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与基督：大法家的责任与法律混乱

法律最足以说明罗马精神的特征。在历史上，罗马代表秩序，就如同希腊代表自由。希腊留下的民主与哲学，成为个人自由的依据；罗马留下的法律与政绩，则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如何将这两种不同和极端相反的遗产相互协调，是伟大政治家的责任。

法律是罗马史的精髓，所以罗马史与法律便无法划分。本章系对以前与以后所述加以概略的补充。罗马的法律酷似英国——没有固定性成文的约束，而是由连续不断的判例予以领导，领导而不阻止其变革。由于人民财富的增加，生活的逐渐复杂，议会、元老院、地方首长和帝王都在颁布法令。法典扩充之速有如帝国领土的伸张，其威力并可立即达到任何新辟的国境。罗马为了训练律师，指导法官，为了使人民不遭受非法的判决，对于法律势必制成有系统而容易被人了解的形式。为了达到这种要求，普布利乌斯·穆西乌斯·斯卡埃沃拉（Publius Mucius Scaevola，执政官，公元前133年）与其子昆图斯（执政官，公元前95年）曾致力于简化罗马法，使它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西塞罗的法学著述不但洋洋大观，并且编著了一项标准法典以图保持他个人已得的财富和已失的信心。马略与苏拉（将军与执政官）两人有不同的法律创制，庞培是强而有力的法律，恺撒是革命性的立法，奥古斯都则有他的新宪法。这些法律，不知给那些有志统一立法的人造成多少困扰。著名法学家安提斯提乌斯·拉贝奥（Antistius Labeo）指出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政权是由篡夺而来，而宣布他们的立法无效，于是更加重了法律的混乱。及至共和帝政趋于稳定，首先以压力执行法律，继而以法律施行压力，其新法始获得人民和法界的承认。到公元后两三百年间，罗马法终于在西方奠定了根基，可与希腊的科学和哲学奠基相提并论。

恺撒虽曾定下统一立法的目标，直到哈德良（公元117年）时才实际开始。哈德良是受教育最好的罗马君主，他招集一批法学家为其枢密顾问，责成他们把军事执政官们历年变化无穷的政令代以永久性的政令，以便让意大利未来的法官们遵守。

希腊自梭伦以后即无法学著作问世，也无法典。不过希腊在亚洲和意大利的城市都有很完备的都市法。哈德良曾遍游这些城市，故对它们的情形甚为熟悉，他可能受了它们法制的影响而从事罗马法的改进与整理，到他的继承人安东尼时，法典编纂工作继续进行。由于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在罗马半官方中享有相当声誉，所以罗马法颇受希腊影响。斯多葛派人士认为法律与道德必须一致，只要有犯罪的意图就是犯罪，无犯罪意图而有犯罪行为者不算犯罪。在该派熏染之下，安东尼主张凡是疑案的判决都须有利于被告，嫌犯在罪证未确定之前不能视之为罪犯——这是文明法律两项崇高的原则。(www.xing528.com)

法律既受到君王的重视，使法学方面的人才辈出，皇帝法律顾问萨尔维乌斯·朱利阿尼乌斯（Salvius Julianius）因为学识丰富刻苦进修，经元老院票决予以双倍的薪俸。他的《答疑集》（Responsa）被认为是条理分明，他的汇编对于民法与军法的编纂有条不紊，《执政官永久诏令》（Praetorian Perpetual Edict）就是他以首席顾问的身份制定的。又有一个名叫盖乌斯的法学家，他的法律在1886年由德国史学家尼布尔所发现，而今被认为是查士丁尼以前《罗马法》的权威，在他60年以后，帕皮尼安（Papinian）、保卢斯和乌尔比安3人使《罗马法》达到高峰，当司法行政成了暴力和动乱的牺牲品时，他们予以合理的订定并使之趋向一贯。他们之后，这种伟大的科学便趋没落。

[1]本章所讨论的内容，可能无助于律师和引发其他人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