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繁荣的污点，除了古代各国所共有的奴隶制度以外，就是其对各省剥削的半依赖性。意大利之所以免征捐税，是因其自各省获得很多劫掠的财富和纳贡。对于这些省份而言，有些财富的发展，都应归属于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在恺撒以前，罗马把各省划为征服的领土，各省的居民都属罗马的臣民，而只有少数是罗马的公民。所有各省的土地都是罗马的财产，由帝国政府依约予以收回的方式，分赠给人民所有。罗马为了减低暴乱的可能性，将所征服的地区分割为各个小邦，禁止省与省间发生直接的政治关系，故而到处都赞成工商界反对下层阶级。分治是罗马统治的秘诀。
西塞罗在指责威勒斯时，也许有点夸张，他描写在罗马共和时期，地中海的各个国家，都是一片荒凉：“各省都是哀怨叹息，人民怨声载道，所有的王国都反对我们的贪婪、残暴；从海洋的彼岸，无论远近，没有一个地方不认为我们是荒淫、不义的。”元首政治对各省的措施较为自由，但并非由于慷慨所致，而是基于审慎管理的需要。税捐并不太重，当地的宗教、语言及习惯，均受到尊重，除对政权不得加以攻击外，也有言论的自由。当地的法律，凡与罗马的利益和主权无抵触者，一律予以保留。由于其采取具有弹性的贤明措施，故在所属的各邦之内与各邦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阶级和特权；有若干城邦，诸如雅典和罗得斯港，都是“自由市”；他们不必纳贡，不受省总督管辖，而且只要他们能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宁，他们就可以自行管理其内政，不受罗马的干预。有若干古老的王国，如努米底亚（北非古国）及卡帕多西亚（在小亚细亚道拉斯山脉以北），获准保留其国王，但这些只是受到保护的罗马“臣民”——受罗马的保护和政策的左右，而且在罗马有所要求时，要以人力和物力来帮助、支援它。各省的总督，则独揽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限制总督权力的，只有各个自由市和罗马公民有向皇帝上诉的权力，以及由其省财政官所行使的财务监督权。这种近乎无所不能的权力，招致泛滥。虽然在元首政治统治下，因省总督任期延长及其丰裕的俸给，与其对罗马皇帝所负财政上的责任，使贪赃枉法罪大为减少，但我们仍然可自普林尼的信札中及史学家塔西佗的若干记载中获悉，1世纪末期的罗马，勒索和贪污并不是罕有的事情。
征收捐税是省总督及其助理人员的主要任务。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每一省都实施户口调查，以评定其应课地价税及财产税——包括牲畜和奴隶。为了刺激生产，以1/10的捐款代替固有的纳贡，故“征收员”不必再征收此类的税款。他们只收港口税，管理若干国有森林、矿产及公共工程的事务，并希望各省都能为每一位新皇帝奉献一顶金质皇冠，并支付省政的经费。在若干情形下，各省也以大量的五谷运往罗马。在东部仍然维持着古老的祷告仪式，并扩散到西部，在这种祷告仪式中，当地或罗马政府可以“要求”有钱人提供战争的贷款，为海军的舰只、公用的建筑、灾民的粮食，或为庆祝与演唱的歌舞团捐献。(www.xing528.com)
西塞罗在担任督察官的职务以后，曾辩解说，各省所缴纳的捐税，只够支付行政和国防的费用。“国防”包括对暴乱的镇压，而“行政”则推定其包括各项津贴，因此使罗马产生许多百万富翁。我们必须了解，无论用什么力量来建立安全与秩序，我们都要派出收税人员去征收，以期能获得较其所需费用更多的捐税。然而，不管所有的捐税如何，在元首政治统治下的各省，仍然繁荣不衰。罗马皇帝和元老院，对各省官员实施审慎督导，并对在其住地以外地区行窃者加以严厉惩罚。最后，自各省获得的过多财富，则以其作为货物的支付费用返还各省。因而使其工业获得支持，结果各省都比完全仰事寄生的意大利强大。据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说，政府最重要的贡献，应该给予人民两项福祉：自由与和平。他写道：“有关和平，因为所有的战争都已结束，现在可没有占领我们的需要了。有关自由，我们有了政府（罗马）所留给我们的。也许，如果我们要有更多的话，则可能不是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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