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端派大将朵那带兵到西藏调查一圈回来汇报，问：“西藏怎么样呢，能争取西藏人跟我们合作吗？”“讲宗教的信仰啊，当数噶当派修养最好，宗教的造诣很深；要讲到占有的地方面积的话，止贡派占地最广；但是真正得到人望，在西藏受到了各地领袖支持的，还是萨迦班智达，他是大、小五明都精通的。”
藏族的学术有个学科分类法，是按照佛教分类的，有大五明、小五明，“明”就是“学问”，是“知识”，比方说，因明就是逻辑学，声明就是梵语学，内明就是佛学，工巧明就是现在的绘画等技艺，医方明就是医学，这是大五明；小五明就是诗词、韵律、舞蹈、藻语和计算。大五明、小五明都会的就是“班智达”，“博士”在藏文里的翻译就是“班智达”。藏区的班智达他是第一人，所以他的名字叫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波，他的名字后面有个尊号叫做“贝桑波”（dpal-bzang-po），意思就是“吉祥贤”，也是第一人。
元代蒙古人做了很多事情。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总有个希望，慢慢地壮大，以后作为全中国的主人，实现“问鼎九州，逐鹿中原”，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有成功。蒙古人是成功的，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成功地统一了整个中国。忽必烈统一中国以后，在文化上做了许多重要事情，曾集中了一批各民族的佛教学者，懂汉文、懂藏文、懂梵文的，进行了一次汉藏文佛经（《大藏经》）对勘，这次对勘工作留下了一个目录，叫《至元法宝勘同录》，“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法宝”就是佛经。这是个很了不起的工作，是蒙古人在文化上作的贡献之一。
蒙古人的国策决定了他要和西藏人合作。蒙古人原来信仰的是萨满教，萨满教是个带有原始性的宗教，没有具有思辨性质的、讲出人生道路的思想，它是拜神、治病、打鬼、跳神，属于巫占这样的东西。蒙古人感觉到藏传佛教和内地佛教比起来，更容易接受，而且很愿意和藏族合作，因为蒙藏合作对于他统治全中国更有利。
在忽必烈掌权称帝之前，阔端王就对萨迦班智达说了，“班智达，你很了不起，我们合作吧！”班智达去凉州时已六十三岁，从后藏（萨迦）出发，经过拉萨的时候让他的两个侄子——十岁的八思巴和七岁的恰那多吉——在大昭寺受沙弥戒，带着他们到蒙古去，这很清楚，是把两个孩子带去做人质，表示真心归顺了，蒙古兵不要再到西藏来了，我把我的两个侄子都带来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一路到了凉州。当时窝阔台驾崩，按蒙古人的规矩，大汗死后，宗室汗王要进行选举，选新的大汗。阔端当时去参加选举了，不在凉州。最后选的是蒙哥（就是宪宗）。阔端回到凉州以后和班智达见面了，很高兴地说：“你真是了不起呀，你来了我很高兴，现在我委托你向西藏人发一封信。这封信，你就说你来这里的感受怎么样，我们蒙古的情况你也清楚，我的军队、我的兵力你都清楚，我们的计划你也清楚。过去跟我们作对的畏兀儿、西夏人等等，他们的下场你也清楚，你写封信吧。”班智达就如实地写了。这封信后来收在班智达的文集里面。(www.xing528.com)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把这封信翻译出来，发表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上，信的名称叫做“致说藏语的各地高僧大德领袖人物的公开信”。他就讲：汗王（阔端王）怎么厉害，他对各个民族来归顺的人待遇如何不同，对我如何好，对我们西藏人如何好，现在我从整个形势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归顺。为了避免生灵涂炭，我的两个侄子也来了，汗王说：“你的两个侄子，一个（八思巴）叫他继续学习藏文，继续学藏传佛教，接你的班；另外一个（恰那多吉）叫他学蒙古文，学蒙古语，跟我们合作干事。”后来，恰那多吉尚主成了驸马，一位公主嫁给了他。
萨迦班智达这封信发出去以后，影响很大，西藏人就开始跟阔端王合作了。后来几乎同一年，先是阔端王爷，后是萨迦班智达，两个人都去世了。
萨迦班智达和王爷一死，蒙古朝廷（宪宗）就把西藏封给他的弟弟忽必烈掌管。忽必烈带兵经过六盘山南征打到云南去，绕了一大圈，就在去六盘山的路上，在风沙大漠之中，想召见萨迦班智达，可是萨迦班智达已经不在了。“不在了，那谁在？”“他的侄子八思巴在，十五岁了。”“好，就召八思巴来。”八思巴来了，忽必烈见到他后非常高兴。后来忽必烈登基，成为元朝第一个建极以后的皇帝，藏族管他叫“薛禅皇帝”（ser-chen rgyal-po）。八思巴被封为国师，是国家的宗教顾问，后又晋级为帝师，是皇帝的老师，地位很高。忽必烈对八思巴说：委托你萨迦人，委托你管理西藏地方。这样就在朝廷里，在六部之外单独设一个机构叫宣政院。宣政院管什么？管两件事：一、天下释教，就是全国佛教归你管；第二、西藏地方，就是西藏地方归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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