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复兴：恺撒与基督，引领罗马走向文艺巅峰

西庇阿左右这一群人的基本目标，是要鼓励文学和哲学，使拉丁语文成为美好流利的文学媒介，诱导罗马人去沉思于希腊的怀春之诗，并为好的诗及散文著作准备读者。公元前204年，大阿菲利加·西庇阿显示了他的性格，欢迎加图带来的一位诗人来到罗马，老加图是西庇阿的死对头，凡是代表西庇阿及其朋友的一切事情，无不反对。这位诗人昆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公元前239年生于布伦迪西姆（Brundisium）附近，其父母分别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他在塔兰托接受教育，当时在塔兰托舞台演出的希腊戏剧，使他热情奔放的精神深受感动。他当了兵，在撒丁作战，以勇敢获知于加图，加图是萨尔迪纳的财务官。到了罗马，恩尼乌斯以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为生，也向他的朋友们背诵自己的诗，不久就进入西庇阿的圈子内。

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诗的形式，他没有试过。他写过几部喜剧，悲剧则至少有20部。他很喜欢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此人也像他一样，轻浮而思想激进，惯以这样的伊壁鸠鲁式讽刺语，来挖苦虔信宗教者：“我向你承认有神，但是神并不关心人的作为，否则就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这是罕见的。”据西塞罗说，听众对他这几句话大为喝彩。恩尼乌斯曾翻译或意译欧里庇得斯的《圣史》（Sacred History），此书辩称，诸神只是那些已死的英雄们被大众感情奉为神罢了。恩尼乌斯也不免有一种神学，因为他曾宣称，荷马的灵魂曾到过许多人身上，包括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及一个最骄傲的人在内，现在则在他恩尼乌斯的身上。他热情地写了一部《罗马编年史》，自埃涅阿斯（传说的罗马祖先）至皮拉斯，直至维吉尔以前，他的这部编年史始终是意大利的国家之诗。这部史诗还有少数部分留存至今，其中最著名的一句，为罗马的保守分子百诵不厌：

罗马凭借其古道德及伟人而立国。

这诗是一种革命，它用势如潮涌而又伸缩自如的希腊六音步史诗（Greek epic poetry），来代替不严谨的纳维乌斯的《农神史诗》（Saturuian Verse）。恩尼乌斯改造拉丁文形式，赋予其力量，他的诗充满思想食粮，且在方法、语汇、主题、思想各方面，替卢克莱修、贺拉斯及维吉尔等做了准备。在他生涯的顶点，还写了一篇论文《论味觉的愉快》，接着他就死于痛风，享年70岁。临终时自己写了一篇骄傲的墓志铭：

不要为我流泪，也不必为我的去世而悲伤；

我永远活在人们的嘴唇上。

恩尼乌斯事事成功，只有喜剧失败了。或许是他太重视哲学之故，忘记了别人对他的忠告：“人必须哲学化，但不能太过。”人民喜欢笑话而不喜欢哲学，所以使普劳图斯发财，恩尼乌斯贫穷并没有错。同样的理由，在罗马，人民也很少鼓励悲剧。帕库维乌斯（Pacuvius）和阿克齐乌斯（Accius）的悲剧，被贵族们喝彩，却被大众所忽视，终于给时间遗忘了。

在罗马，也如在雅典一样，戏剧是由国家官吏们主持公演，或作为某一宗教节目庆典之一，或作为某些文人的葬礼仪式之一。普劳图斯与泰伦提乌斯的戏台是这样构成的，以木架支持一个布置着装饰的背景。其前面是一队圆形的管弦乐队，或一个跳舞用的平台，在这圆形的后半部则为剧台。这种不坚牢的结构，每次节目过后就拆掉，像我们今天的检阅台一样。观众在露天处站立，或坐在自己带来的小凳子上，或蹲在地上。直到公元前145年，罗马才建筑了一座戏院，仍旧是用木材架成，上无遮盖，但已仿效希腊的半圆式戏院，有了固定的座位。入场不收费；奴隶可随主人入场，但不许坐；女人则只许进入后位。在戏剧史上，这时期的观众可能是最暴躁和愚蠢的——站着的一群人，你推我挤，人声嘈杂。说起来很可悲，报告节目的演员常常要请求观众肃静或改善态度，而粗鄙的笑话与陈腔滥调的思想，常因观众没有听懂，而必须一再重演。有些报告节目的演员要求母亲们把孩子留在家中，或对喧哗的小孩们加以恐吓，或劝告妇女们不要交头接耳；甚至已刊行的戏剧，在其演出当中，也仍有这类情况出现。如在有奖的拳赛或走绳表演中，则无论愿不愿意，戏剧都要暂停，等待使人更兴奋的表演完毕，再行续演。在一出罗马喜剧结束时，有一片嘈杂声，使人们都知道，戏已经演完，观众正在喝彩中。

罗马舞台上最出色的是演技。主角通常由剧团经理人自己担任，他是一个自由人；而其他演员，则大都是希腊奴隶。任何市民，做了演员之后，就丧失了他的民权——这种风俗一直保持到伏尔泰（Voltaire，18世纪法国悲剧家）时为止。女性角色皆由男人扮演。由于观众很少，这时代的演员并不戴面具，只要脸部化妆及戴假发就够了。约在公元前100年，由于观众大增，为辨别剧中角色，面具便成为必要而不可或缺的东西；罗马人称面具为“Persona”，显然是由埃特鲁斯坎人的面具“Phersu”一词而来；剧中的角色则称为“dramatis personae”，意为戏剧中的面具。悲剧演员穿的是高鞋子或厚底靴（cothurnus），喜剧演员则穿平底鞋或软鞋（soccus）。演员唱歌时，由一支笛子伴奏；有时候，另由一些歌手代唱，演员只像哑剧般表演动作。

普劳图斯的喜剧是用粗鄙的和现成的抑扬诗句写成，其韵律及内容全都仿效希腊的模式。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拉丁喜剧，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取材于希腊戏剧，或把希腊的数剧合并为一；通常是选自菲利蒙（Philemon）、米南德（Menander）或雅典新喜剧的其他从业人的作品。希腊原作者及原书名，一般皆在书名页上写明。希腊阿里斯托芬所编的及其他古代喜剧，则在《十二铜表法》中有一条禁令：禁止采用，依此禁令，政治上的讽刺要处以死刑。剧作家大概就是因为害怕触犯这个处死的禁令，所以把希腊的舞台、剧中人、习惯、名字甚至其硬币，皆保持着其原名原状；但对于普劳图斯这个时代，罗马法律或已禁止把罗马人生活完全搬上舞台。罗马的警察监督，也包含粗鄙和淫秽的表演在内，但是，管娱乐的官吏宁愿观众愉悦，不肯提高戏剧的素质；而罗马政府也未因观众不顾此一禁令而感到不愉快。观众们宁愿看广泛的幽默，而不喜欢智慧的谐语；宁愿粗俗下流而不愿巧妙的表演；宁愿低级趣味的作品而不要诗；宁喜欢普劳图斯而不喜欢泰伦提乌斯。

普劳图斯的全名是Titus Maccius Plautus，直译是平脚小丑提图斯（Titus），他于公元前254年首先进入罗马东北的翁布里亚，到罗马后，做舞台布景道具管理员。他辛勤积蓄，积极投资戏剧，完全亏光。他为吃饭而写剧本。有些略懂希腊戏剧的人，很喜欢他所采用的希腊剧本。他又因此赚了钱，并取得罗马市民的身份。他是世俗人中的一个，充溢着愉悦，身体很强壮，与每个人同笑，也取笑每个人，但是，人们都感觉到他是善意的。他写作或重编了130种剧本，其中有20本留传至今。《吹牛军人》（The Miles Glorisus）这个剧本，是一个自大军人的诙谐生动的描写，他的仆人存心说谎骗他：

仆人：你看见昨天拦住我说话的女孩子了吗？

上尉：她们说些什么？

仆人：啊，当你走过时，她们问我：

“什么？是伟大的阿基利斯（Achilles）在此吗？”

“不，是阿基利斯的兄弟。”我答道。接着另一位女孩子又问：(www.xing528.com)

“托斯（Troth），他很漂亮！多么高尚的一个男人！多么美的头发！”……

于是她们二人一致要求我，使你今天再到那里散步一次，

那么一来，她们可以更清楚地看你一番。

上尉：长得这么漂亮，真是讨厌死了！

《安菲特律翁》一剧是取笑霍韦神的，他假扮阿克梅娜的丈夫，要求他自己目睹自己的宣誓，并向朱庇特献上虔敬的牺牲。这个女人于被奸污的第二天，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剧终，普劳图斯请神宽恕他，并以群众的喝彩尽量归之于神。这个故事证明，在普劳图斯时代的罗马、米南德时代的雅典、莫里哀（Mo-liere，17世纪法国名喜剧作家）时代的巴黎，或我们自己这时代的纽约，都同样地为大众所爱好。《一罐金子》（The Aulularia）一剧，是描写一个守财奴的故事，比莫里哀的《吝啬鬼》（Avare）一剧写得较为同情。这个守财奴把自己指甲剪下来的屑片收藏起来，并伤悼他所流的眼泪浪费了水。《孪生兄弟》（The Menaech-mi）一剧是双生子的老故事，其中的最高潮——为莎士比亚喜剧《错误》（Er-ros）的来源。莱辛（Lessing，18世纪德国戏剧家）认为，普劳图斯的《俘虏》（captivi）一剧，是所有上演戏剧中最佳的；普劳图斯自己也很喜欢此剧，他在序幕上说：

这不是平凡的戏剧，与其他各剧不同；

这里没有别人不能引用的猥亵句子，

已没有作假证的鸨母，也没有邪恶的乡妇。

这话一点不假；但是，情节太过复杂，过于依靠不可能的偶发事件和启示，因此，对于死去的历史的反感意识，或将原谅了其过去。使这些喜剧成功的原因，并不是上古时代的剧中情节，而是因为剧中富有幽默的意外事情，富有像莎士比亚剧中那么坏的开玩笑的双关语、猥亵的吵闹，还有他们的妇女楼座，及他们偶发的感情。每一出戏剧演出，观众们皆相信必有一个爱情故事，一次勾引，一个漂亮和高尚的英雄及一个很聪明的奴隶，其他角色加起来都不及他的智慧。在戏剧方面，罗马文学一开始就接触了平民大众，它披上希腊的伪装，进入到日常生活的真实，是拉丁诗所做不到的。

可能就在普劳图斯死的那一年（公元前184年），泰伦提乌斯诞生了。他的全名是Publius Terentius Afer（今通做泰伦斯[Terence]），生于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家中，可能也还有非洲人的血统。他的初期故事不详，只知道他出现于罗马，初为泰伦提乌斯·卢卡努斯（Terentius Lucanus）（元老院议员）的奴隶。这位参议员发现这个羞怯的孩子是个天才，就让他受教育，并解放了他的奴隶身份；这位青年感激之余，取了他的主人之名为自己的名字。当时支配罗马戏剧界的，是史泰迪阿斯（Caecilius Statius）的喜剧，然而他的作品现已全失。当我们听到“这个一文莫名的可怜孩子”泰伦提乌斯如何走进史泰迪阿斯家中，把自己的《安德里亚女子》（Andria）剧本第一幕向他诵读时，我们不禁为罗马人的态度而欣慰。史泰迪阿斯听得津津有味，便邀请这位青年诗人共进晚餐，并以羡慕的心情听完其余各节。不久，泰伦提乌斯又引得艾米利阿努斯（Aemilianus）及盖乌斯·利略二人听他诵诗；他们二人心中最喜欢的是经过润色的拉丁文，便希望泰伦提乌斯以这种文字为其风格。自此之后，就有闲言闲语，据说盖乌斯·利略正为泰伦提乌斯写剧本——这位圆滑而谨慎的作家听到此说，既不证实，也不否认。泰伦提乌斯或是受了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圈子内令人尊敬的大希腊主义的感动，诚心诚意地忠于希腊原剧，他的剧本都用希腊原题，且避免提到罗马人的生活，他自称只是一个译者——对于他的作品，这是相当谦虚的一种说法。

史泰迪阿斯所喜欢的泰伦提乌斯的第一个剧本，结果如何不详。泰伦提乌斯所写的第二个剧本《婆母》（Hecyra）却失败了，因为观众们偷偷溜走，去看斗熊去了。公元前162年，幸运之神向他笑了，他在那一年演出了他最有名的戏剧《自寻烦恼的人》（Heauton Timoroumenos）。此剧的故事是这样：一个儿子看中了一个女孩，他的父亲禁止他与那个女孩结婚，可是儿子还是结了婚。父亲不再承认其子，并把他赶出家门。其后，父亲懊悔不已，便不肯再触及自己的财富，自做苦工而活，过着贫苦的日子。一个邻居自愿为他们父子做调停人，那个父亲问他为什么那么好，对别人的苦恼感兴趣，其邻人答复他一个举世著名的句子，曾博得全体观众同声喝彩：

我是一个人，我认为凡是人，都不是外人。

翌年，他的另一新剧《阉奴》（The Eunuch）更受欢迎，一天之中演出两次（当时是罕见的事），而自早晨到夜晚，他得了8 000个小银币（等于1 200美元）。几个月之后，又演出《福尔末翁》（the Phormio），是以剧中的仆人之名为剧名。这个仆人很机智，曾在其小主人的父亲盛怒之下，救全了小主人的性命；博马舍（Beaumarchais，18世纪法国大喜剧家）笔下的那个精力旺盛的费加罗（Figaro，剧名《费加罗的婚姻》，为世界名剧），也就是以这个仆人为蓝本的。公元前160年，泰伦提乌斯的最后一剧《兄弟们》（Adelphi）是在保卢斯葬礼比赛会中演出的。此后不久，这位剧作家就渡海前往希腊。在归途中，病死于阿卡迪亚（Arcadia），年仅25岁。

他的后面几部戏剧，相比没那么受欢迎，因为大希腊主义已使他赢得过于满盈的胜利了。他缺乏普劳图斯的活泼及幽默感，他从未想及罗马人的生活。在他的喜剧中，没有强悍的恶徒，没有任性的娼妓：所有剧中女性都被处理得很温柔，甚至连他笔下的娼妓也盘旋于贞德的边缘。有一些优美简洁的句子及值得记忆的片语，如hinc illae lacrimae（于是，他们流泪了），fortes fortuna adiuvat（幸运只赐于勇者），quot homines tot sententiae（像男人那么多意见）（译按：那些戏剧都是用诗写的，美在音韵，译文只能译意，不能传神），还有其他100多句。但是要领悟那些句子，还得有哲学的智慧或文学的感受性，而这位非洲奴隶发现，这正是罗马平民阶级所缺乏的。观众并不留意于他的喜剧中含有一半悲剧，他的结构很好而进行缓慢的情节，他对于奇怪角色的精细研究，他的静静的对话及过于整齐的风格，以及他所用语言近乎侮辱纯洁等；观众们好像只感觉到罗马人与文学之间已有一条裂痕，永远没法加以弥补。西塞罗因为太接近卡图卢斯而无法了解他，又因为过于谨慎而无法爱好卢克莱修，所以他认为泰伦提乌斯是罗马共和时代的最好的诗人。恺撒评断他更公正，称赞泰伦提乌斯为“完美讲词的爱好者”，而惋惜其缺乏笑的功力，称它为“半个米南德”。但是，有一件事，泰伦提乌斯是做到了：这位闪族的外国人，受了盖乌斯·利略及希腊人的感悟，终于把拉丁语言改造成一种文学工具，才使下一世纪的西塞罗的散文及维吉尔的诗有出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