从道义上讲是允许的。”

东汉末年，广陵太守张超委托臧洪管理政务，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大哭，纠集军队去救张超，同时还向袁绍求援，袁绍没有答应。雍丘被攻破后，张超被曹操灭族。臧洪因此怨恨袁绍，和他绝交，袁绍派兵围攻臧洪，广陵城破之后，臧洪被杀死。臧洪在合纵连横的动荡时代，却像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他不是建功立业的人才。

管仲说：“我不以被囚禁而感到耻辱，而以天下不能得到治理为耻辱；不以没有为公子纠死而感到耻辱，而以不能让齐国称霸诸侯为耻辱。”这就是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济世救民为人生抱负的人。(www.xing528.com)

有人问说：“东汉末年臧洪为救朋友张超而死，可以称得上是义举吧?”范晔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作为朋友感到十分悲愤，这种情感十分壮烈。他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救，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英雄豪杰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是否不一样呢?像那些为了缔结联盟条约，相互欺诈以求胜过对方，这都是形势和利益的需要。更何况当时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曹操、袁绍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徒劳地指望从与曹操联盟的袁绍处借兵，来解救朋友的燃眉之急。并且，率充满忿恨的军队去打仗，是兵家之大忌。这与楚国的申包胥到秦国请兵，在秦廷哭了七天七夜一样，虽然很感人，却于事无补。”

这些都是士人选择死与不死的明显的效果。

有人问道：“南北朝宋时的宗悫出身低贱，被同乡庾业瞧不起。等到后来宗悫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长史。这种做法怎么样?”

裴子野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感到忧愁，在微贱时不感到苦闷，怡然自得，弘扬这种精神的，是孔子学生曾子、原宪的品德；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忍受人格的侮辱，低头弯腰，屈居平庸之辈之下，得势之后则驰骋于群雄之上，韩信、黥布的志向就是这样的。这两种人，他们地位卑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他们在处于卑贱时的心态却不同。像宗悫受辱时不觉得惭愧，具有韩信、黥布的气度。得志以后，抛弃旧恶，真是宽厚的长者啊!”

魏文帝曹丕问王朗等人说：“从前子产治理郑国，人们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的才能与君主的德行，哪个最好?”

王朗回答说：“君主以德治理，那么臣下就感念他的恩义而不忍心欺骗他；君主明察秋毫，那么臣下害怕被觉察而不能欺骗他；君主严明刑法，那么臣下就害怕被处罚而不敢欺骗他。以德治理，让臣下感激恩义，与依靠道德礼仪来治理，使臣下懂得羞耻而行为合乎准则，效果是相同的；靠明察秋毫和让臣下害怕犯罪，与依靠政治法令来治理，使臣下遵守法令而免受处罚，达到的目的也是相同的。这两种方法差别很大，关键在于君主权衡把握，而不只是计较细小的差别。”

有人问说：“东汉末年，靳允为了守城，置母亲的安危于不顾，可以称得上是忠吗?”

徐众说：“当时靳允与曹操之间没有形成君臣关系，所以从道义上讲，靳允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从前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因此自杀，以坚定王陵的意志，然后跟随刘邦尽忠尽节。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开方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回国看望父母。

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可以提拔他为丞相，但管仲却认为他不怀念自己父母，又怎么会爱君王呢，不能做丞相。因此要去孝子之家寻求忠臣。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还有一个事例，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获，刘备就让徐庶回去。想得到天下的人，要顾全儿子对母亲的感情，曹操也应该让靳允离开。”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派程昱留守甄城。这时，张邈叛变。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吕布把范城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归顺。曹操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要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靳允流着眼泪说：“一定守好范城，不敢有二心。”

有人问说：“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都能放下架子，生活俭朴，但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却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范晔说：“认为仁对自己有利的人，就可能以仁为手段来谋取利益；真正实行义的人，不刻意去实行义，但行为却总能合乎义。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爱妾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将此作为美谈。汉武帝时的宰相公孙弘穿身布衣，监察御史汲黯讥讽他假装简朴。”

他们的行为是一样的，但是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却受到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自然的实行仁义与借仁义来谋利二者的差别吗?仁义的人安心实行仁义，智慧的人把仁义当做有利的事去做，害怕犯罪的人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比较这几种情况，他们实行仁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差别，但考察他们实行仁义的动机，却各自不同。安心实行仁义的人，是本性善良；把仁义当做有利的事的人，是努力地去做；勉强实行仁义的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三者相比较，当然是安心实行仁义的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