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项研究改变心理学：生活、变化与应激

Holmes， T.H.， & Rahe， R.H. （1967）.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1， 213 - 218.

每个人都知道应激这一概念。对大多数人而言，应激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消极的情绪体验。尽管给应激下定义并不容易，但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它，即应激是情绪的极端形式。以此而论，极度的恐惧、愤怒、悲哀，甚至是快乐都可能产生应激。请思考一下你最近一次处在应激状态下的情形：这种状态可能持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例如，你不得不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去住，你必须打一场官司，你与另一个人的关系出现了危机，你换了一种工作，或是失业了，或正经历着其他使你倍感压力的变化。你明白我所指的应激状态——它往往持续一段时间，而你则不得不时时应对它。你会如何面对应激状态？你能得心应手地应对它吗？你是否发现它正威胁着你的健康？

应激与疾病的关系是本节，也是托马斯·霍尔姆斯（Thomas Holmes）与理查德·瑞赫（Richard Rahe）的这篇著名论文所关注的焦点。请仔细思考并回答以下问题：你认为应激与疾病有关吗？我敢打赌你会非常自信地回答：“是的！”但是，如果我在二三十年前向当时的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仅有一小部分人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心理学界和医学界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已为应激与健康之间存在相关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并且他们已在认识和干预应激状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行为科学领域，关注该问题的人被称为健康心理学家。你是否注意到刊登霍尔姆斯和瑞赫这篇文章的杂志主要是关注心身疾病的？心身疾病是主要由心理因素而非生理因素所导致的健康问题。这些疾病是真实存在的，其不适感和疼痛都是临床上的真实症状。我们不应把心身疾病患者与那些幻想自己正遭受着疾病折磨的疑病症患者（hypochondriacs）混为一谈。

健康心理学家所做的很多研究业已证明：在生活中，当人们必须做出某种重大的内在心理调整，以适应某种外部变化时，其患病几率将相应地上升。我们将这些外部变化称为生活应激。生活应激的程度会随时间而变化，或许在过去或现在的某一段时间内，很多变化接连发生，而在另一些时候，你的生活状态则保持相对稳定。生活应激还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在生活中你所遭遇的变化的多少与别人所遭遇的并不相同。因此，如果我问你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经历了多少生活应激时，你将如何回答？很多？不多？还是中等？这些模棱两可的判断对那些致力于研究应激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科学家们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所以，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人员而言，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测量生活应激？

显然，研究者不可能把人们带到实验室里，使他们面对生活应激事件，并使某种疾病在短时间内发生。首先，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其次，它也不可能代表应激在真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霍尔姆斯和瑞赫决定编制一个书面量表以测量生活应激。他们认为，以前对一个人的应激水平的测量尝试仅仅停留在确定应激事件的数量和类型。他们提出我们应沿着上述研究路线继续探索以寻找一种测量各种生活应激事件所导致的不同应激程度的方法。这一观点背后的真正意图是：如果能编制出这样一种测量工具，那么它将把某个人的生活应激换算成一个分值，并将这一分值与他（她）的健康状况联系起来。

方 法

霍尔姆斯和瑞赫根据他们的临床经验，编制了一个由43项生活事件组成的量表，这些事件一般能使人们达到应激状态，因为它们均需要人们做出心理上的调整来加以适应。研究者将量表分发给394名被试，要求他们给量表上所列出的每一项应激事件打分。以下是施测时研究者读给被试听的部分指导语内容：

“在你打分时，请利用你已有的经验作答。这些经验指的是你的个人经验以及那些你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经验。有些人比别人能更好地适应周围的变化；有些人只对特定的应激事件难以适应或易于适应。因此，对于每个应激事件，请你给出你认为适应它所需要的平均水平，而尽量不要以极端情况打分一一在表中我们已给‘结婚’赋了一个任意值500，在你评佑其他的生活应激事件时，请问一问自己：这件事所需要做出的调整是比‘结婚’更多些还是少些？所要花费的时间是更长些还是更短些？”（第213页）

然后让被试以结婚的500分为参照给每项生活应激事件打分。如果他们认为某项生活应激事件比结婚需要的调整更多，那么，该分值将比500高，反之亦然。最后，研究者将所有被试给每个条目所打的分数加以平均，然后再除以10，从而得到各项应激事件的分值。

该研究的方法极为简单和直接。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在于测量所获得的结果以及该测量工具的应用，这一测量工具被称为“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简称SRRS）。

结 果

表6.6按顺序列出了43个生活应激事件的排列等级和被试给每一项应激事件所打的平均分。不难发现，“配偶的死亡”被列为应激程度最高的生活事件，而“轻微触犯法律”则被评定为应激程度最低的事件。仔细阅读这些条目，你会发现有两项条目已不适用于当今社会，我们必须对他们做出重大调整以反映自1967年以来所发生的经济变化，这两项就是“抵押贷款超过1万美元”和“抵押贷款不足1万美元”。你可能还会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条目都是消极的。根据霍尔姆斯和瑞赫给应激下的定义，像圣诞节、结婚，甚至是一次休假都可能产生应激状态，因为它们同样需要人们在心理上进行一定的调整。

表6.6　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

续表

为了检验评定的一致性，研究者把被试分成很多小组以便求出不同小组评定结果间的相关。研究者从多个维度对被试的评定结果进行比较。这些维度包括：性别（男、女），婚姻状况（已婚、未婚），教育程度（受过高等教育、未受过高等教育），种族（白种人、黑种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较低），年龄（青年、老年），宗教信仰（有、无）等等。结果显示，各组之间，相关系数都很高，这表明被试评定结果的一致性很高。这就意味着霍尔姆斯和瑞赫可以非常自信地下结论说：“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适用于所有人，并且它的准确性相当高。

讨 论

霍尔姆斯和瑞赫在他们的讨论中指出，所有列入“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的生活应激事件都有一个明确的共同主题。他们解释道，每当这些应激事件在生活中发生时，都需要做出某种程度的调整、改变或应对。他们写道：“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调整是指在现有的稳定状态的基础上的调整，而不是在心理意义、情绪、社会愿望上的改变”（第217页）。这就是为什么某些条目对一些人是积极的，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消极的了，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应激状态总会产生，而改变也总是必须的。

请注意，这篇论文所介绍的是一项运用“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所进行的研究。如果你想亲身体验一下的话，只需查看下面的条目表，并圈出最近一年在你生活中所发生的生活事件。每项生活事件都被赋予了一定分值，这一分值被称为“生活变化单元”（LCUs），然后计算你的生活变化单元总分，便能估算出你当前所面临的生活应激水平。现在请用一点时间来算算你的分值。如果你已经做完了这个测验，有没有觉得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一点没错，所缺少的正是这一分值的意义，也就是你得到的这一分值对你的健康意味着什么。毕竟这才是研究者们编制该量表的真正目的。

霍尔姆斯和瑞赫并没有止步于“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的编制，而是或继续合作或独立研究，试图找出人们的生活应激分值与患病几率之间的关系。

后续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作为一种检验应激与疾病之间关系的工具为很多研究者所使用。该量表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根据人们的生活变化单元分值对疾病进行预测。

图6.1　生活变化单元量与疾病的关系

早期的研究是让几千人填写“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同时让他们报告自己的既往病史。图6.1用图表的形式描述了这些研究发现（见Holmes & Masuda， 1974）。在另一项对2500名海军军人所做的测量中，研究者用“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记录了他们在上船执行任务前6个月的时间内生活变化单元的数量。在此后的海上执行任务的6个月期间，生活变化单元量低于100的军人平均患病1.4次；生活变化单元介于300～400的军人平均患病1.9次；而那些生活变化单元量在500～600的军人平均患病2.1次（Rahe， Mahan， & Arthur， 1970）。多年以来，这些研究连同其他一些研究都给予霍尔姆斯和瑞赫的观点以广泛的支持，也就是说，“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在预测与应激有关的疾病方面是有效的。这些研究发现也将使你明白，你的量表得分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的分值（特别是当它较高的时候）可以作为你在生活中所处的应激水平的一种指标，同时它也可以表示这种应激对你的身体健康将有多大的危害。不过，在你开始担惊受怕之前，已经有人对“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及其预测疾病的能力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讨论。

批评意见

从霍尔姆斯和瑞赫编制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以来，引起很多研究者对该量表的准确性及其应用价值的关注（参见Taylor1999年对这些批评意见的整理）。其中受到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既包括积极的生活事件，也包括消极的生活事件，而且这些生活事件中既包括那些个人可以控制和选择的事件（如结婚），也包括那些你无法控制的事件（如一个朋友的去世）。有研究已经表明，那些属于突发性的、消极的、不可控制的生活应激事件比那些积极的、可控的生活应激事件对疾病更有预测力。(www.xing528.com)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没能考虑不同人对某一特定生活应激事件会有不同的解释。例如，退休对某个人或许意味着其职业生涯的终结和被淘汰出局；但对另一个人而言，则可能意味着摆脱了单调枯燥的工作而重归自由。有研究者建议说，一个更精确的量表应允许人们检验某一生活应激事件并能用更严格的方法为此应激事件评定出更精确的分值。［ Cohen已于1983年据此编制出“应激知觉量表”（Th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

此外，该研究计算量表得分与疾病的相关的方法也受到了质疑。经过严密的统计分析后发现，生活变化单元值对疾病的预测力是相当低的。事实上，它只占导致病人患病的全部变异因素的10%。换句话说，如果你对1000个人进行测量，并了解在以后6个月的时间内是否有人患病，但事实上，在这期间会有很多变异因素导致人患病或是不患病。如果他们全都完成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你将发现在所有可能导致健康问题的因素中，生活变化单元量仅占其中的10%。这一数字从统计学上看，已能说明生活变化单元量与疾病存在的显著相关。但这也说明“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无法对疾病进行很好的预测。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你知道了某人的生活变化单元量，你对此人未来健康状况的预测当然比你没有掌握该分值时更准确些，但也仅仅是好那么一点点！

你或许会问，既然“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受到了如此严厉的批评，为什么它仍然那么重要，它仍然被收录到这本书里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不要忘了，心理学历史上的很多突破性成果后来都被人们证明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这并不会削弱它们对我们有关人类行为的看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至于霍尔姆斯和瑞赫的工作，尽管它自身存在局限，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应激研究工具，其重要地位在自它问世以来的三十多年间一直没有动摇过。

近期应用

尽管其他测量应激的工具正在编制的过程中或已经被编制出来，“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仍然经常被研究者所采用。在本书的这一版出版之前，我们对1997年至2000年中旬引用霍尔姆斯和瑞赫的量表的所有研究进行汇总，总数竟达367篇！这足以证明该量表的受欢迎程度。在本书的其他研究中，仅有一项研究的受引用频率比此项研究高。（参见“人格”一章中对罗特研究工作的讨论）此外，与霍尔姆斯和瑞赫的“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相似的统计数据，在最近20年间几乎年年可以见到。可见，在此要寻找几个有代表性的研究作为“样本”进行探讨，现在看来也不太可能。因此，我们只能简单提及一些最近利用“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在许多其他领域所做的调查研究。

一项借鉴“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的研究考察了老年人的生活应激及其应对较高受伤几率的能力之间的关系（Peterson等人，2000）。研究者比较了111名髋关节骨折的病人和一个近似的髋关节未受损伤的老年人群体。结果发现在生活变化事件的数量与髋关节骨折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因此，你不难发现，生活应激不仅能预测疾病，而且还能预测各种无论是由疾病还是由受伤引起的所有身体状况的变化。

在一项涉及2700名魁北克政府工作人员的大规模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检验了白领工作人员的药物滥用和应激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的确不出所料，即二者之间确有关系（Bourbonnais等人，1999）。研究者发现，甚至在控制了其他可能的因素，如社会支持、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收入、职业、酒精摄入量和体育运动的情况下，在精神类药物（如大麻、可卡因）的使用与工作应激之间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

最后，一项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探讨了把西方对应激的定义和理论应用于其他不同文化中的效度问题（Laungani， 1996）。以印度为例，作者发现，甚至“是‘应激’这个词就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这向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如何在非西方文化中使用‘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的问题”（第25页）。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中所描述的西方对应激的定义强加给其他文化的人们，那么我们便无法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提供一幅有关应激的本质和体验的确切图景。例如，对于那些处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如印度人、 日本人或以色列人）而言，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和诞生“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如美国人）相比，或许他们感受到的生活应激更少，也可能将另一些完全不同的生活事件看做应激之源（参见本书第七章的Triandis研究工作）。

其他应用“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的专业论文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但并不仅限于此）：吸烟、免疫反应、创伤后的应激失调、警务人员的职业倦怠、虐待儿童、乳腺癌、糖尿病、医学院考试合格率、慢性病、海湾战争对参战军人的配偶和孩子的影响、HIV感染及艾滋病、 自然灾害的心理影响、离婚和衰老等等。

结 论

尽管应激确实与疾病有关，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瑞赫本人曾建议，为了预测心身疾病，除了使用简单明了的生活变化单元量外，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一些其他因素也应加以考虑：

1.过去，你曾经历过多少应激事件。

2.你的应对技巧：也就是说在生活中的应激阶段，你的心理防御能力如何。

3.用于抵御你无法在心理上应对的应激事件的生理系统（如你的免疫系统）如何。

4.你是如何面对你的疾病的（如积极锻炼以求早日康复，寻求医疗帮助等）。

心理学与医学经过通力合作，正在逐步破译导致疾病的心理因素。心理学和医学已达成了一项共识：成功地治愈疾病必然涉及一个完整的人的两个方面——生理和心理。

Amato， P. （1993）. Children's adjustment to divorce: Theories， hypotheses ， and empirical support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5， 23 - 38.

Cohen， S.， Kamarck， T.， & Mermelstein， R. （1983）. A global measure of perceived stres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4， 385 - 396.

Gala， C. ， Pergami， A. ， Catalan， J. ， Durbano， F. ， Musicco， M. ， Riccio，M. ， Baldeweg， T. ， & Invemizzi， G. （1993） . The psychosocial impact of HIV-infection in gay men， drug-users， and hetemsexuals: Controlled investigation.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3， 651 - 659.

Holmes， T. H. ， & Masuda， M. （1974） . Life change and illness susceptibility . In B. S. Dohrenwend & B. P. Dohrenwend （ Eds.） ， Stressful life events : Their nature and effects. New York: Wiley.

Laungani， P. （ 1996） .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s of stress: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 3（1）， 25-35.

Moisan， J.， Bourbonnais， R.， Brisson， C.， Gaudet， M.， Vezina， M.， Vinet，A. ， & Gregoire， J. （1999）. Job strain and psychotropic drug use among white-collar workers. Work and Stress， 13 （4）， 289 - 298.

Norris， F. ， & Uhl， G. （1993） . Chronic stress as a mediator of acute stress: The case of Hurricane Hugo.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3， 1263 -1284.

Peterson， M.， Allegrante， J.， Augurt， A.， Robbins， L.， Mackenzie， C.， & Cornell， C. （2000）. Major life events as antecedents to hip fracture. Journal ofT rauma-Injury Infection and Critical Care， 48 （6）， 1096 - 1100.

Rahe， R. H. ， Mahan， J. ， & Arthur， R. （1970） . Prediction of near-future health change from subjects' preceding life changes.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Be-

search， 14， 401-406.

Taylor， S. （1999）. Health psyc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