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与基督：昆体良的经典文学批评

当韦斯巴芗在罗马设立修辞学的国立教席一职时，他派给了一个生于西班牙的人——像白银时代许多作家一样。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是在公元35年（？）生于卡拉古里斯（Calagurris）。他到罗马去学修辞，并在罗马开设修辞学校。学校中知名的几位学生有塔西佗及小普林尼等人。尤维纳利斯形容他年轻时的仪表为：英俊、高贵、聪明、教养好、声音及表达能力优异，有元老院议员的风范。他在老年时退休，把《演说训练》（Institutio Oratora，96年）以古典的体裁写出，以指引他的儿子。

我想，这部作品将是我给我儿子的遗产中最珍贵的部分，他的才能是如此杰出，所以需要父亲给予最热切的培养……我不分昼夜地追求这个计划，加速它的完成，唯恐死亡使我未完成的大事中辍。不幸的事如此突然震骇了我，不料现在我辛勤的结晶，除了我自己以外谁都不感兴趣……我已经丧失了当初塑造他的最高期望，我原用以安慰我的余年的一切希望都依赖他身上了。

他的妻子在19岁时去世，给他留下两个儿子：其中一个5岁即已夭折，“有如夺走了我的双目之一”；而今另一个也去了，“抛下了这位老先生‘比我一切最亲近、最亲爱的人多虚度几年’”。

他对修辞学下的定义是能言善道的科学。演说家的训练应该在出生前开始：最好他应该出身于教养良好的家系，这样他才能从潜移默化中得到正确的言谈和良好的礼仪；只有一代不可能成为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绅士。未来的演说家应该研究音乐，使他懂得音乐的和谐；应该学舞蹈，使他的姿态优雅而有韵味；应该学戏剧，用姿态和动作使他的辨才富于活力；学健身术，以使他保持健康和体力；学文学，以构成他的风格，训练他的记忆，装备各种伟大的思想；学科学，使他对自然有些了解；学哲学，以便在理性的要求下与智者的教诫下塑造他的性格。一切准备都有了，但是若没有虔诚的行为及高贵的精神以产生演说时那种无可抗拒的诚心，仍然毫无裨益。然后，学生必须要尽量多写，并且要用最大的细心。这是一项艰苦的训练，昆体良说：“我深信，在我的读者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计算它的金钱价值。”

雄辩的本身具有5个方面：观念、组织、格调、记忆及表达。选好了题材，清晰地想出宗旨之后，让雄辩者从观察、询问及阅读中去搜集资料，然后以合乎逻辑及心理学的要求予以安排——以使它的每一部分都各得其所，像几何学一样自然地逐次引申下去。一个组织严谨的演说包括前言、命题、证明、反驳及结论。只有需要完全记忆时，讲词才应该写出来，否则，书面资料的零碎记忆会阻碍或混淆临时组成的体裁。倘若是书面的，就必须要小心。“如果写得快，就永远无法写好；先要写得好，不久就能写得快”；要避免“时下作家群中视为时髦的听写练习”。“清晰是第一要件，然后是简洁、华丽及有力。”他严格地予以反复改正：(www.xing528.com)

删节的重要不亚于写作。修改掉夸张的部分，把平凡的地方提高，紊乱的地方重新安排，把生硬的语言加上节奏，太过于果断的地方要修改……改正的最佳方法是把写好的东西搁置一段时间，如此我们再看到它时就可能有耳目一新之感，就如它是另一个人的作品一样，如此，我们便不致把自己的作品像对待初生婴儿一样地情感用事。

表达一如作曲，应该触动情绪，但却要避免华丽而过多的手势。“使我们的演说流畅的，是感觉及想象力”，但是，“举手大叫、气喘吁吁、摇头摆尾、双手合击、拍腿、捶胸、打前额，你会直接进入你听众中较低下者的印象中”。

除了这些宝贵的意见之外，昆体良在他第12部书中又加入了自古相传的最佳文学批评。他热心地论到古人与今人之间的古今战争，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令人置疑的事实。像弗龙托一样，他不希望返回加图及恩尼乌斯时的粗陋单纯，更为甚者，他要避开塞涅卡“耽于情欲及感染的”影响，他偏爱西塞罗的刚健而又优美的讲词，以此作为学生的模范。西塞罗实是一位胜过希腊人的罗马人。昆体良自己的风格往往具有教师的味道，为定义、分类及区别所黏滞，只有在斥责塞涅卡时才振振有词，但那也是一种有力的风格，他的威严时常点燃人性与机智的特性。在善意的文字后面，我们总可感受到他那宁静的善良。他的作品，对道德有刺激的作用。也许有幸能亲聆他训诫的罗马人从而做了一些道德的革新工作，这种革新胜过了任何文学上的异彩，抬高了小普林尼和塔西佗时代的尊贵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